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一位年輕、敏銳且對寫作有著清醒自覺的墨西哥作家，瓦萊里婭·路易塞利在她的首部長篇小說《沒有重量的人》（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已經展現出了老到的創作技巧，特別是在繁密結構、直率書寫與神秘光暈之間周游往復的迷人能力。

在這部帶有自敘傳色彩的作品中，路易塞利講述了三段故事：一位女性小說家在溫和瑣屑的家庭生活中創作一部追憶青年時代的作品；多年前，旅居紐約的她執著于出版墨西哥詩人希爾韋托·歐文的詩集，并為此不惜使用欺騙的手段；又是多年前，婚姻失敗的詩人歐文客居費城，他在白內障的折磨中逐漸失明。

路易塞利在這部富于實驗性的作品中，自然而決絕地將故事發展的連續時空徹底切碎，反復遷躍的敘事視角營造出了天然的迷夢感。關于家庭生活的段落是這場迷夢中最接近淺醒的部分，中中（“不大不小的中等男孩”）與他意外到來的妹妹占據了母親的白晝與工作臺。“我”寫道：“長篇小說需要長久的呼吸。小說家希望這樣。”“我有個還是嬰兒的女兒和一個中中。他們不讓我呼吸。我寫的所有東西都是——也必須是——呼吸很短促的。只有很少的空氣。”事實上，《沒有重量的人》就是一部呼吸短促的作品，對細密短句的青睞塑造了整部小說的獨特風味，快速變化的視角令人目不暇接，綿延連貫的小說內容總會被中中千奇百怪的問題反復打斷。

然而，與許多更為“寫實”的作者不同，路易塞利并沒有過多抱怨與渲染家庭生活對創作的擠壓——雖然一些輕盈的剪影已能將這一龐然大物揭示清明，相反，她克制精準的書寫向讀者暗示了日常與寫作之間的微妙互動。例如，“我”宣稱自己的作品是“一部安靜的小說，以免吵醒孩子們”，這般陳說一方面將寫作的時刻與勞碌、細碎而天真的生活分割開來，形成了苦澀的距離感，另一方面也不失為一種對筆下青年歲月的自覺認識，在更多故事展開之前埋下了情緒的基調。

中中曾問“我”，“你的書是講什么的”？他得到了這樣的回答——“是一本關于鬼魂的書。”但這些鬼魂卻未必死去了，他們只會隱沒下來，并不時在人群中浮現。出版希爾韋托·歐文詩集的故事是《沒有重量的人》的文本質心，這是一段巧妙、動蕩而充滿詭計的回憶。作為一名獨居紐約的青年譯者，“我”的身邊環布著兜售盜版舊書的書販、居無定所的酒吧歌手、沉默寡言的哲學系學生以及保守的文學編輯，他們面孔清晰而又時隱時現，“我”與他們的結識與分離往往有著不同版本的回憶。

在整部小說篇幅最長的段落中，“我”偶然發現了一封墨西哥詩人歐文的書信，在它的指引下，“我”來到了歐文昔日居住的公寓，“當我看到歐文天臺上的那棵死去的小樹時，我感到自己必須得把它帶回家，照顧它。”“我”與歐文建立起了宿命般的聯系。然而，缺乏名氣的歐文并不能引起編輯的興趣，為了出版他的詩集，我與書販一道偽造了祖科夫斯基翻譯歐文的手稿，前者的聲名帶來了后者被發掘的機會——當然，與現實中類似的故事相同，“我們”作偽的手段十分粗糙，卻在細枝末節處過分精致。在路易塞利的敘述下，幾乎從發現書信的那天起，歐文的鬼魂就徘徊在“我”的身旁，“我”照顧著他死去的植物，閱讀著他的作品，收藏著他的肖像，甚至使用他的名字作為假名。這些繁密而精致的敘事捆扎著跨越時空的紐帶，對“歐文”的執著與追逐仿佛一臺窺鏡手術，深入到“我”的靈魂內部，并偶然可以看到一些更為深遠的東西。

歐文本人的視角講出了《沒有重量的人》中最為神秘的一段故事。一名叫霍默的盲人將歐文視為鬼魂（如同紐約的“我”一樣），同時，這位被病痛折磨的詩人也在逐漸失去視力。與病痛和失敗婚姻同時到來的還有公寓中的三只貓——當然，在路易塞利的狡黠敘述下，我們不能確定它們是活生生的動物，還是鬼魂一般的象征體——歐文用酒來款待它們，仿佛在款待自己剩余的死亡次數，他與霍默一同提出了關于死亡的有趣的觀點：“生命里當然有很多次死亡。大多數人都沒感覺到。一個人每時每刻都在死去。”或許在這一理論下，路易塞利筆下的幽靈，有著更活潑的生命。

這部小說三段故事的交替跳躍構造了足夠復雜的文學空間，不同人的聲音交替響起，并一次又一次地制造著回聲。細碎的段落如同一面被切割開來的鏡子，映照出了難以計數的繁復幻象。在同一段故事中，《沒有重量的人》也時常展現出時間軸上的循環。當然，在閱讀時，比起復原故事的來龍去脈，隨著作者的意識自在飄蕩或許反能得到更為完整的景象。同時，路易塞利還在有意地將一些相似的段落比鄰放置，比如，“我”的丈夫前往費城工作與歐文移居費城的情節形成了詭計般的互文。我們幾乎可以相信，她在刻意降低文本的速度，讓讀者在真實、欺騙、幻覺與申辯的摩擦之間，感到更多的難以明言的光與電。

作為一名背靠著拉丁美洲文學傳統，又有著更為廣闊文學資源的青年作者，路易塞利在《沒有重量的人》中，有意無意地展現著她對前代作家奇妙的使命感。正如“我”對歐文的發現與癡迷一般，眾多拉美作家的名字點綴在這部小說的不同角落，但與歐文詩集最初的境遇相似，小說中的文學編輯缺乏對這些待發現的拉美作家的信任與耐心。路易塞利還特別設計了一個有趣的情境：歐文被自己的前妻邀請去參加詩歌工作坊，說著“國際化波哥大口音”的她在演講“詩歌、身份的溶解、僑民特性，忘了還有什么克里奧爾玩意”之后，饒有興味地介紹了自己的前夫——在對身份認識的戲謔表達中，也隱含著不可忽視的文化諷刺。

《沒有重量的人》為我們提供了關于這部作品本身的一則精妙比喻。路易塞利寫道，“一部緊實的、多孔的小說。像嬰兒的心臟。”這是一部關于文學、身份和幽靈的作品，在這部小說中，我們可以多次讀到對龐德著名詩作《在地鐵車站》的引述與回應。對路易塞利而言，游走于真實與虛構間的人物，正是人群中涌現的面孔，他們是現實、回憶，也是幽靈，在文本的迷宮中，他們制造了足夠迷人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