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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見證者”：奧登詩學研究》，蔡海燕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580頁，198.00元

我國現代文學的誕生，啟始于白話代替文言作為書寫語體的確立，即所謂的“白話文運動”。在白話文學初始、遷延、呈遞的百年過程中，一直伴隨了域外作品的大量譯介引入，文學譯本充當了思維意識與寫作范式形成、轉化的催化劑。在很多創作者的心目中，譯介文學，尤其是海外經典作家的譯本成為了創作驅動的重要來源。

就新詩而言，情形也是如此。

詩人樹才說過：“百年新詩的歷史與譯詩歷史犬牙交錯，新詩受翻譯沖擊而產生，詩歌翻譯為新詩成長提供語言和思想資源。”（出自2013年1月23日“翻譯與現代漢詩的發展暨‘詩苑譯林’再版座談會”紀要，此處略作改刪）詩人臧棣的表述更為形象：“對現代漢詩而言，翻譯就是種子。詩的翻譯，作為一種現象，絕不僅僅是文體方面的，它是我們的植物學，也是漢語的地理學。它深刻地參與了一種語言的自我意識。”（引自臧棣詩論集《詩道鱒燕》，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

然而，語言巴別塔的存在終究是客觀現實，不時在提醒我們文學迻譯中的諸多悖論困境。與大量由約定俗成的術語規約的科學技術、人文研究、新聞報道的文本轉譯不同，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因帶有原作者強烈的個人色彩與文化趣味，尤其挑戰了譯者的雙重能力：譯者不但需要深切敏銳地理解原文，還須以出色的母語能力，去擬近、傳達原作的語言風貌、幽微情緒與整體氣氛。文學譯介，毋寧是一項高難度的智力活動。

倘若打個比方，則文學譯介類似一副語言裝置的透鏡，理解原文能力即鏡體的透明度，而母語傳達能力即鏡面的凸面曲率，鏡體越透明（不脫離原文意味），凸面曲率越小（不偏離原作者風格），則譯作的還原度就越高。其原理大致就是如此。

毋庸置疑，現代漢語詩的創作進展與域外詩歌的翻譯始終保持了同步（很多詩人同時也是優秀的譯者，如穆旦、施蟄存、卞之琳、戴望舒、王佐良、鄭敏，不一而足），而域外詩歌中，英國與美國的英語詩的譯介一直受到矚目。倘若開列一份大詩人的名單，則必然會包括葉芝、艾略特、弗羅斯特、史蒂文斯和奧登。

然而長期以來，除了穆旦和卞之琳兩位先生的散譯篇什之外，奧登一直是個耀眼的空白。

恰如黃燦然評論所說：“他在英語中是一位大詩人，現代漢語詩人也從各種資料里知道奧登是英語大詩人，但在漢譯中奧登其實是小詩人而已，而現代漢語詩人也只能通過這個小詩人來想象甚至認定他就是大詩人。推而廣之，在漢譯嚴重不足的前提下，對整個西方現代詩歌，我們大體上也只能如此想象和認定。”

2008年，我啟動了奧登詩作的譯介，當時選擇的底本是奧登文學遺產管理人門德爾松教授于2007年編定的現代文庫版《奧登詩選》，其間就開始留意學界相關的研究動態。2009年，我在新浪博客讀到了蔡海燕的幾篇研究論文，于是便開始與她通信，那時她正在著手博士畢業論文（也即本書《“道德的見證者”：奧登詩學研究》的前身）的撰寫。

海燕的恩師吳笛先生是勞倫斯詩歌研究的專家，也是勞倫斯詩歌的優秀譯者，他對海燕說過這樣的話：“翻譯的過程就是正確理解原文和創造性地運用漢語表達原文的過程。”是的，文學譯介是文學研究的前提，沒有較為充分的譯介，談論詩人就如同盲人摸象，無法掌握其人其作品的全貌。我和海燕能夠攜手合作，與吳笛先生的親身體會與優良的學風大有關系，這里也是需要鄭重向他表示感謝的。

在現代英語詩人中，奧登對古今多種詩體都有嘗試運用，詩作素以高難度的技巧著稱；他中年橫跨大西洋，從英國移居了美國，思想背景也有復雜的生成變化。海燕為了更好完成她的博士論文，由此還申請了延期畢業。

2008、2009年還沒有新浪微博（2009年8月14日才開始內測）和微信（要到2011年1月21日才推出），彼時MSN Messenger是唯一的即時通訊工具。我們在杭州碰頭后，就開始了譯介的合作。很多個夜晚，我和海燕就在線上相互討論奧登譯文。

