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0年11月28日，應“大家講堂”（由廣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學而優書店和南都讀書俱樂部）邀請，“拉美思想譯叢”的兩位主編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的滕威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的魏然在廣州學而優書店與現場和在線的讀者，以《面具與烏托邦》一書為中心，探討墨西哥文化、思想與民族性問題以及該書在拉美思想史的位置，并進一步暢談了對拉美思想史研究與譯介的一些思考。

拉美有思想嗎？什么是拉美思想？

滕威：最近拉美尤其是阿根廷突然成為了全世界的焦點，前有著名電影人索拉納斯因新冠逝世，后有馬拉多納心臟驟停，撒手人寰。索拉納斯可能大眾了解的不多，他可以被視作是“第三電影”運動的領袖之一，也是扛起電影反帝反殖反壓迫大旗的旗手。馬拉多納，不用多說了，可謂家喻戶曉。但今天還是有很多鍵盤俠出來黑一波，好像馬拉多納的一生除了丑聞就沒別的了，吸毒、興奮劑、上帝之手……但這個其實一點都不新鮮，因為1994年他被尿檢查出來麻黃堿，當時全世界潑向他的臟水也是這個邏輯。愛德華多·加萊亞諾，他是拉美非常重要的知識分子，也是一位熱血球迷，他在《足球往事》里面，曾經專門有一篇文章寫馬拉多納，他說馬拉多納如果踢球他就贏，要是小便他就輸。因為好像一驗尿，他就不是一個偉大的人了哈。但是加萊亞諾說麻黃堿就這種東西在歐美很多職業運動當中不算是興奮劑，他說“這個世紀末的足球缺乏熱情，冷淡、呆板，憎恨失敗，禁止一切玩樂，能讓奇思妙想也變得合理高效的人已經為數不多，馬拉多納是其中之一”。如果馬拉多納那么不堪的話，怎么可能贏得全世界最優秀的運動員（不僅是足球的）的集體哀悼，怎么會贏得阿根廷的國葬，拉美多個國家的高規格悼念，以及全球各地左翼的致敬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拉丁美洲，無論這個人是個足球運動員，還是電影導演、詩人或是游擊戰士，他們都有可能成為或被視為思想者/思想家。拉美思想，可能跟其他地方，尤其是現代的西方思想生產不太一樣，不一定是有博士學位，在大學里面教授比如說哲學史或是文化史，著作等身，體系龐大，然后你才能被稱為是思想家。有一些人討論過，比如說馬拉多納與毛澤東思想之間的關系，這也不是駭人聽聞的一個話題。反過來，一個有哲學博士在大學里做哲學教授的人，他也可能拒絕學院意義的思想生產，而是深入叢林深入社群，將思想化為實踐的武器，比如墨西哥原住民運動Zapatista的副司令馬科斯。

所以我們當時做這套書，最初的名字是叫“拉美思想學術譯叢”，后來我們就把學術二字拿掉了。因為我們覺得如果放進去學術，好像就給拉美思想框住了邊界，封閉了可能性。我們想在常規之外，尤其是那種西方學術、西方哲學思想寫作傳統先入為主的對思想的界定之外，給這套譯叢更大的開放性。也經常有人問我們，就是“拉美思想譯叢”，拉美有思想嗎？提到歐洲、尤其是法國和德國，還有美國、日本、印度以及中國，大家都能舉出例子，甚至能拉出一個思想史的清單，但是當我們說拉美思想的時候，絕大多數人一點兒概念沒有。其實拉美人自己也問自己，比如說1920年代，著名的馬里亞特吉就提出這個問題：拉美有思想嗎？當我們說拉美思想的時候，我們在說什么，什么樣的文字可以被看作是拉美思想，如果我們要寫一本拉美思想史的話，我們應該從哪里開頭寫？如何斷代，它能不能有清晰的階段性特征？

當然，也有很多人甚至對有沒有拉丁美洲這樣一個概念提出質疑，比如說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古巴、海地、巴西他們能被放在一起討論嗎？他們覺得根本就不存在一個整體性的拉丁美洲文化或者拉丁美洲哲學、拉丁美洲文學這件事。拉美不過是“想象的共同體”，而且這個想象自身裂隙叢生，自相矛盾。如果拉美都被解構掉了，那何談拉美思想？我們不是為了論證譯叢的合法性提出這些問題，而是提出并思考這些問題本身就是拉美思想的一部分。

