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學技術的“迭代”發展已經將人類社會帶入某種“后人類狀況”。“后人類”作為晚近的學術概念或“人造的”生命狀況可以被理解為“人類之后”的歷史分期及其構建的生命實踐，是已經完成了生命存在形式自然過渡的人類，即自然進化的“人類文明”進入到新的時間節點和空間環境“之后”所面臨的生命形態與生命實踐狀況。另外，“后人類”也可以被理解為與現有的人類文明有關的“他者化”的智慧生命群體，諸如克隆人、機器人、“賽博格”、“類智人”（黃鳴奮語）、外星人，等等。實際上，20世紀中葉以降，心臟起搏器、人工耳蝸、血管支架、腦神經芯片等人造器官（設備）已經在臨床醫學治療中被廣泛應用，克隆技術、基因工程與AI技術也同人類自身的生命機能的修復、強化與改造聯系起來，一種與自然進化迥異的新的生存環境和生命實踐就被“人為地”制造出來，所以人類世界已經不可逆轉地邁入“后人類時代”。

“后人類敘事”通常被認為是一種新的“故事類型”。學術界普遍地將“后人類敘事”理解為科幻文藝（包括科幻小說、影視、游戲與動漫等藝術）對于人類社會在“未來”與“異域”相互交織的時空維度之下所面臨的生命政治與生命倫理的復雜狀況的書寫，其“藝術再現”的內容包括人類生存環境的演變狀況（未來、末世或“異域”的敘事建構）、社會組織秩序和制度模式的想象性重組（“烏托邦/異托邦”的小說形式）、生命進化方向的前景預測（克隆人、“賽博格”、電子人、“類智人”或外星人故事題材）、身體媒介潛能的拓展性思考（人機接口、人工智能、數字生命的敘述主題）以及情感智能的技術重塑（“反人類中心主義”的生命政治實踐）等，涵蓋了藝術家對人類當前科學技術變革可能導致的種種道德倫理后果的哲理憂思，借以闡釋與重構“人之為人”的批判性問題域。

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作家劉慈欣和郝景芳分別斬獲世界科幻文學界最高獎“雨果獎”最佳長篇和中短篇小說獎，中國科幻文學的創作、傳播和發展迎來了重大的機遇。在網絡文學告別“野蠻生長”“出走海外”的文化傳播背景下，科幻小說這種“小眾”和“邊緣”的題材也在新媒體傳播和接受語境中獲得了寶貴的發展契機。在“網生代”作家的努力下，中文網絡科幻小說創作實踐中先后涌現出以《文明》《尋找人類》《小兵傳奇》《間客》《時間之墟》《廢土》《大宇宙時代》《地球紀元》《銀河之舟》《修真四萬年》《深空之下》《死在火星上》《云氏猜想》《宇宙的邊緣世界》《天阿降臨》《千年回溯》等為代表的具有中國特色、反映中國語境、體現中國風貌、傳遞中國精神的網絡科幻小說佳作，形成了“硬科幻”、“軟科幻”以及“混合科幻”三種內容形態以及“生物向”、“生化向”、“人工智能向”與“超文明向”四類故事形態的敘事維度與文本譜系。

二

總的來說，新世紀網絡科幻小說的“后人類敘事”的話語邏輯包括四個面向。一是人類對所有未知生命（包括外星人、電子人、變異人以及其他怪物）的獵奇心態本能地驅動藝術想象的結果。從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1818）肇始，以“怪物”為表征的“智慧型他者”就已演變為人類科幻文藝實踐里常演不衰的母題，也從側面展現了“后人類敘事”的形象學“源頭”。

二是建立在這種獵奇心態之上的好奇與恐懼在藝術想象過程的另類“投射”。從心理學角度來說，人類對“異類”和“他者”總是充滿防范和戒懼心理，人類的生命本能中也隱含攻擊性，因此也會害怕受到其他物種的攻擊。因此人類的科幻敘事也在經年累月的書寫實踐中建構了與此主題相關的想象譜系。

