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會1921年1月4日成立于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發起者為鄭振鐸等共12人。其醞釀擘劃，則應從1920年算起。先是老牌的上海商務印書館在“五四”文學新潮沖擊下產生了用時興的新文學爭取讀者的緊迫感，于是起用正在館內擔任《四部叢刊》總校對的青年文學家沈雁冰，由沈取代王蘊章，全面改革創刊已近十年的商務印書館的重要文學刊物《小說月報》。沈接任《小說月報》主編時與館方“約法三章”，決定停止刊用已買下的若干舊派小說家們的文稿以及林紓翻譯的小說，編輯方針、文稿內容概由主編決定。館方不能干預……這時已是1920年11月下旬，1921年1月號即革新后的第一期刊物的文稿，兩周之內必須全部編就、發排，四十天內印成、發行。舊稿既廢，新稿特別是創作稿，必須得到北京一班朋友的鼎助，沈雁冰于是馳函北京向正在中國大學就讀的王統照約稿——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10月上旬，商務印書館主管張菊生、高夢旦專程赴北京尋訪新文化運動風云人物，乃經蔣百里介紹會見了鄭振鐸與耿濟之。鄭、耿要求商務印書館為他們創辦新的文學刊物，并援引北京大學月刊《學藝雜志》為例，商務方面則堅持利用和改造已有的《小說月報》而不愿另起爐灶，于是鄭、耿等產生了先籌備成立文學團體然后再圖興辦文學刊物的計劃，并已取得魯迅、周作人、王統照、郭紹虞等人的支持。沈雁冰索稿的信函經王統照轉給鄭振鐸，幾方面靈犀相通，正中下懷，于是鄭振鐸馬上代表北京的文朋詩友函復，不但表示愿意積極供稿、共同支持《小說月報》的改革，而且熱情邀約沈雁冰加入他們擬議中的文學研究會——京滬數人，一體會合，共同應和著文學革命的歷史潮涌，新文學社團一蹴而成。于是，來今雨軒，成為了文學革命的“圣地”之一，1921年1月4日，成為了中國第一個純文學社團值得載入史冊的誕辰。

文學研究會在北京成立的時候，葉圣陶還在蘇州鄉郊的甪直五高任教。是鄭振鐸的一紙函約，使他成為該會十二名發起人之一。

葉圣陶自具名加入文學研究會以后，就把自己的全部事業同文學研究會密切地聯結在一起。《詩》月刊本是他和幾位朋友創辦的，出版3期之后，他們便自覺自愿地將其改為文學研究會的出版物，組稿編輯，出版發行，勞務自己承擔，影響歸于社團。1923年底，他移家到寶山路順泰里一弄一號，寓所門口便正式掛起藍底白字的“文學研究會”的搪瓷牌子，日常事務、信函往復。也自覺自愿地承擔起來，還兼辦文學研究會發售的外國作家明信片的郵購事務． 他在此間出版的幾種小說、童話、戲劇及與他人的合集，也都分別列入文學研究會系統的“文學研究會叢書”“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文學周報社叢書”“小說月報叢刊”，壯大了陣容，提高了品位，顯示了創作的實績，擴大了文學研究會的聲勢與影響。

在那一時代，刊物既是聯通作者與讀者的心靈的橋梁，又是維系社團存在和發展的紐帶。1932年，因商務印書館被日軍飛機炸毀，《小說月報)停刊，文學研究會亦即解體，便是一個佐證。因此，刊物的編輯出版，實際上已成社團的生命線。在這方面，葉圣陶是功在史冊、歷久不磨的。文學研究會有四種刊物，即《小說月報》《詩》，以及上海《文學周報》、北京《晨報》的《文學旬刊》，除去末一種為王統照獨立編輯外，葉圣陶都是與有力者。

因為沈雁冰銳意革新，停用了不少商務老板早已花了大洋買下的稿子，一則開罪于上峰，二則引起舊文學方面的怨憤，于是剛編了兩年，就被迫辭去主編，改由鄭振鐸接任。1927年4月，上海打響了“清黨”第一槍，鄭振鐸與胡愈之等聯名寫信給吳稚暉等人，表示“目睹此率獸食入之慘劇”“萬難茍安緘默”，吳稚暉大怒之余，命軍閥師長斯烈按名單追捕。鄭處境危急，在親友敦促下只好赴歐“旅游”，暫避無妄之災。5月19日，開明書店及商務印務館編譯所同人，在“大西洋飯店”公送即將遠行的鄭振鐸、陳學昭；行前，鄭振鐸委托葉圣陶代為主編《小說月報》，文學研究會叢書則請胡愈之、徐調孚料理。5月21日下午，法國郵船“阿托士(Athos)第二”徐徐駛離碼頭，葉圣陶與王伯祥、周予同、徐調孚諸友揮淚送別。

此后兩年左右，葉圣陶從應約投稿的作者變為全國最大的文學刊物的主編，肩頭上的分量與對新文學的貢獻便與日俱增。當鄭振鐸避難歐游的時候，也許并未能預料到這一委托的意義，更未曾預料到會有幾多光華燦爛的明星，將從這里升騰而起，光照史冊。