今天因為魏然老師遠道而來，所以我就兼任主持人和提問者，請他來回答我前面提到的問題或補充回應我的描述。

兩位演講人在活動現場

魏然：正如滕老師所說，今天也是一個開放的討論，我們可以一同來反思譯叢的三個關鍵詞——拉美、思想與翻譯/譯叢。

首先倒著說，來談談“譯叢”。我們這項工作其實是邀請西葡語界同仁在一起努力的一項使命，它并不是單獨兩位主編所能實現的。我們希望有志于研究某個領域的學者能為我們貢獻自己的譯本和研究心得。除了出色的譯者，譯叢顧問也給我們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議。當然，我們也期待著今天活動之后，也許有線下、線上的朋友感到這個工作有意義而加入我們。其次，說回滕老師剛才提及的拉美的問題，因為使用拉丁美洲經常會遭遇質疑。

拉丁美洲指代的區域和文化單元非常豐富，實際上我們譯叢還期待在“拉美”之后加上一個名詞——加勒比。因為除去西班牙語、葡萄牙語世界之外，人們在討論拉丁美洲時，還經常涉及加勒比地區中的英語、法語世界。使用西語這一工作語言來處理如此龐大的區域，難免會遭遇挑戰和質詢。

我想可以從幾個層次來回應這種質疑。首先在什么意義上可以把亞非拉并列在一起討論，這本身是一個很值得思量的問題。因為從全球史來看，拉丁美洲在十九世紀前半葉已然完成了自己政治上的獨立，而亞非還要延遲很久，到戰后才充分進入解殖進程。在拉美已具備了相當歐化色彩的文化現代性之時，亞非大部分地區還沒被裹挾到這一進程中來——直到萬隆會議，維護戰后解殖成果還是亞非的首要關注，而這與拉美當時的關切相去較遠。唯有在1960年代中后期，古巴革命和越南抗美戰爭之后，亞非拉才在全球反抗新殖民主義的基礎上分享了共有的歷史使命——在這一時刻，早已終結了（西葡）舊殖民主義、最早進入對抗新殖民主義的拉丁美洲，有意愿聯合剛剛擺脫舊殖民主義、正面臨新殖民主義的亞洲（越南是其中代表），并攜手鼓勵非洲這一即將全面展開擺脫舊殖民體系的區域進行聯合的斗爭，在這個基礎上才產生了亞非拉或“三大洲主義”的倡議。在這個意義上才能理解中國對非洲的援助和古巴介入到剛果的戰斗中。我國西語界前輩學者的學術和生命都浸淫在亞非拉聯合的情感結構里，他們的翻譯工作自覺體現著第三世界團結的意識——這一點滕老師在《“邊境”之南》一書中已做了充分的闡釋。其次，將拉丁美洲算作一個整體，體現了一種價值選擇。將拉丁美洲視為一個共同體，意味著阿根廷、巴西、古巴這樣的國家固然有自身的獨特歷史經驗，固然有與舊宗主國或英、美、法等強國的捆綁成一體、謀求現代化的便利通道，但寧愿選擇尋找其他拉美國家的共性，尋找拉美國家間相互學習和相互扶持，而不愿順從西方主流國家倡導的不合理秩序，不愿以鄰國為壑——這種立場可以稱為“拉丁美洲主義”，它與美國倡導的、由美國整合拉美的資源與貿易行為的泛美洲主義之間構成張力。南方國家聯盟（Unasur）這一拉美區域一體化組織所發表的“區域安全白皮書”中強調，當今世界上，唯有大陸型規模的文明體才能稱為世界舞臺上強有力的角色，拉美期待凝聚成為中、美、俄羅斯這樣的文明體，以成為國際上重量級的介入者和發言者。因此對我們的叢書以“拉美”為題，而沒有定位于“西語美洲”或“伊比利亞美洲”，也出于對拉美團結這一立場的體察和回應。

