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格麗德·溫塞特

薩迦（Saga）本意為口頭講述或吟唱，廣為流傳的中世紀北歐家族和英雄傳說多以此為名，現代斯堪的納維亞作家也時常采用這一體裁，其中以1928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挪威女作家希格麗德·溫塞特（Sigrid Undset，1882-1949）成就最為卓著。溫塞特獲獎作品《克里斯汀·拉夫朗的一生》（又名《勞倫斯之女克里斯汀》，1920-1922），三部曲包括《花冠》（Wreath）、《新娘》（The Wife）和《十字架》（The Cross），長達1400余頁，屬于“史詩級”巨著——評論家由此將其譽為“現代薩迦”。同時代俄國著名詩人茨維塔耶娃（1892-1941）對它更是推崇備至，宣稱“與《克里斯汀的一生》相比，《安娜·卡列尼娜》只是一個片段而已”。

溫塞特出生于丹麥西蘭島的卡隆伯爾格小鎮，她的父親是著名考古學家，致力于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居民史前生活的研究。她的母親是移居丹麥的蘇格蘭名門后裔，學識廣博。溫塞特是家中長女，在她兩歲的時候，父親受聘于克里斯汀尼亞（今奧斯陸）大學附屬的一家博物館，舉家搬遷至挪威。1888年起，她在奧斯陸的私人學校接受教育。1893年，父親不幸早逝，溫塞特從高等商業學校畢業后，選擇在一家工程公司擔任秘書，以微薄的薪水供養母親和兩個妹妹，業余并堅持閱讀與寫作。

1907年，溫塞特處女作《瑪爾塔·歐利夫人》（Fru Marta Oulie）發表，由于書中關于兩性關系的探討（小說開場白“我曾對我的丈夫不忠”）而引發軒然大波。兩年后，她摹仿冰島英雄傳奇體裁的小說《居納爾的女兒》（Gunnar’s Daughters，1909）出版，獲得評論界好評，并獲得政府的津貼，開始專心致力于文學創作。同年，溫塞特在國外邂逅挪威的天才畫家A. C.斯瓦斯塔，3年后兩人結為夫婦。

溫塞特早期作品還包括名作《燕妮》（Jenny，1911），作品所展示的人物心理刻畫及敘事技巧進一步奠定了她在文壇的地位。之后問世的《春天》（Spring，1914）、《鏡中的影像》（Images in a Mirror，1917）等小說，也廣受贊譽。隨后，溫塞特轉向中世紀歷史題材。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連續推出兩部頂尖級水準的巨著《克里斯汀·拉夫朗的一生》和《艾于敦松》（Audunson，1925-1927），包括《奧拉夫·艾于敦森》（Olav Audunsson）和續集《艾于敦森與他的孩子們》（Olav Audunsson and His Children），后者在技巧和境界方面，顯示出與前者同樣的圓融與成熟。

1924年，溫塞特與斯瓦斯塔離婚，并在同年改宗歸化為羅馬天主教徒，這在新教占據統治地位的北歐國家引起轟動，甚至被視為一樁“丑聞”（溫塞特被譏為“天主教夫人”）。此后她一直筆耕不輟，先后創作《野蘭花》（The Wild Orchid）及其續篇《燃燒的叢林》（The Burning Bush），以及《伊達·伊麗莎白》（Ida Elisabet）與《貞潔的妻子》（The Faithful Wife）。在上述中后期作品中，除了關于當代女性困境的描畫，也顯示出她改宗后日漸濃厚的宗教情結。

1939年，溫塞特的母親與女兒相繼去世，使她經受沉重打擊。1940年，德國納粹入侵挪威后，溫塞特轉道去往美國。她撰文抨擊納粹暴行，在美國及國際文壇贏得了巨大聲譽。經歷長達5年的流亡之后，溫塞特于1945年重返故鄉，并于1947年榮獲挪威國王頒發的“奧拉夫大十字”獎章，成為該國有史以來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平民女子。1949年6月10日，由于癲癇性中風發作，溫塞特病逝于她的故鄉利勒哈默爾。身后留下的作品卷帙繁浩，僅小說數量便達36部；另有戲劇、短篇故事及演講論文集和傳記等大量作品，其中以《男人、女人和位子》（Men，Women and Places，1939）和《挪威的幸福時光》（Happy Times in Norway，1947）影響最大。此外，她對喬叟、莎士比亞、勃朗特姐妹和奧斯汀等英國作家頗有研究，她身后出版的《圣徒卡特琳傳》（Catherine of Siena，1951）也堪稱傳記文學的杰作。