三是人類基于自身生存環境、社會制度、文化模式和人性原則而虛構出來的“烏托邦”/“惡托邦”混合體。人類區別于動物的本質規定性在于他們總會把眼光從“此岸世界”投向“彼岸世界”，立足于現實去想象未來，構建與現實形成“對位關系”的“異域烏托邦”，以此反觀和“折射”人類的價值和屬性，并設想人類因為喪失了“人性”而轉化為“非人”、進而人類身上的“獸性”被激發及其有可能引發的結果；或者反過來，非人的獸類進化并轉型為更有人性的文明系統，形成人的“獸化”與獸的“人化”充滿張力的審美范式和諷喻性文本，以此對社會和科技發展所引發的“人之異化”境況發出警示。

四是科幻文藝對現實社會中人際關系、人性內涵與技術進步關系的反思在敘事倫理上的體現。千百年來，當作為人類文明發展內在驅動力的科學技術與傳播媒介反過來變為宰制和支配人類的“異己”存在時，在科幻文藝作品中被描述為“美麗新世界”的人類未來就演變成為一個映射現實生活的“未來異托邦”，它是現實生活“理想范型”的另類“鏡像”或“景觀”，凸顯了追求完美的人類難以言明卻又如幽靈一般縈懷的對于無節制的科技進步的恐慌與憂懼。科幻小說、影視、游戲和動漫等蘊含技術價值取向的藝術形態，其本質在于反思和凝照現實，而不僅是作為營造某種“間離認知”和“敘述時空體”的工具（達科·蘇恩文語），它們所建構的奇思妙想、奇幻旅程或“異時空經驗”僅僅是科幻敘事的手段，而其根本的意圖卻是借助這些非現實因素來揭示由現實世界演化和技術革新可能帶來的“反人類”和“反人性”后果，而這種后果恰恰是當下的生活必須警惕的，所以，建基于此類話語邏輯之上的“后人類敘事”就天然地帶有某種先鋒性和批判意味。

三

網絡科幻小說正是在上述“后人類敘事”的理論視野下，從技術與審美、自然與人文的關系維度去揭示和闡發人類的文藝實踐對于“非人的智慧他者”的情感態度、道德審視與價值判斷。依據科幻文藝的敘事邏輯和“后人類敘事”的標準來厘定網絡科幻小說20年的創作，我們可以將其所涉及的敘事形態與話語范式設定為四種基本類型與八種“亞類”。

第一種敘事類型揭示了網絡文學對傳統文學人類形象的解構與重塑，其要義是重新厘定“人”與“非人”的關系，在一種新的角色設定的話語坐標中重新闡釋“人之為人”的審美內涵。此類網絡科幻小說中的“后人類”具有復雜的面貌，投射了人類對自我身份定位與身體實踐的審美反思，表現了作為人類中心主義文化對應物與人類生命政治鏡像的“后人類形態”。前者體現了人和其他“類人”智慧生物間的生命倫理關系，例如Raystrom的《尋找人類》中進化出自我意識的細菌生命“綠星人”，彩虹之門的《地球紀元》中由人類制造出來的“等離子生命體”“恒星人”。后者則指向人類如何處理自我生命的異化問題，涉及主觀情感與自由精神、生命源力與獨立意志的表征與變異，例如黑天魔神的《廢土》中因核輻射影響或受到跨物種菌株感染而進化了的新人類“寄生士”與“寄生將”，煙雨江南的《狩魔手記》中因生物藥劑改造或外星物種“寄生”而變異并擁有異能的變種人。這種模式的“后人類”仍然具有自然生命的生物學屬性，只不過更加健壯、聰明、迅捷與強大，因此可以稱為“生物向”的“后人類敘事”。

第二種敘事類型是建立在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基礎上的“新人類”或“超人類”，可以將這種“敘事面向”理解為網絡科幻小說所塑造的符合“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觀的“新人”形象。作為一種全新的“泛智慧型生命”，它們在生物學上的特征及其與舊人類物種之間的聯系也被技術手段徹底地改變了，在分子、基因和算法的層面，生命本身向著政治“敞開”了。在網絡科幻小說中，這種“新人”形象，或是通過基因編輯、生化改造與生物克隆而被制造出來的“強化型生命”，例如煙雨江南《天阿降臨》中的主人公楚君歸，他是由鑲嵌在基因片段中的生物芯片和超強身體素養結合所產生的克隆人，是能夠征戰星海任何角落、具有超強環境適應能力的深空戰士；或是通過人機交互、算法邏輯和思維加速重塑后的“新新人類”，例如彩虹之門《重生之超級艦隊》中將生命意識與宇宙飛船主腦合為一體的蕭宇；智齒的《文明》中在宇宙流浪、能夠不斷自我復制的“伊卡洛斯生命體”，以及《尋找人類》中擁有自主智慧并跨越物質空間與生物界限而作為一種超然生命存在的“三智者”，我們可以將其統稱為“生化向”的“后人類敘事”。