再次，名為“拉美思想譯叢”，還期待著更下沉到他者內部的觀察。隨著中國經濟力量的上升和國民視野的開闊，有機會到非洲、拉美旅行的人們越來越多，但國內仍有許多表達停留在“熱情”“魔幻”這類空泛的印象上，許多影像記錄偏好于雨林、草原、金字塔、動物遷徙這類獵奇的興趣上，對于他者社會和文化并沒有深入理解的期待。國內社科界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也大多以國家層面為研究視野，而不重視拉美的小型政治共同體。但只要我們走入書店看看海外中國學的著述，多數出色的研究不會停留在國家層面，而是下沉到市、縣一級，例如研究以泉州為中心的海域世界、抗日戰爭時期的江南縣城等等——當然，有些研究中只見地方，刻意忽視中國整體的傾向也需要警惕——但這些研究的深入細致程度需我們參考，它們提醒我們應超越國別研究的階段，而形成自己的區域視角。我想起，我曾在墨西哥瓜納華托的一間舊書店里搜尋有關墨西哥文化、思想類書籍，熱情的書店老板絞盡腦汁琢磨后，翻出一本有關龍舌蘭的書籍——費爾南多·貝尼特斯的《龍舌蘭：關于一地民眾與一種植物的戲劇》。但該書并非一冊植物學專著，而是介紹龍舌蘭如何改變了尤卡塔半島的區域經濟和社會進程。在我看來，類似《龍舌蘭》著述便指明了，拉美民族國家框架之內，還有許多小型政治文化共同體值得深入研究。

拉美“落后”了嗎？

滕威：其實，對我們來說拉美這個概念是否存在，這件事我們不想討論。重要的是什么時候“拉丁美洲”這樣一種共同體意識被喚醒，拉美這個概念在什么意義上有效。我們關心的是如何把這一概念問題化和語境化。所以在我們的譯叢中，可能出現一本書是建構拉美意識的，也可能出現另外的著作是解構性的，但無論是建構還是解構，我們都要充分考慮它的歷史性。這是我補充的一點。

2017年我們一起去過墨西哥，一起參觀人類學博物館，雖然之前多次在書里看到過那些文明遺跡，但真的到了跟前，還是特別震撼，比如說“太陽石”。大家可能知道，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前，美洲有起碼不止一種領先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文明。而且它不僅文明還富裕。直到1700年，拉美大陸人均收入五百二十一美元，這跟獨立之前的美國相差無幾。但到了二十一世紀，美國的人均GDP相當于拉美的五倍。所以有人說，拉美的變化主要出現在近三百年。這是福山在他主編的《落后之源》中提到的數據。今天世人對拉美的印象主要來自這三百年，而且主要依據的是西方現代化的評價體系，比如GDP、民主化程度等等，就好像“成績決定論”。我去墨西哥之前，我的一些好朋友就跟我說，你去那個地方干什么呀？多危險啊。他們覺得好像墨西哥城到處都是毒販，然后街上經常上演槍戰。不僅是老百姓，就是學者，甚至一些拉美研究的學者，也抱有這樣的認知。這樣一種想象，在某種意義上，跟我們對拉美的譯介是有關系的，很多關于拉美的書，都討論拉美是如何落后，如何掉隊，如何失敗的。拉美城市化是教訓，工業化也是教訓；寡頭政治不對，民粹主義也不對；學習西方不對，民族主義也不對。民族解放運動，很多民族國家誕生，但解殖的任務卻依舊任重道遠，“依附”似乎變成了“宿命”。從什么角度解釋拉美“落后”似乎都能獲得很多信眾。連《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樣自然決定論的著作，大家都覺得特別有道理。更別提那些用各種政治、經濟范式來闡釋的，比如說拉美的主要問題是偏離自由市場和民主之路，當然是西方式的民主，但二者缺一不可。比如華盛頓共識那一攬子方案，十條也好，十二條也好，最終未能奏效，不是方案本身不對，是拉美執行力不行。缺乏治理能力，制度不夠健全等等。但他們就不提，拉美考迪略傳統的形成，經常有境外勢力尤其是美國的積極扶持和介入。

魏然：在這些話語里，我特別能感受到中國人其實受美國文化思維的影響相當深刻：例如有朋友到巴西數個月，歸來后感嘆說，“巴西沒有被新教倫理改造過”。雖然我們曾有第三世界的情感和經驗，中國的觀察者現今也時常會站在俯視的立場上評判他者，例如譏嘲馬拉多納的不自律就是一個例證。這在本質上關系到如何理解他人的文化。不僅文化研究這一亞學科討論文化，像亨廷頓這類西方主流學者也討論其他國家和地區文化。但亨廷頓意義上的文化并不鼓勵我們去發現其他民族的總體生活方式，對其報以同情之理解，而是強調他者文化中包含什么樣的“劣根性”，這些劣根性如何不適應現代性的降臨，并明示或暗示這些文化中的不良因素應該沒掃除掉——這樣的視點當然是我們所不贊同的。

