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女作家伏尼契的長篇小說《牛虻》，最初是作為革命者的自我修養教科書而進入中國翻譯家視野的。

革命文學經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主人公保爾·柯察金在祖國各處轉戰，戎馬倥傯，不廢閱讀。營地的篝火旁，他“看書入了迷，火舌竄過來也不知道”。這本書，就是從營政委那里借來的《牛虻》，讓他“拿起來一讀就放不下了”。好奇的戰友們分享了這本書。聽保爾念完，包括團長亞歷山大·普濟列夫斯基在內，“有幾分鐘誰也不做聲”，因為“大家都沉浸在對牛虻犧牲的悲哀中”。牛虻為追求理想而迸發出的英雄氣概，深深地打動了這群戰士。不妨說，閱讀這本書成了隊伍的一處流動課堂。后來，保爾身受重傷卻連呻吟一聲都不愿意，“他為什么如此剛毅呢？”見習醫生妮娜·弗拉基米羅夫娜得到的回答是：“您讀一讀《牛虻》就明白了。”

帶著對這些情節的向往，李俍民先生四處搜尋并最終翻譯了伏尼契的這部作品，交由中國青年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這是《牛虻》的第一個中譯本，一紙風行，到1979年為止，銷量已達100多萬冊。有中學生“用青春的熱情輪流讀過它”，而且亦是“圍坐在篝火旁”；它的萬千讀者也曾經“從小說主人公的形象中，汲取向上的力量”。外國小說《牛虻》把課堂也開到了中國，還成為劉心武名作《班主任》中最重要的符碼，進入了中國的當代文學現場。

《牛虻》講述了一個“歸來者”的故事，而“歸來”的前提，則是“出走”。

阿瑟·伯頓是“倫敦—來亨伯頓父子輪船公司”老當家膝下最小的兒子，上面還有兩個同父異母的哥哥。雖然感情上并不親近，兩位哥哥倒也沒有虧待弟弟，不短缺他的花銷，不干預他的個人事務。在大學求學期間，阿瑟視蒙塔奈里神父為精神導師，幾至無話不談，包括自己參加意大利青年黨的革命行動也未加隱瞞。青年人的這份事業讓蒙塔奈里憂心不已。不久他升任主教，懷著百般不舍離開了阿瑟。繼任者卡爾迪神父十分和善，很快贏得了阿瑟的信任。阿瑟在一次懺悔儀式上，也向卡爾迪傾訴了自己參與革命行動的事實。心上人琴瑪與革命同志博拉來往，讓阿瑟暗生妒忌，帶著一種羞愧，阿瑟把這件心靈隱秘一起告解給了卡爾迪。

大錯就此釀成。卡爾迪是密探，阿瑟鋃鐺入獄。他在監獄里堅不吐實，后來被釋放。但他卻沒能消除誤會：同志們都認為是他的叛賣使得革命者們紛紛被捕，琴瑪的一記耳光讓他萬念俱灰。然而，打擊還沒有結束。憤怒的兄嫂認為他令伯頓家的高貴門第蒙羞，把一樁陳年往事又擺在他的面前：原來，他是母親和蒙塔奈里神父的私生子。這爆炸性的真相徹底動搖了他的信仰：“自己，就是為了這些東西——就是為了這幫奴性十足的虛偽的人們，為了這些沒有靈魂的泥塑木雕的偶像——才受了這許多煎熬：羞辱、磨難、絕望，把他折騰夠了。”阿瑟選擇了“出走”，登上一艘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遠洋輪船，偷渡出境，一去13年。

在伏尼契寫作的年代，像美洲新大陸、澳大利亞這些遙遠、神秘、普通人難以抵達的海外之地，似乎經常能夠給主人公帶來命運的轉機。比如狄更斯小說《遠大前程》里匹普的人生起伏：他一度受益于在國外發財的逃犯兼恩主，被浮華世界迷住了雙眼；黃粱一夢之后，他自己也去了海外，11年后衣錦還鄉，找回了失落的良知。在資本全球擴張的背景下，這種空間想象的原因一目了然。每個時代都有各自的“詩和遠方”。

