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伴隨著互聯網革命，傳播媒介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每個人的生活都離不開以手機和電腦為終端的各種新舊媒介，整個社會的媒介化現象也越來越成為現實。正是因為媒介本身變得越來越重要，法國學者雷吉斯·德布雷提出了“媒介學”一說，試圖將媒介學視為一門可以與政治學、文學、美學、藝術學相提并論的值得關注的獨立學科。雖然德布雷的想法稍顯超前，但是在鮑姆嘉通提出“美學”學科之前，誰又認為美學可以是一門獨立學科呢？

德布雷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各種媒介在當代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認為，媒介學關注的范圍是極其廣泛的，既包括報紙、廣播、電視、電影、互聯網等人們所熟悉的印刷媒介、視聽媒介和新興電子媒介，也包括一張餐桌、一杯咖啡、一個教堂里的講道臺、一個圖書館的閱覽室、一臺打印機等等。在他看來，閱覽室、餐桌和打印機等物品雖然不是通常所說的“媒體”，但也可以作為某種特殊的媒介進入媒介學研究的范疇。

德布雷將媒介學歸屬于“人文科學”。他給“媒介”下了這樣的定義：“在特定技術和社會條件下，象征傳遞和流通的手段的集合。”這個定義強調媒介學的重要功能是傳承文明，而不僅僅是傳遞信息。在技術不斷變革的人類發展歷程中，媒介學的一個重要任務便是厘清技術革新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在德布雷看來，“一個系統永遠都不只是技術的，而是技術——文化的”。德布雷強調的是技術與文化之間的聯結關系。他認為媒介學的任務就是要將技術史和文化史及文明史聯系起來，努力解釋“技術”與“文化”之間過去的和當前的互動關系，也就是說，媒介學要深入探討技術的變化如何引起文化和社會形態的變化，同時，也要深入思考文化和社會的變化如何影響技術革新。

德布雷的媒介學研究大大拓展了傳播學研究領域。在媒介學研究領域中，媒介的范圍不再僅僅局限于報紙、廣播、電視和互聯網等媒體，而是包含所有的可以保存知識和傳承記憶的事物。例如，碑刻、鐘聲、國旗等也都可以是媒介，因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資料可以通過國旗、亡靈的鐘聲、村落的碑刻、市政府的三角楣等傳給后代。媒介的作用不僅是傳播信息，更重要的是傳承人類的文明記憶。

像社會學、政治學、藝術學等其他學科一樣，德布雷也對媒介學進行了更為仔細的分類，將其細分為藝術媒介學、文化媒介學、教育媒介學、政治媒介學等具體門類。他還特別強調，媒介學家與藝術性的東西“有一種特殊的緣分，因為藝術性的東西總是會使技術介體成為文化的大型聚會”。

二

在德布雷的媒介學中，“媒介圈”（médiasphère，另譯“媒介域”）的概念十分重要。德布雷的“媒介圈”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法國另一位批評家布爾迪厄的“場域”概念。“場域”強調的是某些群體因為某種共同文化趣味、習性和愛好建立起來的具有壁壘性質的文化圈層，例如中產階級欣賞的是一種處于社會中等階層的文化，“中等文化包括人人都可理解的先鋒派探索表演，或人人都可理解的自視為先鋒派探索的作品，戲劇或文學經典作品‘改編’的電影，學院派音樂‘改編’的‘流行’音樂，或民間樂曲的學院派‘配器法’，以及一種讓人想起童子軍歌曲或唱詩班合唱的風格演唱的古典作品”。中產階級有中產階級的文化圈層，工人階級有工人階級的文化圈層，每個階層或者特定群體都有屬于自己的文化圈層。相比于布爾迪厄的“場域”，德布雷的“媒介圈”的內涵要更寬泛一些，指的是“具有特殊的時間性和團體組建的某個方式，他們的聯合打上了集體特性或者是一個時代統一風格特征（或者存在于工具、形式和思想中的共同點）的烙印”。也就是說，“媒介圈”涵蓋更廣闊的歷史和時代內容，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媒介圈”。有時候，某個媒介圈會存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段，聚焦著這個時代的風格特征、思想意識和情感結構。

根據不同時代媒介的整體變化，德布雷將人類文明的“媒介圈”又分為“話語圈”“圖文圈”和“視頻圈”等幾種主要形式。其中，“話語圈”主要指的是以口語為媒介的表達方式。“圖文圈”指的是由印刷術開啟的時代，普通書籍漸漸代替了經書，這種“媒介圈”使建立在印刷基礎上的藝術和機構組織（從學校開始）取得了統治地位，并造成了人們對書籍和教育的崇拜。“視頻圈”指的是“圖像和聲音控制著一切”，“這一精神時期是由電子打開的，也許它早就被比特二進制所顛覆。活生生的肉體戰線恢復了力量，它使干癟的言語戰線變得啞口無言……”今天的時代便處于“視頻圈”之中，視頻圈由電子媒介打開并發展到數字媒介，廣播、電影、電視以及今天各種各樣的視聽媒介產品顯示了視頻圈在當代人類生活中的巨大影響力。

