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北京現代舞團的開年大戲《長城》于北京天橋劇場上演。一向空靈飄逸得出塵的“北現”為何要接這樣一個命題作文？這樣的大命題他們又會如何把握和表現？帶著懷疑和期待，觀眾在北京最冷的日子趕到天橋劇場。

令人瞠目結舌的是，這部舞劇從生命和情感出發，讓每一塊長城的石磚都活了起來，講述他們的生命故事，講述他們身后的牽掛與悲歡離合，激昂處令人熱血沸騰，悲傷處讓人潸然淚下。最終，如你所愿，長城內外是故鄉。

帶著對編舞能力的嘆服，帶著對創作靈感來源的好奇，我采訪了該劇的導演——北京現代舞團團長高艷津子。而相比于《長城》本身創作過程，我更感興趣的是：她是如何成為高艷津子的？

9歲 “我能不能自己給自己一個名字？”

聚光燈下的高艷津子光芒四射，但小時候的她卻又黑又瘦，沉默寡言，人群中她總是最不被看到的那一個，感覺自己活在陰濕的地方。幼小的津子經常會覺得自己很多余，沒有價值。那時候，她叫高艷，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無數“高艷”中的普通一員。

只有在跳舞的時候她才能感知自己的存在和與眾不同。生于舞蹈世家的高艷身體里充滿著舞蹈的沖動，小學之前沒人教她跳舞，但她無師自通，只要有音樂，她就會動起來，家里來了親戚朋友，她都喜歡跳舞給人看。

舞蹈讓她知道自己在哪，也讓她有了觀察及審視事物的基準。

媽媽是貴州省歌舞團的民族舞演員，有著深厚的舞蹈功力和編舞能力，也是津子初入少年宮舞蹈班時的第一個老師。但第一次正式學舞蹈，高艷就對媽媽教的舞蹈動作充滿質疑：“為什么你教的舞蹈那么難看？身體不應該是自由的嗎？”那時候她還不知道什么是現代舞。

媽媽教孩子在舞臺上怎樣笑才好看，讓孩子們回家照著鏡子練。高艷津子說：“媽媽你教得不對，我回來照著鏡子笑了，但那個笑是假的，那個美是假的，不如我自己原來的笑好看。”

幸運的是，她的“叛逆”沒有被打壓和糾正，相反，她觸動媽媽換一個視角來重新看待兒童舞蹈，媽媽甚至讓高艷津子參與編舞，她的感受和意見都能得到尊重。后來她所在的苗苗舞蹈團獲了很多大獎，因為他們的舞蹈有童真，是真正屬于兒童的舞蹈。

9歲那年，她突然跟爸媽說：“名字是你們給的，我能不能自己給自己一個名字？”爸爸來自天津，津子是她的小名，她想把大名小名連在一起，賦予自己一個獨一無二的名字。她自我意識的萌發馬上得到了父母的呼應和支持，上午聊到這個話題，下午爸爸就拿著戶口去派出所改了名字。于是，高艷就成了高艷津子。

成為高艷津子后，她就覺得自己的小花開了，活到了陽光下，“以前沒做什么事，老師批評學生的時候也會把我帶上，特別委屈。改名后，再也沒有這樣的事發生，因為這個四字的名字需要謹慎對待。”

13歲 “我痛恨別人拿尺子來量我的骨頭”

愛跳舞、能跳舞、喜歡按照自己的方式跳舞而又被鼓勵，一切看起來都很隨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挫折發生在13歲的時候。

那年北京舞蹈學院附中貴州班招生，進了這個班，就相當于一只腳已經踏進舞蹈學院，這是所有跳舞的孩子夢寐以求的機會。已然小有名氣的津子自信滿滿地去面試，卻被無情地淘汰了，因為她天生的瘦小身材。

女兒挫敗委屈的眼淚讓媽媽心疼，以津子父母在貴州舞蹈界的地位和人脈，他們完全可以幫到她。讓媽媽意外的是，這時候津子卻決絕地回拒了：“為什么我跳舞要別人選擇我？我痛恨別人拿尺子量我的骨頭來判斷我能不能跳舞，難道是骨頭的長短決定一個人能不能跳舞嗎？跳舞不是我們每個人的權利嗎？”