第三種敘事類型是好萊塢科幻影視、數碼游戲和“二次元”動漫所塑造的超級智慧生命在網絡科幻小說中的“復現”，包括各種外星智慧生命和擁有異能的“超人類”，例如文明程度“類神”的超級智慧或外星人。外星人在網絡科幻小說敘事構建的“宇宙生態圈”中屬于常見角色，它們包含超級技術和宇宙秩序的掌控者，如《文明》中的雷星文明、風星文明和沙星文明（人類），火中物《千年回溯》中對人類充滿惡意的“復眼者”及其背后來自于上一宇宙“世代”的操縱者“虛族”文明以及《深空之下》中制造了“直立智人種”（包括人類）生命體系的“播種者文明”和各種突破“大過濾器”理論篩選的“超技術文明”；還有生命體征各異、形態多樣的奇異外星生命體，例如zhttty《大宇宙時代》和王白《銀河之舟》中的“蓋亞生物”、《重生之超級戰艦》中的“白矮星異獸”以及《天阿降臨》中細胞聚合生命“霧族”和“量子態生命”等。其次是擁有異能的“超人型”“類人生命”，其最典型代表是《狩魔手記》中的蘇，他身上融合了人類、變異生物以及外星“貝因都薩”神族的基因，擁有不死之身、細胞再生以及戰斗異能，還有里其的《云氏猜想》中能夠在多維空間中生存的智慧生命“光粒人”和“硼基生命”，我們可以通稱為“超文明向”的“后人類敘事”。

第四種敘事類型指的是包括智能機器人（不一定是純粹的“人工智能”）和“賽博格”在內的后人類。前者的典型代表有《尋找人類》中的“父親”和“原型”，《文明》中以地核為主腦的“降臨者”，貓膩《間客》中的主腦“飛利浦”，《地球紀元》中的“機器人帝國”，天瑞說符《死在火星上》中的“老貓”以及《千年回溯》中的“鐳/繁星”等等，它們都是“強人工智能”形態的機械生命。后者則是“唐娜·哈拉維式”“控制生物體”，即利用生化技術和人機接口技術拼接起來的“賽博格”，它們是典型的“科幻小說角色”。《廢土》中被改造成為隱月城運營和控制中樞的“生物智腦”是人腦和計算機程序拼接起來的智能生命，最終永恒《深空之下》中的“NT新人類”是生物芯片、數據流（包）、生物“濕介”和機械裝置“聚合形態”作為生命意識載體的“超人類”。機器人、人工智能和“賽博格”及其構建的“人工智能向”“后人類敘事”作為科幻文藝“異形話語隱喻”的典型代表，從來都不會在網絡科幻小說創作中缺席。

總之，出色的網絡科幻作家或者優秀網絡科幻小說都應該具有超越國族甚至人類主體的胸懷和格局，對于宇宙萬物和所有的生命形態的終極走向及其命運變幻，出色的作家作品也能夠作出合乎情理與邏輯的敘事話語構建。網絡科幻小說“后人類敘事”的初衷也許并不在于對科技、幻想和未來世界的瘋狂設定，而在于講述一個個膾炙人口且能直接叩問人性和靈魂、并足以引發讀者沉下心來思考宇宙中所有的生命形態在宏觀詩學的維度上可能發生的故事。因此，包括網絡科幻小說在內的所有科幻作品雖然是基于某種科學幻想所構建起來的“哥特式狂想”，但其生命政治反思的本質卻又是最為接近現實生活、并且對現實世界充滿著警示（通過寓言、象征、隱喻、反諷等審美手段）意味，體現出在“后人類”這一整體性語境下人類與“智慧型異類”之間在生命權力的分配與治理、生命政治秩序的建立與維護等各個維度中所折射出來的敘事倫理與美學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