希格麗德·溫塞特的代表作品大抵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13、14世紀為歷史背景，反映當時貴族及平民生活的英雄傳奇和家族薩迦；另一類則是反映20世紀初期至30年代挪威社會生活的小說散文和評論文章。受父親熏陶，她自幼便對歷史產生濃厚興趣。在后來的作品中，更試圖以傳奇薩迦及現實主義的手法，刻畫和再現歷史的本來面目，希望人們能夠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她在創作《克里斯汀的一生》三部曲之前，曾花數年時間親赴當地查閱檔案，收集文物資料，并多次就有關細節向歷史學家求教。可以說，作品的成功，一方面固然如評論家所言，是“天才的敘事技巧”與雄奇的“浪漫主義風格”的結合；而另一方面更是作家長期勤勉不懈、孜孜以求的結果。

在這部被譽為13世紀北歐“家庭史詩”的巨著中，溫塞特以雄厚悲壯的筆力和精細入微的刻畫，描繪出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以女主人公克里斯汀一生的行蹤遭遇為線索，溫塞特對中世紀挪威的政治、經濟制度及宗教思想、文化藝術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介紹和描寫。與此同時，作為“歷史記錄者”，溫塞特也描寫了中世紀的傳說與儀式，包括以血祭求得魔鬼救贖、森林妖精法術、以及女巫催情/孕藥等等，盡管并未濃墨重彩加以刻畫，卻展示出史詩的磅礴氣勢和厚重感。她的諾貝爾授獎辭“主要是由于她對中世紀北國生活之有力描繪”中的“有力”二字，最能體現這種風格與氣度。評論家一致認為，“《克里斯汀的一生》充滿詩意和人的真實，現代文學只有極少數的幾部作品能夠與之媲美。它已成為挪威文學中紀念碑式的作品”——堪稱公允之論。

小說人物克里斯汀一生遭遇坎坷，歷經磨難，但正如溫塞特本人自言，這都是她自由選擇的結果。在困難面前，她沒有選擇退讓，也從不輕言放棄，而是以極大的熱忱和無私的奉獻精神，在逆境中恪守操守并頑強搏斗，這也體現出溫塞特一以貫之的道德理想：即身為女性，無論處在什么年代，都必須盡到自己為人妻、為人母的最高職責——在成就他人的同時實現自我的價值。溫塞特滿懷同情，在克里斯汀這一人物身上寄寓了自己的生活主張和宗教倫理思想，也正是這部作品能夠打動人心、感人至深的主要原因。

在藝術手法方面，小說所采用的歷史事實與心理分析相結合的創作手法也頗引人注目。溫塞特對于小說中故事場景的刻畫幾乎完全再現了當年的歷史面貌，甚至人物的服飾、器具與語言也無不與歷史相符，說明她在這方面具有淵博的學識和過人的才情。與純粹“意識流”的心理分析不同，溫塞特在小說中往往將人物的心理活動與特定的場景和事件有機地結合起來。這種來自于現實生活具體事件的感悟，雖然不似“意識流”那般開合自如，使人浮想聯翩，但筆墨更為集中，激發的感情也更為強烈。

溫塞特的高明之處，還在于她對重大歷史題材的駕馭。由于自幼浸淫在歷史傳說與民間故事之中，同時也由于作家本人沉靜的天性和嚴謹的態度，經過她的描摹勾勒，幾百年前的歷史人物和事件仿佛一下從歷史的塵埃中重新“鮮活”起來。作家不僅復制出中古時代挪威王宮節日、宗教儀式、政治陰謀等場景，也再現了當時的自然風貌、歷史事件和風俗文化傳統。這一種“復制”的成功，除了廣博的學識和悲憫的情懷，更體現出作家豐富的想象力和出色的語言天賦。事實上，正是上述因素的合力，才使得這部歷史巨著呈現出深廣雄渾的厚度——“有時，讀者甚至可以在這片浩瀚而平靜的水面上窺見無邊無際的倒影，從而體悟到人類的偉大。最后，女主角克里斯汀為她的生命奮斗到底，河流也就匯入了大海。”

溫塞特文學創作最初受北歐傳奇和中世紀民謠影響，后來又受到同時代文學批評家勃蘭兌斯和切斯特頓的啟發。19世紀中期前后，北歐由封建小農經濟邁向資本主義，文學藝術也隨之開始尋求突破。1871年，勃蘭兌斯發表“19世紀文學主流”演講，抨擊神學對斯堪的納維亞文學的束縛，呼吁作家干預生活，研究人而非神。他認為宗教強加的社會道德和兩性觀念禁錮了人的情感，而他則提倡一種從現實出發對人的生物學理解——兩性關系的禁忌被打破，北歐“文藝復興”序幕也由此揭開。溫塞特中期以后作品多以探討婦女地位為主題，正是響應了勃蘭兌斯的倡導。從長篇小說《燕妮》開始, 溫塞特著力描寫當代年輕婦女的現實生活：她們或為追求愛情不惜犧牲前途；或因一時失足而墮入風塵。總之，為了幸福，她們付出了太多的代價。作為新一代覺醒的女性，她們既反抗傳統，也不愿從現行社會制度中尋求庇護。因為在她們眼中，二者同樣是負擔和枷鎖。溫塞特念茲在茲的是怎樣為她們（以及她本人）創建一種新生活。

