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公木，并在他身邊工作，是1980年春天，巴金率領中國作家代表團到日本訪問，公木是團員兼秘書長，我是隨團翻譯。

那時出國，外地作家要先到北京集合，了解出訪國政治經濟文化情況，做些出訪準備。公木、艾蕪、杜鵬程、敖德斯爾大約在三月中旬就陸續到京，住在北緯飯店。我常去給他們送材科，與他們一起開會，聽報告，討論，學習，很快就熟了。公木體態微胖，頭發花白，濃眉粗鼻闊嘴，五官如雕刻般棱角分明，目光平和，聲音洪亮，有一種為人師表的莊重寬厚和慈祥，與他相處，如沐春風。

其實，在此之前，我對公木已經不陌生。

我有個發小，人極聰明，文理科都好，但驕傲自大，自命不凡，同學送他外號“老目”，意思是目中無人。高中畢業后考入吉林大學專攻哲學，一門心思想當哲學家。一年暑假，幾個老同學在他家窩瓜架下小集，聊起了大學的圖書館、名教授，他大談特談公木，贊不絕口，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們從小一起長大，沒聽他夸過誰，不由得驚詫不已，并開始揶揄奚落：你小子大學沒白念，終于知道了天高地厚，天外有天；一物降一物，公木降老目；倘若不是鬼迷心竅，胡言亂語，愿聞其詳……

他早已習慣我們的 “冷嘲熱諷，旁敲側擊”，笑嘻嘻地說，公木者，吉大中文系教師也。原名張永年，又名張松甫、張松如，喜愛松樹的高潔，所以將松字拆開做筆名，但公置于前，可能有此木一心為公之意。想聽他的課，就得像咱們小時候看露天電影一樣，搶座。因為很多人慕名而來，大教室里人滿為患，連窗臺、過道、走廊都坐滿了人，不早去根本擠不進去。公木的名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第一，老革命。遠在學生時代，他就積極投身革命活動，秘密加入共青團，兩次拜會魯迅先生，兩次被捕入獄。1937年攜筆從戎，奔赴晉綏前線，參加敵后游擊戰。到延安入黨后，一直擔任各級行政領導職務，是不折不扣的老延安，老革命，老干部。第二，大詩人。他畢生鐘情、獻身于詩歌，寫詩近千首，有詩集《我愛》《黃花集》《中華人民共和國頌歌》等十多部，最有名的是《八路軍進行曲》和《英雄贊歌》。第三，著名學者、教育家，畢業于北平大學第一師范學院國文系。一輩子教書育人，早年曾任延安抗大教育干事、延安魯藝文學院教師，后來擔任過東北大學教育學院院長、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所長、吉林大學副校長等職，著有《中國文字學概論》《中國古典詩論》《老子校注》《老子說解》 《老莊論集》 《商頌研究》《先秦寓意概論》等四十多種……

“老目”旁征博引，侃侃而談，聽得我們目瞪口呆。看來他是把公木當作頂禮膜拜的偶像和哲學命題來研究的，做了許多功課，查了許多資料，言之鑿鑿，令人信服，公木先生形象，活靈活現，如在眼前。

對公木進一步的了解，是我調到中國作協機關工作之后。因為他在作協的文講所任過所長，聽過他的課，與他共事或認識他的人很多。尤其是我的兩位領導——詩人朱子奇（公木抗大時的同學）和小說家鄧友梅（公木在講習所時的學生），講得最多。朱子奇說，他背著黃挎包，拿著地圖、講稿，有時還拿根棍子，跋山涉水，早出晚歸，四處奔波，宣傳黨的時事政策，晚上在暗淡的小油燈下，埋頭寫詩。他的“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民族的希望”——《八路軍進行曲》，后來被定為軍歌，其影響之大之深之廣之遠，僅次于國歌，正如劉白羽所說：“這支歌如狂飆天落，旋卷整個艱難困苦而又英勇卓絕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英雄年代。”鄧友梅說：“公木老師學問好，古今中外都能講，而且平易近人，特別重視對青年的培養，發現一棵好苗子，他會興奮得睡不著覺，連夜寫評論，向報刊推薦。”對于他在文學、哲學、教育學等領域的建樹，臧克家說：“對于古代經典，我雖是大學中文系畢業，并受教于聞一多、游國恩、張旭、聞在宥這些名家，但連大門也未入，走了創作的路子。談到經典著作研究，我給公木做個學生也未必及格，‘不知為不知’，這是我的真心話，決非妄言。”還說，“公木新詩寫得好，舊體詩也很有功力。多年教書，培養出了大批新的學者、新詩人、舊體詩人。這功績是應該大書一筆的。”

