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它的出現完全是偶然。某日，一位朋友向我談及有無興趣重新“翻譯”一下《聊齋》，讓它變成具有李浩風格的“故事新編”？他極力慫恿，我的興趣真的被他調動起來了。

西方一直有一個“改寫”舊有故事重新注入新質的書寫習慣，他們在部分保持舊故事完整性的基礎上不斷添加或篡改，讓它變得更具現代性，變成作家有個性、有發現的言說——像不斷被改寫的《變形記》，像薩特戲劇《蒼蠅》對古希臘神話的改寫，像尤瑟納爾對哈德良故事的改寫，像喬伊斯對尤利西斯故事的改寫等。而我，也一向看重布萊希特的“間離化”理論，他認為小說（戲?。┳钪饕{動的是人的“健全的大腦和敏銳的感覺”，即使你“熟悉”那個故事、那個唱段、那些人物，而這一場“新的演出”也應給你帶來新鮮感和陌生感，因為這個“新的演出”在悄然的豐富中、變化中、啟示中。

在我看來，這種重新注入當然具有挑戰性，它一定會偏向原文本“未能充分提供”的那部分，它一定要有現代思考的某種有意的向度……于是，我決定一試。我選擇的是《聊齋》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并且保持了原題目：《耳中人》，《考城隍》——在這兩篇“《聊齋》新編”的故事中，我克制了自己“傷筋動骨”的惡劣愿望（說實話，這樣的愿望實在難以遏制，在我之前的寫作中有不少互文性的小說，我“傷筋動骨”都動出了快感，甚至覺得只有那樣才能算是“創造”，再創造），盡量保持了舊有故事的完整，而注入的部分則是現代性的，“我思”的部分：當然，這也是那位朋友當時的要求，他不希望我太過“顛覆”，他希望在我不顛覆原作的前提下保持新穎的注入，而我，也是答應下的。

《耳中人》，我有意注入的是現代心理學的東西，在人的沉默著的幽暗區域所潛藏著的某些、某種……它是我們平時不示人的內在，是我們可能的欲望、私心和小小惡毒，是時下大家反復提及的所謂“人性”的部分——它在著，當然地在著，即使在那些“修行者”那里。蒲松齡的這篇小文給了我靈感，我也借用這個已有的故事將理念的煙化成真實的魔鬼，讓我們心底掩藏著的、故意視而不見的部分化身為這個“耳中人”。我也認為小說“發掘人性”“指認人性”不是什么高格，而是起點，我們的文明有對人性壓抑的部分，但這種壓抑也是多向的和雙刃的，我不會自覺地站在任何一方：于是，我為這篇小說補了個含義模糊的尾巴?！犊汲勤颉?，我原設計是加重宋燾“對時間的新理解”部分，他死過一次，而且他也確切地知道了自己的壽命，每一天都是一個倒計時——我迷戀時間議題，這個設計對我來說不具有特別的難度，于是，在書寫的過程中我偶然地推翻了這一設計，我想我或許應當加重《聊齋》中蒲松齡頗為得意的那個政論議題，然后審視它、掂量它、追問它，將它變成類似“蘇格拉底的審判”那樣的對話：當然，我依然不會自覺地選邊站，而是盡可能將A 和B 想得清晰些、合理些。說實話，我對“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是有異議的，它其實增加了判斷上的隨意和武斷，而預先的道德推論往往也有諸多危害和不講理之處，我們人類受這種“主觀性”危害太久太多了，雖然它的出發大概是一腔好意。

完成了這段文字之后我原本繼續“對時間的新理解”部分，后經反復，我舍掉了它。我怕閱讀者會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我的那些話語上，而沖淡了小說中思辯的那些。這，非我的所欲。完成這兩篇的改寫之后，我的內心充滿著忐忑和興奮，我竟有沖動試圖繼續“翻譯”《聊齋》里面的新篇目，當然在新的改寫中我肯定要“傷筋動骨”大做手術，并讓意識流、黑色幽默和碎片編織等方式一并加入，當然最主要的還是我要完成的“現代性注入”，讓它成為現代小說，讓它加重“思”的成分。就這兩篇新編而言，我也能想到我會面對至少兩個方向的指責：一是批評我胡亂加入，我們的經典都是鎖碼的，經典的《聊齋》是鎖碼的，你改動的每一個字都是拙劣的，是傷害，我們不能容納出現一個新面目的畫皮女鬼，也不能容納出現一個新面目的李逵；另一則是批評我改寫得不夠，有太多的延續而沒能展現“創造性”部分，這種填空式的“翻譯”意思并不大。我認為他們當然有道理。只是，如果我們的傳統只能有源無流，不與現代性思考有所對接的話，那它的活力在我看來也是存疑的。我先冒險著走出一步，而且這一步魯迅的“故事新編”已經走過。走的人多了，也許它真的會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