作家丁玲

首先是文學青年丁玲． 她從湖南跑到上海，從上海又轉到北京。時而就讀，時而自修，呼吸著“五四”以后自由而又苦澀的時代空氣，追求自己的事業和愛情。中國的天地是那么寥廓廣大，但像她這樣的知識女性，卻處處感受到壓抑、窒息的苦痛，體嘗著感傷和消沉的折磨。在福樓拜、小仲馬、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高爾基等的諸多名作啟迪下，她心中孕育已久的一代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置身黑暗渴望光明苦悶彷徨掙扎幻滅的心靈歷程，開始釀化為以苦悶和反抗為基調的小說，第一篇便是《夢珂》。1927年秋完成這處女作后，即投寄《小說月報》。主編葉圣陶對于這素不相識的作者的自投稿件，卻慧眼獨具，馬上發表在同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十八卷第十二號，并且給以創作第一篇的重要地位。對于初試啼聲的文學青年來說，還有什么能比這種支持和鼓勵更為切實有力？ 于是，丁玲迅即寫出第二篇《莎菲女士的日記》，又被刊于1928年2月10日出版的第十九卷第二期的“頭版頭條”，排在陳望道譯文和茅盾的連載小說《動搖》之前。第三篇《暑假中》，又是“頭版頭條”。第四篇《阿毛姑娘》，還是“頭版頭條”。四發四中，開創了《小說月報》創辦以來從未有過的先例，恐怕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僅有的美談。四篇小說，初步顯示了作者獨特的藝術個性和出眾的才華氣質，也代表著中國現代小說一種新的流派的端倪初露。于是葉圣陶向丁玲提議，將這四篇小說集印一冊，以廣遠行世。這是丁玲想也沒有想過的，自然萬分同意。包括上述四個短篇的小說集《在黑暗中》，1928年l0月便由上海開明書店初版印行。當《夢珂》等篇發表時，葉圣陶曾細心地在作品之末綴一“留”字，意在保存版權，不允轉載，未雨綢繆，為后來的編集印行預設伏筆，更見出長者扶助青年的良苦用心。正是在這種無私的關懷支持下，丁玲才一發而不可收，迅速崛起為中國第二代女作家的代表，引起了極其廣泛的關注。1929年初，錢杏邨等批評家便開始撰文評論，有的稱之為“新進的一鳴驚人的女作家”，有的贊揚其“描寫的技術方面又是最發展”。三十年代，丁玲的名字已經毫無愧色地排列在“現代女作家評傳”的目錄之上。

當時，葉圣陶寓居橫浜路景云里，丁玲夫婦曾數次造訪，受到殷勤款待。葉圣陶的兒女至善、至美、至誠，也由此熟識丁這位新進的女作家。1928年秋，葉圣陶與丁玲、胡也頻、王伯祥、徐調孚、鄭振鐸等同往海寧觀賞錢塘江潮，豪興如潮，潮頭如雪，一帶汪洋作證，文壇佳話長傳。此后，風風雨雨，波峰浪谷，丁玲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隨著政治風云的變幻而享譽，而遭毀。1979年5月26日下午，丁玲經歷丁在北大荒勞改、在京郊坐監、在長治“遣送”重重磨難之后，突然敲響了北京東四八條七十一號葉宅的大門。八十五歲的葉圣陶和七十五歲的丁玲驀然聚首，喜極而執手無言。半晌，丁玲才幾分幽默幾分辛酸地說道：“要不是您發表我的小說，我也許就不走這條路……”歡談恨時短，日腳漸西斜，丁玲夫婦邀葉圣陶在庭中合影。葉至善撳下快門，記錄了這深蘊著歷史悲喜劇的會見。丁玲的來訪，啟動了葉圣陶半個世紀的回憶，浮想聯翩，往事歷歷，夜不能寐。28日日記云：“昨午夜醒來，感于丁玲之來訪，思作一詞贈之。于是一連二三小時不復入睡。今日上午居然作成一首，完篇之快，前所未有。擬寄與姜德明。至善言渠亦有所感，欲撰一短文，因待其文，暫時緩寄。”這就是發表于6月6日《人民日報》的《六幺令——丁玲見訪，喜極，作此贈之》：