我們在譯叢中試圖處理很多問題，其中就包括拉美各種文化何以形成，例如《面具與烏托邦》當中便列舉了墨西哥大眾文化當中的幾種特質，有優勢也有劣勢。作者拉莫斯并沒有對這幾種特質做本質化的處理，例如他分析說“混混”的心態也可能出現在中產階級身上，這類心態是社會結構塑造的。這本書引導我們理解民族歷史的動態進程，對文化的尊重就自然包含于其中了。

滕威：就像魏老師剛才所說，西方學界對拉美的主流看法，就好像他們是差生，幾次考試都不及格。比如2019年有一本書《掉隊的拉美——民粹主義的致命誘惑》，它原著的英文書名就是Left Behind。

魏然：這本書其實是要評判二十一世紀初拉美政壇出現的“粉紅浪潮”。

滕威：明顯是雙關：左，然后落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很多這樣的書，它本身帶有一種非學術的價值判斷在里面。這些看法會進一步加深拉美社會自遭遇殖民以來的自卑感。比如《剪影》這本書里討論的就是墨西哥人的文化自卑。如果說拉美思想有一個核心議題的話，可以說就是如何面對歷史和傳統，怎么看待拉美在整個世界歷史和現實結構當中的位置，以及還能不能有未來。他們曾經非常深刻地反思自己的問題，在《槍炮、病菌和鋼鐵》這本書出現之前，他們早就非常實證主義地從自身去找問題。比如說是不是我們腦子結構有問題，是不是我們吃的食物有問題。在最早反實證主義、增強拉美文化自信的人里面，何塞·馬蒂算是一個先驅者。再比如說羅多也是，他的代表作《愛麗兒》是我們譯叢的另外一本書，目前在編輯之中。然后還有墨西哥卡索的《墨西哥問題和國家意識形態》，以及巴斯孔塞洛斯的《宇宙種族》，這三本都是對墨西哥乃至整個拉美社會影響深遠的經典。《宇宙種族》我們也翻譯完了，不過現在出版遇到一點技術問題，還沒有出來。這些人被稱為是拉美思想的所謂奠基者一代或者是創始人一代。《剪影》的作者拉莫斯稍微晚一點，這本書問世于三十年代。他們有很多思想探索，有的人從心理學，有的人從生物學，還有從教育、文化、政治、經濟甚至農作物等多個方面思考拉美應該怎么走出自己的現代化道路，而不是完全復制西方主流模式。如果他們成功了，肯定就戰勝了自卑。比如加萊亞諾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就是一種通俗化了的對“依附理論”的演繹。魏然：我想到我自己正在編譯的譯叢當中的一本書——《拉美思想讀本》，其中我將選譯我所尊敬的一位委內瑞拉學者布里塞尼奧·格雷羅的一本著作的序言。他在這篇序言中強調，拉丁美洲思想可謂是“三只米諾斯牛頭怪的迷宮”：首先是十八世紀從歐洲進口的實證主義，它在二十世紀主要表現于現代性與進步；其次從西班牙殖民結構中繼承而來的貴族體系和基督教超驗價值，它在當代社會中聯系著等級制度和庇護關系，其優良的一面是強調共同體意志，強調榮譽和公正；再次是大眾思維或原始話語，來自前哥倫布文明的原住民與非洲移民的思維體系，這種思維體系表面恭順，實際上潛藏著反叛的動力。在格雷羅的描述中，至少有三重結構在互動中生成了拉美的思想方式。

滕威：對，好像大家都面臨自我和他者的歷史與傳統的問題。實證主義曾經在拉美那么有市場，也是因為孔德的所謂秩序和進步確實對他們有巨大的感召力。直到今天那些給拉美把脈的所謂專家們，某種意義上說，還是在向拉美推銷一種他們堅信的秩序，而這種秩序顯然是西方式的。像剛才魏老師提到的，就是所謂粉紅浪潮，也就是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拉美幾個國家“不約而同”左轉，最出名的要數委內瑞拉的查韋斯。我記得我當年在北大讀書的時候，有次他到北大來訪。