海燕在《“道德的見證者”：奧登詩學研究》的后記中回憶了我們合作奧登譯介的若干細節。我在自己的Outlook郵箱里翻尋，找出了當時保留的一份記錄（海燕在MSN的簽名叫“塵影”，一個富有詩意的名字），時間戳是在2009年10月27日。

當天我們討論的是Family Ghost（《家族幽靈》）這首詩最后三個段落的理解，原文如下：

And all emotions to expression come,

Recovering the archaic imagery:

This longing for assurance takes the form

Of a hawk’s vertical stooping from the sky;

These tears, salt for a disobedient dream,

The lunatic agitation of the sea;

While this despair with hardened eyeballs cries

“A Golden Age, a Silver… rather this,

Massive and taciturn years, the Age of Ice”.

海燕看到奧登另一位傳記作者福勒說，這三段是某種影射化用，分別指涉了三個前輩詩人即蒲柏、多恩和彌爾頓的創作：蒲柏像鷹沖向獵物，多恩的悲傷化為眼淚，失明的彌爾頓從黃金時代跌入冰河時代。

從第一段第二行中的“the archaic imagery”來看，奧登的確有可能拼合了三位前輩詩人的意象。這是典型的奧登式的化用技巧，混合了多樣的意涵、情緒，解讀時常會發現隱匿的多義性。海燕又建議將“rather this”原來的譯文“寧可這么說”改為“更確切地說”：

而全部的感情終于一吐而盡，

重又拼合了那古老意象：

對信心的這份渴望化身為一頭兀鷹

從空中直直地俯沖而下；

這些眼淚，因一個不馴服的夢飽含痛楚，

如經歷了大海的瘋狂蠱惑；

“絕望”這時瞪著冷酷的眼珠叫出聲來

“一個黃金時代，一個白銀時代……

確切地說，龐大而靜默的歲月，一個冰河時代。”

此外，《家族幽靈》這首詩采用了變體的三行連韻體，我們還討論了譯出時音律上的表現。我對整首譯詩的音程、音色尤其是腳韻部分又做了些適當處理，以達成擬近的效果。海燕鼓勵我說：“翻譯上，本來就沒有什么定論。每個譯者都有自己的權衡尺度，我現在站在你這一邊。”

這天討論后的另一結果，就是根據門德爾松教授和福勒的解讀為這首詩加上了三條注釋。我們采用了將譯文還原與釋讀研究平行處理的辦法，這在當時國內的域外詩集譯介中還是很少有的嘗試。

當然，我們偶或也有不能取得一致的地方，這時她總是尊重我的看法，而我也常會站在她的角度來理解原文并調整譯文。初稿由我譯出后，根據海燕的修改意見，最后完成了全文的統校。終于，五年后的2014年4月，上卷《奧登詩選：1927-1947》正式問世，兩年后的2016年1月，下卷《奧登詩選：1948-1973》接續出版。海燕從一開始就參與了譯稿的討論辨析，還為各個篇章補充了很多背景注釋，而詩選前面的《譯者序》的主體內容亦是根據她的論文初稿加以整理擬成。

此前在2012年11月，由我獨立翻譯的《戰地行紀》已先期出版。隨后，黃星燁譯成的《序跋集》于2015年11月出版，2018年3月，胡桑譯成的《染匠之手》出版。奧登在漢語世界終于有了第一個成規模的文集。可喜的是，此前海燕主持的“奧登詩學研究”課題已獲得了201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立項支持，這讓她獲得了比較充裕的時間。而文集的陸續出版，反過來也為她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助力。隨著時間的推移，她在原先博士論文的基礎上陸續又有擴展補充，最終完成了《“道德的見證者”：奧登詩學研究》的書稿。

該書的緒論部分，主要以移居美國為時間節點，細述了奧登創作生涯前后兩階段的變化，此外也提到了漢語語境中的奧登譯介研究。

它的主體構成分為兩個部分，上篇是“奧登詩學的思想譜系”。這是份量很重的篇章，主要解析了奧登詩學的精神來源與思想原核。奧登出生于1907年，此前世紀初的1900年，弗洛伊德的《釋夢》（即《癔癥的研究》）的出版標志著精神分析時代的來臨。就此意義而言，二十世紀又可稱為是人類探索精神世界的新啟蒙世紀。奧登出生于牧師之家，又有一個當醫生的父親，家庭環境和時代氣氛無疑強有力地塑造了他的精神結構。由此，青年奧登受到精神分析學說的持續影響，其詩作的思辨特色與之有極緊密的關聯。