啟關狂喜，不記何年別。相看舊時容態，執手無言說。塞北山西久旅。所患唯消渴。不須愁絕。兔毫在握，賡續前書尚心熱。

回思時越半紀，一語彌深切。那日文字因緣，注定今生轍。更憶錢塘午夜，共賞潮頭雪。景云投轄。當時兒女，今亦盈顛見華發。

作家巴金

1927年夏，巴金從巴黎移居沙多一居里，瑪倫河畔平靜的歲月使他的身體得到了休憩，卻并未窒息他燃燒的心靈，對祖國的苦念，對妃念格爾、蘇菲亞等民粹黨人的敬意，大哥信中的感傷和溫情，混和并釀化成一杯烈酒，他取名《滅亡》，寄給上海開明書店經理索非，希望用自己翻譯高德曼的《近代戲劇論》的稿酬來自費刊行。葉圣陶在開明書店一見巴金《滅亡》的原稿，即刻拍板，決定1929年1月號起在《小說月報》連載。巴金從未想過自己的處女作能夠在當時歷史最久、影響最大、銷行超過萬份的大型文學雜志發表；而這一發表，也就決定了他終身從事的事業，決定他在這條艱難而輝煌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向新的起點。1981年7月25日，他在致《十月》編輯同志的信中深情地回憶說：“倘使葉圣老不曾發現我的作品，我可能不會走上文學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貧困中死亡。作為編輯，他發表了不少新作者的處女作，鼓勵新人懷著勇氣和信心進入文壇。編輯的成績不在于發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發現新的作家，推薦新的創作。我感激葉圣老，因為他給我指出了一條寬廣的路，他始終是一位不聲不響的向導。……有時我的思想似乎進入了迷宮，落到了痛苦深淵，束手無策，不知怎樣救出自己。忽然我的眼前出現了一位老人的笑顏，我心安了。五十年來他的眼睛一直在注視我。真是一位難得的好編輯！ 他不是白白地把我送進了‘文壇’。他以身作則，給我指出為文為人的道路，我們接觸的時間不多，他也很少給我寫信，但是在緊要關頭，他對我非常關心，他的形象也是對我的支持和鼓勵。我的文集開始發行的時候，我寫了一封信感謝他。‘四人幫’垮臺后，我每年去北京都要到他府上探望。他聽覺減退，我們交談已有困難。但是同他會見，讓他知道我的腦子還很清楚，使他放心，我自己也仿佛卸了責任。我們最近兩次會見，葉圣老都叫人攝影留念，我收到他從北京寄來的照片，我總是興奮地望著他的笑臉對人說：‘這是我的責任編輯呵!’我充滿了自豪的感覺。我甚至覺得他不單是我的第一本小說的責任編輯，他是我一生的責任編輯。”

“雨巷詩人”戴望舒

戴望舒寫詩并不自《雨巷》始；但直到葉圣陶所編《小說月報》第十八卷第八期上發表《雨巷》并被編者稱許“他替新詩底音節開了一個新的紀元”之后，“雨巷詩人”才名滿文壇，見重于世。盡管他后來詩風多有變易，優秀的詩作迭有創制；但在非專治文學史的讀者心目中，戴望舒的名字，總是和“雨巷詩人”這個稱呼十分自然地聯結在一起的。

甚至還有茅盾。雖說他早在“五四”前夕便已有多篇論文行世，他的理論批評，他的翻譯介紹，他的編輯業績，他的社團活動，都是新文學第一個十年中不該忘記的碩果。但人們知道茅盾，茅盾的以小說家名于世間乃至史冊，卻是從葉圣陶在《小說月報》上編發了他的《幻滅》《動搖》《追求》(后合稱為《蝕》)開始的。就是“茅盾”這個比沈雁冰更響亮更為人知的筆名，也是葉圣陶親手改定的。

其他如茅盾的作家論系列，王統照、魯彥、黎錦明、蹇先艾、胡也頻、沈從文、許地山、廬隱的小說，《荷塘月色》《賣豆腐的哨子》等散文名篇，熊佛西的西劇介紹，馮雪峰的理論翻譯，也都經過葉圣陶之手，源源介紹給讀者。每當人們回顧這些作家的創作道路時，總難免想到催他們上路扶他們上馬的那位長者，正像看到奇葩佳卉難免要從心底稱贊心地寬厚手攜春光的園丁一樣。而葉圣陶卻說道：“從十八卷第七號到二十卷第六號，我代振鐸兄編了兩年，一共二十四期。現在經常有人說那兩年的《小說月報》上出現了許多新作者，說我如何能發現人才。現在那兩年的《小說月報》影印出來了，大家翻一下目錄就會發現，在那二十四期中，新出現的作者并不少，可是人們經常提起的就只有那幾位。他們的名字能在讀者的心里生根，由于他們開始就認真，以后又不懈地努力，怎么能歸功于我呢？ 我只是仔細閱讀來稿，站在讀者的立場上取舍而已。如果稿子可取，又感到有些可以彌補的不足之處，就坦率地提出來跟作者商量。這些是所有的編輯員都能做到的。還有一點必須說明，那兩年的編輯工作是徐調孚兄跟我一同做的。從1924年起，調孚兄就協助振鐸兄編《小說月報》，他比我熟練得多。直到1931年底《小說月報》停刊，他才離開商務印書館，到開明書店工作，解放以后仍然干編輯這一行。他勤勤懇懇為讀者服務了一輩子，我是永遠忘不了的”（《記我編〈小說月報〉》，《葉圣陶集》第七卷）。這就是葉圣陶的風格、人品。這就是葉圣陶的心田、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