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武寧縣是我的家鄉，那是一個美麗的地方。

九嶺山脈和幕阜山脈跨越贛鄂湘三省，兩座大山之間丘陵起伏、田野遼闊，在丘陵和田野之間，奔流著一條大河，它的名字叫修河。

記憶中多數時間修河是一條水清浪白、性格溫順的河，走在河邊，會聞到河水散發著花草的氣息。但是，有些夏天修河會大發脾氣，卷起要吞噬一切的滔天濁浪，比如我在《獨角牛》中寫到的那場洪水。

修河、浮橋、沙灘、古塔、老縣城……早已深埋在我的記憶里。今天，武寧境內再也看不見修河的蹤影——武寧縣和永修縣交界處建起了一座大壩，這是亞洲最大的土壩，它把修河流域中段變成一個碧波蕩漾的大湖，武寧老縣城以及它的東部所有土地完全沉入湖底，包括《獨角牛》中寫到的我生活過的地方。

《獨角牛》是武寧老縣城淹沒之后我在新縣城工作時完成的作品，我試圖用它概括我所經歷的時代的前半截。我要感謝著名畫家陳重印先生教我畫畫考上大學，后來又指導我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我特別要感謝我的妻子閆蔚，她所擁有的單純、善良和美麗完全吻合我追求的社會理想。對我而言，追求不在于達成目的，而在于拒絕沉淪。

我寫小說有個習慣，積累的素材符合兩個條件才動筆，一是作品思想符合普世價值，二是作品表現手法個性化達到自己滿意的程度。對我而言，第二條比第一條更難做到，而且它對小說寫作既是基本要求也是較高要求。我有很多素材符合第二個條件，如果跟普世價值聯系不起來，我不會去寫它。符合第一個條件，如果不滿足第二個條件，我也不會動手。

養成這個習慣是因為我長期關注公共利益。我愿意用正常或不正常來解釋社會狀態，認為社會正常是最基本的公共利益。任何小說作者都是社會的一員，都應該為社會正常盡自己的義務。所謂正常社會無非是大家的事情大家做主，個人的事情個人做主。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學會了很多東西，但是沒有學會如何過好公共生活，永遠是少數人欺負多數人，而多數人反過來幫助少數人欺負自己——看上去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是中國人做到了，中國很多聰明人把聰明用在這里。

經常遇到對寫作個人化的爭論，有的作家不愿意甚至公開反對為公共利益寫作，認為這種寫作不僅風險巨大而且作品短命。其實寫作個人化不是新鮮事，在正常社會，寫作是個人的私事，任何人無權干涉。但是在不正常社會，情況要復雜得多，強權的利益總是被標榜為唯一公正的公共利益，并要求寫作者表明態度。這個時候，個人化寫作便成了寫作者的生存策略，對強權既不支持也不反對，在寫作中費盡心機尋找與強權的共同趣味，是個人化寫作的主要內容。還有一種情形，在不正常社會完成的個人化寫作，到社會正常之后，這種作品往往會表現出超越時代的生機。相當于說，它能夠在不正常社會逃避強權的打擊完成寫作，到社會正常之后煥發出個人化才可能擁有魅力。相比之下，那些批判不正常社會的小說，到了正常社會可能不再會受到人們廣泛的關注。其實這些變化并不奇怪，強權消失了，社會便正常了，寫作個人化也隨之回歸它的自然形態；但是，強權存在時，它不會自動消失，有的作家用作品反抗強權，有的作家繼續個人化寫作，兩者都有權作出自己的選擇，但不能說個人化寫作的作家比反抗強權的作家更勇敢、更值得人們尊敬。

總而言之，在不正常社會的個人化寫作是一種病態，這種寫作刻意不去正視公共利益中所包含的他們個人的利益，故意割斷公共利益和他們個人利益之間固有的聯系，用一種專業而虛妄的姿態向強權示好，由此不難看出，這種所謂的個人化寫作更多是一種精致的算計，算計的背后是自私和懦弱。

事實上，在社會不正常時，高度關注公共利益的小說創作也可能注入個人化寫作所包含的全部魅力，因此也可能擁有經久不衰的藝術價值。我不敢說《獨角牛》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前蘇聯不少偉大的小說確實證明了這一點。

2020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