父母雖然知道這個孩子從小“主意正”，但這時還是被她強大的自我意識驚到了，他們不得不將津子作為一個獨立的生命體（而非女兒）嚴陣以待，尊重她孤傲倔強的選擇。

命運的拒絕不僅激發了她的倔強，更激發出她的舞蹈大愿：做“人民藝術家”，在街頭、在廣場、在一切有人的地方跳舞，跳出自己內心的激情與愛。

16歲 “我是一個被風吹掉的落葉”

出色的舞蹈天賦和獲獎履歷，讓許多重點中學向她拋來橄欖枝，但媽媽卻鼓勵她：“如果你決定跳舞，你就直接考大學。你已經讀了那么多名著，夠了（津子一家都有學習的習慣，每到晚上，三人各捧著一本書看，從小如此）。”于是，14歲的津子直接復習參加了高考，以高出錄取線100多分的成績考取了貴州廣播電視大學招收的舞蹈專業專科生，上學期間還拿了個全國少數民族舞蹈大賽一等獎，以及貴州省霹靂舞大賽冠軍。

青春全都用在她熱愛的舞蹈上了。若干年后，當她從北京舞蹈學院研修班畢業時，當年那批考取北京舞蹈學院貴州班的孩子們才剛上大學。

去北京舞蹈學院學習，是16歲時的事情。當時有個外國著名舞蹈家主持的一年制編導研修班在舞蹈學院招生，了解自己女兒個性烈度的母親背著津子找老同學老同事去說情求收留，但都被婉拒了，因為舞蹈演員的最低身高是1米68，而津子只有區區1米5，硬件條件實在說不過去。

媽媽說服津子一同來到北京，直闖舞蹈學院，當著外國專家的面懇求一個讓她跳一次給他們看的機會。那位專家說，那你給我即興來一段。于是彈了一曲節奏特別快的鋼琴曲。“然后我就坐在把桿上，說我是一個被風吹掉的落葉，是一個16歲的落葉。”

跳完艷驚四座，別說即興，就是苦心編舞也編不出這個程度，這的確是有創作天分，于是，收了！

研修班開始，沒人愛跟津子搭伴做作品，大家都是各個專業機構里資深的編舞者，一個16歲的瘦小女孩是難入大家法眼的。但經歷幾次獨舞、雙人舞、三人舞等等作業表演后，愿意跟她一組的人就多得不得了。她的每一個作品都天馬行空，人們不知道她下一個作品會展現出怎樣更驚人的想象力。

畢業匯報演出時，每人限定一個作品，只有高艷津子是被特許兩個作品。津子以她與生俱來的編舞能力征服了最高專業學府的專家學者，于是，研修班結業后，她順理成章地正式成為北京舞蹈學院現代舞編導班的首屆學員。

18歲 “用我的舞蹈，讓很多人活得更快樂一些”

舞蹈學院畢業之前的那個春節，津子回家過年，她的家鄉貴陽，在當時還是一個藝術觀念尚未與現代接軌的西南邊陲城市。對女兒充滿欣賞的母親找來幾個業內同行看津子跳舞，相當于一個親朋之間的私人匯報演出。這些從沒有見過現代舞的長輩被現代舞的自由通透，以及對內心情緒的精確表達感動和震撼。

激動不已的他們熱切地希望更多的人能領略現代舞，于是租了個歌舞廳的大廳，請來貴州文化界的200多人，津子從晚上7點半跳到12點，一個人，全即興，用隨機播放的流行歌曲做配樂。衣服跳濕了，就由兩個人在舞臺上拉著個床單擋著，她邊換衣服邊給大家講現代舞，全程沒有離開觀眾的視線。跟她汗水一樣多的是觀眾的眼淚——人們被她飽滿的生命激情所感染，被她自由而精確的表達所驚艷。

跳完舞出來，沿著江邊走，一個很難想象和理解的奇觀是，子夜時分，18歲依舊瘦小的津子，身后五米之外，默默跟了一大群前輩長輩，大家也不說話，就那么默默地跟在后面走了很久很久。像被一種什么魔力牽引，沒人想從夢中醒來。彼時空中下著淅瀝瀝的小雨，南方午夜的街頭，一個個店正在挨次打烊關店，經過的每一個店都在放著彼時正流行的孟庭葦的《羞答答的玫瑰靜悄悄地開》，她感覺是一路踩著玫瑰花瓣走過。