我第一次給公木當翻譯，是3月21日，日本松山芭蕾舞團團長兼接待中國作家代表團事務局負責人清水正夫，專程來北京洽談訪日日程，公木出面接待。他溫文爾雅，學者風范，講話不多，但邏輯清晰，簡潔明快，沒有半句模棱兩可的廢話。當翻譯多年，最怕遇上車轱轆話來回說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令人苦不堪言，但給公木當翻譯，感覺輕松愉快。

公木與清水談完后，我送他回住處。他說：“清水正夫已經六十多歲了，但還顯得很年輕，看著頂多也就五十出頭。他們的生活水平高，身體保養得好。”我說，您吃了很多苦，如今已經年逾古稀，但精神和身體都很好，真是難得。公木說：“我身體確實不錯。值得驕傲的是，我雖去醫院看過病，但至今為止，還沒住過院。我這個人，想得開。下放勞動——勞動就勞動唄，好好干活就是。原來我很胖，140多斤，一干活，體重下來了，身體更強壯了。在荒唐的十年里，我又受到沖擊，挨批挨斗，勞動改造。東北不叫牛棚，叫隔離審查，劃定一個范圍，不許越過。一個星期回家一次。當時不少人把書當廢紙賣了，特別是古書，不敢收藏了。我不但不賣，還偷偷地買了不少線裝書，沒地方放，就放在麻袋里，堆在一起。我在隔離審查期間，每星期回家一次，回家就讀書，繼續研究。搞別的不行，研究毛澤東詩詞，總可以吧？每有心得體會，我就悄悄記下來，積攢在一起，就是《毛主席詩詞鑒賞》這本書。”

在日本訪問17天，公木每天參觀回來，不管多晚多累，都要把當天的新鮮印象和感受記下來。我每次到他房間請示匯報，都看他在埋頭寫作。回國后不久，就陸續在《人民文學》《詩刊》《上海文學》等多家刊物上看到他的訪日詩抄，有仿照日本俳句寫的漢俳《別清水正夫》12首，絕句《游新宿御苑雜詠》6首，《聽水上勉講虛竹》（七絕5首）、新詩《虹》等，平均下來，每天寫好幾首。在《聽水上勉講虛竹》中他寫道：約略詩禪理本通，休言道大不相容。聽君今日一堂話，天外長聞虛竹風。

1984年3月，公木來北京開會，住在西苑飯店，我去看他。他臉色紅潤，胖了許多，將軍肚出來了。房間很大，客廳寬敞，人也很多，人聲鼎沸，一片嘈雜。我與先生說了幾句話，就先告辭。他出來送我，緊緊抓住我的手說：“四年不見了，真想你呀！”又說，“在報刊上見到你的文章，我都看。寫得不錯，很有感情，文字也流暢簡潔。有些事兒，只有你知道，別人寫不了。你要堅持下去，多寫。”我說，謝謝您的鼓勵。我從小愛讀書，喜歡文學，但沒什么才能，也不想以文學安身立命，只是出于興趣，悄悄地寫點小文章，自得其樂而已，不會有什么出息。公木說：“這種心態就很好。文壇上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表演，欺世惑眾的故弄玄虛，吹喇叭抬轎子的鼓噪，熱鬧倒是熱鬧，但只是過眼云煙，不必介意。靜下心來，多思多想多讀書，才能寫出好東西。”談及當時一些年輕詩人的文章，他說：“他們還年輕，還不成熟，還在成長，狂妄一點，糊涂一點，偏激一點，不要緊，可以教育，可以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他們看到社會生活中的某些陰暗面，勇敢地批評，這是好事。如果他們對腐敗墮落熟視無睹，漠不關心，麻木不仁，那就可怕了。要堅信光明會驅逐黑暗，真善美會戰勝假惡丑……”

公木先生住在長春，平時見面的機會不多，只有他來京開會，或我去長春出差，才有機會一起坐坐，說說話。有一次偶然遇到，他看我悶悶不樂，情緒不高，就問我有什么心事。我說，有人認為人的精力有限，一心不可二用，寫作影響工作，對我有意見，說我不務正業。公木笑道：“什么是作家協會的正業？就是要繁榮文學！我就是業余寫作，但并沒有影響工作。恰恰相反，我認為在作協工作，熱愛文學，懂得寫作的甘苦，才能了解作家，與作家交朋友，做好工作！”他的話，不僅使我的郁悶煙消云散，而且堅定了我繼續在作協工作的信心。

我手邊有1980年在訪日歸國的飛機上，他用毛筆在我的小本上的留言：“熱誠積極，永遠朝氣蓬勃，同你生活在一塊兒，我也感到年輕了。公木1980、4、17。” 還有幾封信和送我的《老子說解》。我一直把這本書放在枕邊，不時翻翻，仿佛聆聽先生教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