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魯迅先生在《藤野先生》講過這么一件事：藤野先生批評魯迅的解剖學筆記，說你把血管位置挪了一下，雖然比較好看，然而真實情況不是這樣。魯迅有些不服氣，在心里嘀咕：“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于實在情形，我心里自然記得的。”

藤野先生和魯迅的這段對話，恰好可以視為歷史學家跟作家之間的一次交談。歷史學家要力求真實，最好能纖毫畢現地還原當年的景象，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絕不妄加揣測；而作家在閱讀史料時，內心卻沸騰著一種要改造真實生活的強烈沖動，使之更富戲劇性。

太史公雖然以史學家的身份彪炳千古，其實他內心深處，也隱藏著小說家的靈魂。《史記》里的《淮陰侯列傳》有過一段記載，講陳豨被劉邦派去鎮守代國邊疆，臨行前去和韓信告別，原文是這么寫的：

陳豨拜為鉅鹿守，辭于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

這一段描寫著實精彩，有對白，有動作，有心理刻畫，完全是小說的寫法。讀者覺得活靈活現，可掩卷細思，卻會覺得哪里不對：韓信明明讓所有人都退開，只拽著陳豨的手在庭院里密談，現場只有兩人。太史公你是怎么知道這么多細節的？連韓信的仰天長嘆和陳豨的內心活動都一清二楚。司馬遷一定有一顆強烈的文學之心，寫到這一段時實在忍不住想要渲染一番。《史記》的這種文學化敘事的傾向特別明顯，以至于魯迅先生在贊嘆它“史家之絕唱”的同時，還得補一句“無韻之離騷。”——這是屬于文學創作領域的褒獎了。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藤野先生當面質疑司馬遷說：“你把歷史細節挪了一下，雖然比較好看，然而真實情況不是這樣。” 司馬遷多半也會和魯迅先生一樣，不甘心地回答說：“文還是我寫的不錯；至于實在情形，我心里自然記得的。”

當然，司馬遷也罷，魯迅也罷，他們一個是記錄歷史，一個是記錄醫學，這兩個職責還是以真實性為第一要務。但作為以虛構為職業的小說家——尤其是歷史題材的創作者——每一次提筆，都會陷入藤野先生式的兩難困境：歷史是真實發生過的，同時也是殘缺不全的。真實與戲劇性如何抉擇？過于拘泥于前者，往往失之呆板；過于放飛后者，則有篡改扭曲之嫌。我們到底該在多大程度上遵循歷史，文學創作的平衡點究竟在哪里？

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就藏在亞里士多德的《詩學》里：“詩人的職責不在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發生的事。” 這里的詩人，其實就是后世所謂“小說家”。換言之，搞歷史題材的創作，并不一定嚴格遵循史實，可以適當夸張改動，但一定要依據真實邏輯來行事。以《鴻門宴》為例，它的描寫太精彩了，很難講是不是摻雜了虛構與夸張成分。但里面每一個人的行動模式，都符合他們在其時其地的身份與立場。比如項羽不顧范增催促放了劉邦一馬。原因很簡單，那一年項羽二十七歲，這位驕傲的年輕貴族已達到人生巔峰，贏得了全天下的敬服與認同。意氣風發的他無法預測未來，所以并沒有把這個年過五十的泥腿子老頭子當成致命威脅。很多人嘲笑項羽的優柔寡斷，其實是犯了事后諸葛亮的錯誤，沒有意識到項羽在那個時間節點的狀態——而太史公做到了，所以成就了千古名篇。

當歷史邏輯得到充分尊重時，便可以取信于讀者，在細節上無論怎么騰挪渲染，真實與戲劇性都不會彼此抵牾。這不是歷史上真正發生過的事，但卻是可能發生的。歷史的可能性，即是在細碎的歷史背后，尋找到那一個邏輯鏈條的存在。《長安的荔枝》的做法，庶幾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