這次為家鄉同行做的即興專場，對她來說有著特別的意義。長輩們真切的激動，讓她意識到，舞蹈不那么簡單，它具備喚醒人性的能力，而一個舞蹈家就是一個藝術能量體。突然之間，專業上的成功與否、獲獎成名都變得不重要，“那些都不是我的價值，我來的意義是，用我的舞蹈，讓很多人活得更快樂一些，更敏感一些，更覺知一些。”——18歲的津子已經完成了她對生命意義的尋找。

沒有靈魂的舞蹈不跳

專業道路上的一路開掛，并沒有讓津子的內心一路暢通，進了夢寐以求的現代舞編舞班進行正規的系統化學習了兩年，她反倒茫然了——我從五千年的歷史傳統里掙脫出來，難道只是為了進入只有一百年歷史的另一個僵死的套路里？現代舞的自由不應該是靈動的、開放的自由嗎？怎么可以是從一種延續跳到另一種延續？

從小到大沒有停止舞蹈的津子整整有兩個月沒跳舞，心里有疑惑，她就寧可不跳。對生命的誠實讓她看起來孤傲，但這正是高艷津子之所以是高艷津子的緣故。沒有靈魂的舞蹈她不跳，墨守成規的動作她不想重復，她不想做一個精致的匠人。

困境對津子來說一向是金子，她總是能把困難變成禮物，這次的自我關閉冥思苦想，成就了她著名的《三更雨·愿》。深邃的思考力，出色的編舞能力，如火的生命熱情，讓她很快脫穎而出——1995年，她去了當時金星創建的北京現代舞團；1996年就舉辦了個人舞專場；1997年出訪德國，參加斯圖加特文化節的演出，從此成為國際各大藝術節上的常客。

同時，她也很快吸引了眾多一線藝術家與她合作，劉索拉、郭文景等都曾與她合作。

25年間，高艷津子的一系列作品，從《想要說的話》《塵》《界》《水·問》《談·香·形》，到《花間十二聲·二十四節氣》《覺》《三更雨·愿》《十月·春之祭》，直到2021年的開年大劇《長城》，每一部都讓人耳目一新，同時，每一部都震顫人心。

每一塊木地板都是門票換來的

北京現代舞團的履歷是熠熠生輝的，然而，我們很難想象，舞團竟居于東北五環外的一個小村子里。當我在一個滿是平房的大院子里找到舞團低矮的正門時，門外寫著“北京現代舞團”的易拉寶讓人懷疑這是不是山寨版。

之前剛剛在舞臺上看到他們的高光時刻的我非常不適應這種落差，不甘心地問：“舞團很缺錢嗎？”她苦笑到：現在賬上只剩3萬元，這個月的工資還得出去想辦法湊呢。這是她要經常面臨的窘境，疫情導致演出停滯大半年加劇了這種窘迫。

北京現代舞團是一個純粹的民營舞蹈團。她是第三任團長，接手的時候，留給她的只有一個注冊的團名和一堆債務，連排練室都租不起。所以高艷津子帶領全體演員遠走貴州山區，在森林里在山澗中，光著腳跟泥土跟河水一起舞蹈，這種沒有成本的排練方式是迫于無奈，但卻意外地得到了獲取靈感和滋養靈性的途徑，也成為尋找作品靈感的一個特有形式。那次出走，成就了著名的《十月·春之祭》。舞團的成員，都是極其出色的舞者，他們去任何一個團體，都能獨當一面，“我們如果用各自的能力去謀生，可能活的比現在要輕松一點，但是我們大家在一起做事就會活得很難。”在這里，不僅收入微薄，而且每個人都身兼數職，不僅要排練演出，還要監管道具燈光劇務，甚至打掃衛生，一切雜務都要大家一起分擔。但每個演員都會在舞團呆很長時間，平均三四年，好多人一呆就是七八年。

我好奇，為什么這么艱苦，還有這么多一流的舞蹈演員愿意呆在這里。對此，高艷津子斬釘截鐵地說：“因為北現是為靈魂去表達的舞團。”