魏然：也正是在北大辦公樓禮堂的演講中，他首次提出了“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這個概念。

滕威：雖然我西班牙語水平有限，但我還是感受到了他演講的那種那種激情與魅力。還有阿根廷的基什內爾夫婦、巴西的盧拉、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厄瓜多爾的科萊亞，他們基本都被歸為左翼陣營，都曾在任職期間試圖進行一些抵制全球化、振興民族經濟的改革，但大家知道，現在這些改革成果已經所剩無幾了。一度陰謀論盛行，因為這些左翼總統大部分都得了癌癥，拉美人就懷疑是不是有人，比如CIA，對他們的總統下毒。沒得癌癥的，也都卷入政治斗爭的旋渦，然后被捕被污名，反正現在都以失敗收場。可以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拉美左轉半個世紀之后，左翼政治再次失敗。

我們發現接下來西方主流學界做的事情就是再次審判和清算失敗者。比如福山他們，還有一些拉美自己的新自由主義學者。他們會總結拉美越來越落后的原因，一個是解殖。因為殖民者被趕走了，但也把資金和技術帶走了，所以伴隨著民族解放運動而來的，不是崛起而是沉淪。另一個原因是，容易被左翼煽動起民粹主義。用通俗的話說，就是特別能作。總要抗議、鬧革命，然后社會就動蕩，搞不好還升級為內戰。拉美經濟復蘇的時期或地域，都是因為社會穩定，老百姓不瞎折騰了，外國投資就回來了，帶來了富裕。你看看墨西哥，本來三十年代之后發展得挺好的，還要申辦奧運會，結果1968年墨西哥城的大學生一鬧，奧運會還沒開，就亂成一鍋粥，奧運會開完了不僅沒能提升墨西哥國際聲譽，反倒元氣大傷，從此一蹶不振。要想發展經濟，首先要改善投資環境，保證社會秩序。比如說智利皮諾切特就搞得很好，被看作是拉美的經濟奇跡。這些大言不慚的研究成果，在很多把脈拉美的西方主流研究著作中十分常見。這套邏輯枉顧多少事實，我都懶得去駁斥了。有些論述甚至特別直白地說，右派怎么了，右派懂經濟啊，左派有什么作用，左派都是空談，就會洗腦人民。新世紀頭十年，還是這些左派誤國，非要反對“華盛頓共識”，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要是乖乖聽話，不是早就跟著美國大boss一起騰飛了。結果錯失良機。很明顯，這些學者結論下早了，君不見近十年來美國的經濟？而且民粹什么時候成了左派的專利了，前有希特勒，后有特朗普，他們還不夠民粹嗎？

當然也有很多拉美研究的學者很反感上面那些所謂研究結論，他們一直試圖發出自己的聲音，反思自己的歷史，但是很遺憾，有些時候拉美人關于拉美的研究，還沒有美國人關于拉美的研究收獲的關注多。我們做這一套書，有一個潛在的沒有直說出來的對話對象，就是市面上常見的那些“落后的拉美”這一類著作，我們在選書目的時候，會有一些這方面的考慮，我們更看重反思性和批判性。

魏然：我想滕老師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維度，那就是譯叢不一定單純選取生活在拉美國家內部的作者的著述。拉丁美洲學者具有很強的世界性，這一維度常常不為中文世界的讀者所熟知和感受。在歷史的某些階段，拉丁美洲學術呈現出相當強的世界主義的面貌，拉美思想也是在與歐洲的深度互動中建構出來的。

一方面，從殖民時期開始，基層思想者、藝術家也會與宗主國互動。在歷史著作當中，秘魯的古阿曼·鮑曼以圖畫為主體、輔以文字的《良政與編年史》便是基層思想者的一次實踐。在美術領域，庫斯科畫派的很多基層原住民畫家也與西班牙美術發生深度交流。另一方面，講到精英文化，大家都知道像博爾赫斯早年長期生活在英國，文學“爆炸”一代長期居住在出版業的中心巴塞羅那——拉美作家、思想家腦海中往往有鮮明的世界圖景。