奧登循著對人類精神世界的探索發現，又過渡到社會的批評，由此，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也曾對他產生過影響。1939年奧登自英國移居美國，此后雖然漸漸偏離早期的左翼軌道，然而他前后期詩作中強烈的歷史批評的色彩，仍可以在這里找到痕跡。到了中晚年，奧登重新皈依英國國教又是其思想發展的一個重大演變。經歷了歐洲二戰的文明崩壞與重建后，奧登將廣義的基督教信仰納入了視野，形成了他獨特的文明史觀，這也構成了他晚期詩作的重要底色。

下篇“奧登詩學的藝術倫理”更接近于對奧登創作論的討論。前兩章勾勒了奧登鮮明的身份意識與寫作倫理，第三章“耐心的回報：詩歌的技術層面”則是我個人比較看重的部分。奧登是視野異常深闊的大詩人，要理解其人其作品，這些都是窺睹其詩學堂奧的必要階梯。尤其第三章第二節重點書寫了奧登的詩歌技藝、語言觀和詩體風格的變化構成，掌握了這一節的內容再回過頭去閱讀兩冊《詩選》中的詩作，相信會有很多助益。第三章第三節“語言的社群：想象共同體和構建詩歌烏托邦”也非常有啟發性。此節引述了奧登對好詩的判斷見解，他所描述的，毋寧也是所有杰出藝術作品的共性：

每一首成功的詩作都展現了天堂般的景象，自由和法則、體制和秩序得到聯結，矛盾得到調和，罪愆得到寬恕。每一首好事呈現的景觀，都無限地接近烏托邦。

“無限地接近烏托邦”，正是海燕和我共同投入奧登譯介的一個恰如其分的譬喻。這個小小的烏托邦是無形而實在的，它起初來源于我們對奧登詩歌的共同興趣和熱愛，過后落實到無數文本細節的推敲、辨析和鞏固。當最終的工作成果展現時，我們也在漢語世界中為奧登其人其詩構建了一個值得信任的基礎。

因為適時引用了奧登作品的譯文，海燕這部專著顯得異常充實飽滿，因此，從接受角度來說，這部書也為有心的詩歌讀者提供了閱讀《奧登詩選》的最佳導讀。從后面“主要參考文獻”所列的書目之多，也可知海燕的用力之勤、收羅資料之廣。“索引”分為詩歌作品索引和綜合索引兩部分，為進一步研究奧登詩歌提供了豐富的線索。最后又附上了“奧登生活與創作系年”，可助了解奧登的生平履歷。倘若說《“道德的見證者”：奧登詩學研究》是目前為止奧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誠不為過。

本書初稿完成于2018年，2019年海燕赴劍橋大學訪學，書稿收竣于該年的年底。這本專著恰在她去年8月回國不久后付梓，也是一件頗可欣慰的喜事。

我和海燕相識相遇在2009年，至本書出版，前后延展竟然已有將近一甲子。五百七十四頁，五十七萬字，這些數字，我想恰好也標識了海燕專研奧登詩學的一條上升的軌跡線。經由這么多年持續不斷的累積，這才誕生了這部重要的研究專著。在未來的時日，我相信它除了會引起學界的關注以外，也將贏得越來越多的文學熱愛者的矚目。

今年上半年，按之前達成的約定，我會完成《奧登詩選》《戰地行紀》兩書的校訂，上海譯文社也將在年內推出兩部譯作的新版。前不久，海燕告知我，她又接手了與奧登有關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即譯出漢弗萊·卡朋特的《奧登傳》。這是到目前為止最為權威的一部奧登傳記，布羅茨基在他的名文《析奧登的〈1939年9月1日〉》中對此書有極高的評價。當這部傳記的中文版不久之后問世時，我們將得以最終宣告，一個更為豐富、完整的奧登已呈現。我衷心期待著合璧之日的到來。

海燕近來又對奧登的友人、詩人C. D. 劉易斯的詩歌發生了興趣，并且已經展開新的譯介和研究。這是繼奧登之后設定的又一個路標，一個延續上升的路標。而我也想引用歌德詩劇《浮士德》結尾那句名言“永恒之女性，引領我們上升”，來贊美海燕投入奧登研究的執著精神，并表彰她今日的成績。如果沒有遇到她，《奧登詩選》的譯本定然不會如此順利就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