德布雷詳細描述了不同時期每個媒介圈的作用和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在他看來，一個新的媒介圈的到來總是一場技術、文化以及社會的革命：“通過數碼影碟的虛擬蒙太奇革命使得制作方式的多樣性成為可能，并且很快會降低目前尚且成本高昂的視頻后期制作成本，伴隨著電子圖像的高分辨率，這場革命不僅是一次審美的大革命，還是想象倫理的一次大革命。”

不過，德布雷的“媒介圈”并非僅僅是一個宏大歷史概念，它的范圍可以很廣闊，也可以像布爾迪厄“場域”的概念那樣很具微，只是德布雷更強調不同媒介圈的交叉性、跨域性和融合性，而非區隔性、壁壘性和排他性。在德布雷看來，媒介圈靈活多變，可大可小，比較大的“媒介圈”可以囊括多種文化生態系統和文化小團體，各種文化小團體可以相對獨立，也可以交錯存在。也就是說，一種新的媒介圈出現不會消除以往的媒介圈，它依據自身特性來調整以往技術、經濟上的范疇，經過對場地和功能的長期協調，不同媒介圈之間最終往往交錯滲透、互相融合。比如莎草卷紙文字取代了泥板文字，書冊取代了莎草卷紙，印刷本代替手抄本，視聽文化代替了印刷本，而數字媒體終于戰勝了模擬載體，但是先前的一些東西依然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

如何從一種媒介圈過渡到另一種媒介圈呢？德布雷認為主要就是通過技術革命實現的，正是在媒介技術的變革歷史過程中，新的媒介載體替代了舊有的媒介載體，從而實現了媒介圈的權力更替，而這種革新也會影響人們的社會關系。不過，德布雷認為這種變化不會立刻表現出來。比如在15世紀中期，教士團體為印刷術的發明而競相慶祝，把它當作一個簡單的技術輔助載體，但他們那時還沒有意識到印刷術會開啟一種“新型的社會關系”。

三

德布雷的媒介學思想對我們認識當代的文化、媒體、社會以及整個人類文明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首先，德布雷的媒介觀使得我們認識到，在當代社會，媒介的作用確實越來越大。當下高速社會變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媒介技術變化日新月異。正是在媒介技術革命的推動下，新的知識和信息載體快速取代舊的知識和信息載體，文化內容和權力關系也相應發生了變化。

其次，德布雷的媒介學擴大了媒介的范圍，不僅書籍、電視、電影、報紙是媒介，而且一張桌子、一只茶杯、一座城市、一條街道和一個人的身體都可能是媒介，借由各種各樣的媒介，人們之間不僅傳遞咨訊信息，開展溝通交流，而且傳播知識思想，傳承文明記憶。

再次，“媒介圈”一說對我們深入理解當下數字時代的各種媒介文化現象具有很大作用。印刷時代是“圖文圈”，以文字和印刷為主體。通過文字和印刷媒介，人們結成了小到家庭、大到城市和民族國家的“想象的共同體”。隨著電子媒介的興起，“圖文圈”漸漸被“視頻圈”或者說“影像圈”取代，各種視覺影像和景觀占據了重要的位置，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著人們對自我和世界的看法。到了今天，“視頻圈”正在被一種更新的媒介圈所取代，德布雷用“超地球圈”來形容這個新的媒介圈。“超地球圈”的說法不一定準確，但以短視頻APP、VR技術為代表的各種視頻、圖像、沉浸式體驗、人工智能等說明，一個全新的媒介圈正在形成。雖然這樣的媒介圈不會取締原來的媒介圈，但對原來的媒介圈的沖擊是巨大的，新的社會關系和文明形態或許也將由此而誕生。

如何全面深入地認識正在逐漸形成的新媒介圈對當代社會來說是一個考驗，因為至今我們還未能形成關于這個新媒介圈的統一看法。當然，德布雷強調，媒介圈可大可小，并且新的媒介出現并不會消滅舊的媒介圈。在今天，形態多樣的各種“小媒介圈”仍然隨處可見，這些媒介圈有的以文字為主，有的以聲音為主，有的以視頻為主，有的同時包含文字的、視頻的、聲音的，它們相互跨越、融合共生，并生產新的藝術形式、文化意義和價值觀。因此，學術界需要對之加以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對新媒體時代文化、媒介和社會的整體觀念。

（作者系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此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數字媒介時代的文藝批評研究［19ZDA269］”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