突然間，感覺眼前這個過于簡樸的舞團，就像一座清修的寺廟，里面住著專心修行的高僧，清貧而高貴。

不僅是演員，服裝舞美這些重要職位都是大咖級別的人來義務承擔。駐團的服裝設計師鐘佳妮是很著名的影視服裝設計師，但為舞團工作卻不要工資也不要設計費，因為“我要賺錢我就去做電影，這里是我做藝術的地方。”《長城》的舞美是著名的劉杏林老師，是年薪百萬也請不起的大咖，但他為北現做舞美就是純義務的，他對津子說：“你不要給我錢了，你留著給舞團補貼到其他地方。”

支撐她的，還有多年來一直跟從舞團演出的一眾死忠粉。“你腳下的每一塊木地板，都是門票換來的。”她指著排練廳說，“所以我特別感激那些自己買票看演出的人們，我們就是靠這樣的人活下來的。”所以，每次演出謝幕時的鞠躬，她都是真心感恩。

長城是有溫度的，冰就是她的溫度

前所未有的創作壓力來了，津子再次把它變成生命禮物。

《長城》是民族文化藝術基金的委約作品，相當于一個命題作文。這個命題太大了，大得難以下口。“藝術特別是舞蹈藝術并不適合承擔那么多”——高艷津子的第一個反應是這樣。

她開始靜下來回問自己：“我的作品的特點在哪里？我有什么樣的價值，長城才會選擇我來做創新？”創作的突破口找到了，津子重新篤定下來：“我要對藝術負責，而藝術對生命負責。”

去年11月，津子帶著全體演員去金山嶺長城采風。彼時正值黃昏，風很大，大家穿得都很單薄，但沒人感覺冷，也沒人因此感冒，因為大家都忘了自己，而與自然與長城融為一體。赤腳站在長城上，高艷津子就突然有感覺了：“誰說長城沒有溫度，冰就是她的溫度”；看見日出日落，她突然明白：“長城是有呼吸的，他的呼吸就是光的變換”；觸摸著石磚斑駁的肌理，她感受到長城也有生老病死；看到刻著名字的文字磚，她意識到：“每扛一次磚，生命就會透支一次，然后某一塊磚就成為某個人的最后一口氣”……于是，長城率先在津子的意識中活了起來。

接下來的追問是：“長城如果可以透過你的身體看到世界，他想看到什么？長城如何蘇醒，他想說什么？如果長城可以舞蹈，他會想在舞蹈里傳遞什么？”

如果把舞者變成一個會說話、有故事要講的磚頭，一個人也可以跳長城，因為，一塊磚就是無數塊磚的一個最小的集合點，“何況我們有14個人”。

于是我們看到《長城》開場時，舞者們從長城石磚下涌出、復活，冷硬的石磚變成溫熱的生命。藉由這些復活的石磚，我們看到拼盡全力的修筑者，看到激戰沙場的守衛者，也看到女人們的期盼與守望，看到心手相連的牽絆與悲情，看到一段段生離死別……

環環相連的長城石磚，轉換成了人與人的鏈接，綿延不絕的歷史，變成了人類的生生不息。高艷津子就這樣以縱橫交錯編織生命的形式，完成了獨特的對長城的解讀和演繹。

后記

大大的棉布袍子里，裹著過于瘦小的身軀，帶著媽媽和小女兒。她普通得像一個拖家帶口的中年媽媽，完全沒有舞臺上的艷光四射。

“樸素的修行者”，是我與高艷津子五個小時對談后的印象。她很少笑，對什么都用心對待，周身散發著對世間萬物的謙卑恭敬，恭敬得好像低到塵埃，但低垂的身姿又充滿著一股令人心悸的莫名力量。就像《三更雨·愿》里的一朵花，一只蚊子，一呼一吸之間的生命也蕩氣回腸。

青春期以前的津子孤獨倔強，只在書海中沉浸，在舞蹈中綻放。成年后的津子依然保有氣質上的孤獨感，但她又用誠實內觀的舞蹈與眾生鏈接。中年后的津子，靜默之外，多了對世事的通達與悲憫，但她用身體表達內心的激情和創造力卻一直未曾改變。

支撐她生命的是內心強烈的愛，而這份愛來自舞蹈，舞蹈給予她自我認知自我肯定的標尺，給予她內觀的定力，給予她燃燒的激情，給予她對生命的細膩感受和一沙一花的敬畏，也給予她化解一切艱難困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