1912年旅居英國期間，溫塞特有機會結識伍爾夫、勞倫斯等文壇名家，對天主教作家切斯特頓（1874-1936）尤為傾心。切斯特頓在《英國簡史》中對古今女性的命運抱有同情態度，主張理解女性與男性的性別差異。這一思想對溫塞特“兩性和諧”論產生了很大影響。眾所周知，溫塞特并非女權主義者，更沒有像女權主義者那樣將男性視為頭號敵人：她主張女性通過反思自我及部分改變性格特征來獲得解放，換言之，即“兩性和諧”的生活在于互相尊重各自性別的差異（否則女性難免陷入自卑，男性則會背負無限重壓）。作為歷史學家的切斯特頓對中世紀的研究令溫塞特深受啟發。他認為“黑暗的”中世紀并非暗無天日，而是連接古代文明和現代文明的一座閃亮之橋。他堅信無知和野蠻并非源自信仰，而是源于偏見，并進而質疑科學的“萬能”——培根被尊為“啟蒙”和“理性”的圣人，在這位科學家看來，似乎人生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實驗加以解決。因此，從中世紀歷史中人們應該學會尊重多樣性，來克服當下自大而狹隘的文化觀。溫塞特晚年花費數年撰寫14世紀圣徒卡特琳傳記，某種程度上是對這種“科學/理性至上”論的強力反撥。

1970年代西方文化批評派對溫塞特態度頗為矛盾。一方面，文化批評派贊同溫塞特女性獨立的價值觀以及蔑視傳統性道德的激進立場。比如她在作品中極力淡化貞操觀念，宣揚“背德之愛”，并公然宣稱“只要出乎自愿，我如何利用自己身體，與他人無關”。她筆下的女性人物大多是叛逆者的形象（《瑪爾塔·歐利夫人》英文副標題為“一部背叛的小說”），因為“循規蹈矩的女性很難垂名青史”。另一方面，文化批評派又反對她關于兩性和諧的調和折中論，譏諷這一論調是“男性保護神的福音書”，甚至指斥其為“反女權主義者”（溫塞特有子女三人，也成為她的一大“罪狀”）。以《瑪爾塔·歐利夫人》為例，故事講述一名職業女性（畫家）遇人不淑，結果生下殘疾兒，最終絕望自殺。女權主義者憎恨這部小說，認為其中的“思想既反動又危險”。與之相反，小說《春》中的女性遭遇婚姻危機后卻選擇了原諒，最終回歸家庭并安享幸福——這一主題顯然背離了20世紀初婦女解放運動的主旨。其他如小說《燕妮》宣揚再聰明、再堅強的女性也可能誤入歧途（并最終通過最軟弱的男性獲得拯救）；小說《西蒙森》揭示婚戀過程中女性較易受到傷害：“愛摧毀女人，而不是男人”，并將“大多數婚姻失敗”歸咎于男女兩性“過度渴望了解對方”。總體而言，溫塞特主張女性從家務中解放，從而爭取更多勞動權益和政治權益，而不是一味“憎恨男人”。相反，只有承認兩性差異客觀存在，并通過愛與責任相互包容、相互彌補，才能實現真正的兩性融合，而這恰恰是人性之真諦。在溫塞特看來，“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民族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理論），統統不管用，因為它們都抹煞了人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丹麥著名女作家伊薩克·迪內森（1885-1962）宣稱《克里斯汀的一生》“猶如持續惡劣天氣下完成的一幅亮麗的風景畫”。溫塞特不僅記錄了時代的黑暗，更描畫了光明的未來。

值得一提的是，溫塞特不但是文學家，也是社會活動家和慈善家。她在榮獲諾貝爾獎之時，便宣布將獎金半數捐出，用于設立殘疾兒童基金。1940年，為支持芬蘭加入反法西斯戰爭，她又將獎金另外一半悉數捐出。1930-1940年代，她擔任挪威筆會主席，為宣傳推廣北歐文學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貢獻。美國女性研究專家、康奈爾大學教授海倫·阿爾瓦雷曾說，“我希望每一位16歲少女都擁有一冊《克里斯汀的一生》。她會發現一個新世界”——因為從中可以讀到現代薩迦，讀到溫塞特傳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