但《牛虻》跟《遠大前程》有所區別。等主人公從新大陸“歸來”，阿瑟·伯頓已經變成了費利切·里瓦雷斯，瘸了一條腿，滿身傷疤，沒人能認得出。在這層外表之下的牛虻，也不再是篤信宗教、憂郁敏感的大學生，而是堅定的革命者。此后，在一次武裝斗爭中遭叛徒出賣而犧牲。

阿瑟的“出走”，是徹底的“出走”；那個“歸來者”，則是牛虻而不是阿瑟。

只有這樣考慮問題，才能解釋這部小說中一處意味深長的“漏洞”，那便是卡爾迪這一人物設置。如果沒有卡爾迪的告密，阿瑟就不可能與他的同志們一起被捕，就不可能挨到琴瑪的一記耳光，也不可能得知自己的身世，并因此浪跡天涯。顯然，正是卡爾迪這個人粉碎了阿瑟置身其中的、溫情脈脈的生活世界。奇怪的是，他從此在小說中消失了。他去了哪里？小說沒有任何交代。牛虻“歸來”，把主要的怒火對準了蒙塔奈里，甚至有時候弄得琴瑪都很難堪，卻唯獨不曾提起卡爾迪。深仇大恨，不共戴天，牛虻何以對卡爾迪這般寬大為懷呢？

如果把牛虻的一生切分為兩個段落，卡爾迪即是那把剪刀，他的功能恰在于把青年阿瑟的親情、愛情、友情之線，一齊斬斷。一個“新人”，一個孤零零的個體由此誕生了。雖非有意，但正是卡爾迪讓青年阿瑟轉變為革命者牛虻。小說告訴讀者，經過這一層“脫嵌”的手續，方才造就一個堅毅果決的革命者。

此刻，蒙塔奈里的存在就太不合時宜了。因為在“歸來”的牛虻這里，他一端連著扭曲的親情，一端連著自己業已告別的舊世界，而那個世界對“新人”牛虻構成了某種惘惘的威脅。試想一下，如果蒙塔奈里只是阿瑟的朋友或鄉親，《牛虻》的故事性還會這么充沛嗎？沒錯，他是父親，也是舊秩序的象征，二者同樣重要，他的父親形象里纏繞著過往的一切。

于是，糾結的父子關系，成為小說最有張力的地方。真正在牛虻心中揮之不去的，不是琴瑪，而是“那位紅衣主教”。牛虻急于“出走”的舊世界，是由他的律法所規定的。“出走”的意義，就在這里。不用多說，無數革命者也都曾這樣義無反顧地走出家庭——那個家庭是屬于“父親”的，不是他們自己的。而他們奔赴的方向，是自由的、向上的、嶄新的世界，在那里，青澀的年輕人終將百煉成鋼，成為真正的革命者。

看一看藏身船底，航向未知遠方的阿瑟吧：“盡管耗子鬧個不停，盡管船在搖晃，盡管油脂的哈喇味叫人惡心，盡管心里在發愁明天恐怕要暈船，他的眼皮卻已經撐不開了。他已經顧不得這些了，就好比那些神明，昨天還是他膜拜的對象，如今早成了威風掃地的打碎的偶像，根本已經都不在他的心上了。”這種難以言喻的解脫感，為告別舊我的高覺慧共享。巴金筆下的《家》里，這個熱血青年也是乘船“出走”的——“他的眼前是連接不斷的綠水。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面流去，它會把他載到個未知的大城市去。在那里新的一切正在生長。”

2006年，話劇版《牛虻》在上海演出。這是一部歷經7年打磨的戲劇作品，創作過程中，編劇劉永來反復叩問自己“《牛虻》的精神內核是什么，現實意義何在，如何與當今觀眾進行溝通”，最后確定了“人的選擇”這一主題。牛虻在生命和信仰中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當他在槍聲中倒下、留下最后的小詩“不管我活著/還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牛虻/快樂地飛來飛去”，觀眾潸然淚下，掌聲雷動。脫離舊家庭、斬斷舊世界，主人公對于信仰、愛情、親情的抉擇貫穿小說，不僅啟發、激勵了革命年代的青年人，也因其超越時空的現實意義，感動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