在我們今天討論的這部首版于1934年的《面具與烏托邦》出現之前，墨西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到三十年代，擁有一個具有鮮明世界主義色彩的時期。聚集到墨西哥城這座世界都市的人們，既有美國一戰期間試圖逃逸兵役的知識分子（他們南下前往墨西哥城，并在墨西哥辦英文報紙），又有西班牙內戰之后，大批來自西班牙的流亡人士，在這座號稱“流亡者之家”的城市中找到安身之地。全球各地的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工會思想的宣傳者，都在墨西哥城聚集——也正是如此，墨西哥才有接收托洛茨基避難的勇氣。在這樣一個充分全球化的世界主義時代之后，墨西哥知識分子開始思考民族文化的問題。

《面具與烏托邦》也不是拉丁美洲的孤證。在《面具與烏托邦》之后，智利學者本哈明·蘇貝卡塞烏斯（Benjamin Subercaseaux）出版了《智利或地理的瘋狂》，在書中作者首先描繪了智利不同于任何國家的過分狹長的地形，這一地貌在地理單元上本身不適宜形成一個民族國家，但由于特殊的歷史情景，反而形成了獨立的地緣政治單元與民族個性。無獨有偶，阿根廷學者馬丁內斯·埃斯特拉達（Martin Estrada）撰寫了《潘帕斯草原掃描》，這一著作開篇也討論了阿根廷人的弱勢處境:在十九世紀民族形成的過程中，阿根廷具有難以克服的海港城市與內陸之間的矛盾，正是在重新理解內陸草原的基礎上才能理解民族形成的邏輯。古巴人類學家費爾南多·奧爾蒂斯（Fernando Ortiz）撰寫了文化人類學名作《煙草與蔗糖的對奏》，他將古巴最重要的兩種經濟作物——煙草與蔗糖單獨提煉出來加以闡釋。兩種作物在本質上具有鮮明的差異：煙草需要精工細作，從業工人要求一定技能才能從事卷煙生產，而甘蔗蔗糖生產過程則要粗放得多，這一植物的秉性暗中呼喚著剝削黑奴勞力的種植園經濟。這兩種最重要的經濟作物助推形成了民族內部兩股經濟力量，這股兩股力量相互沖突、融合，形成了民族個性當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和藝術形式。

以后見之明的眼光回顧，薩穆埃爾·拉莫斯開啟了這一反思民族文化的思想浪潮，他的啟發促使1950年帕斯完成了他的文化批評代表作《孤獨的迷宮》——該書延續了《面具與烏托邦》，繼續著力反思墨西哥民族當中諸如自卑感這樣的根本性命題，并推向更辯證的層次。雖然拉丁美洲知識分子的形成要遠早于《面具與烏托邦》撰寫的年代，例如早前的墨西哥的索爾·胡安娜、秘魯的印加·加西拉索·德拉維加都是本土思想發展的先驅者，甚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達里奧等人也有很多思想性的文化著述，但以往思想者的著述更多來自于他們對歐洲傳統的理解，甚至是在歐洲各地的游歷經驗，此前還沒有演進到一個本土性描摹和自我批評的維度。而在二十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拉莫斯等前述思想寫作者出現，是拉美本土思想進入成熟期的標識。

拉美思想家的特點

滕威：我們的譯叢對思想的定義可能是比較開放的。不是非要是在拉美大學教拉美哲學的專家我們才翻譯他們的書。全世界范圍內做拉美思想研究以及正在貢獻新思想的人特別多，像我們譯叢的顧問，有歐美拉美名校的知名學者（當然也都是持相對批判性立場的），也有巴西無地農民運動、墨西哥薩帕塔運動參與者。魏然主編的那本拉美社會思想讀本，作者群的地域、背景也非常廣泛。大家都說拉美現是所謂混血文明，那拉美思想怎么可能不是混血的呢？它被強行拽進西方現代化的進程中，在被殖民的歷史中，想不受到外界影響都不可能。而且越來越難說清楚何為內何為外。因為原住民的物質與文化已經大多被摧毀了，侵入的外部慢慢扎根下來成為新的本土與內部。雖然獨立運動發生，民族解放，但語言還是殖民者的語言，與歐洲的文化聯結是難以切斷的。隨著國際旅行越來越便利，這種聯結反倒密切起來。歐洲思想家會到拉美，然后拉美人會到歐洲去留學或游學。所以今天有很多“影響研究”“翻譯研究”的題目可以做，比如說孔德在拉美、洪堡在拉美、烏納穆諾在拉美，還有薩特在拉美、福柯在拉美等等。所以在拉美很難說有一個純粹拉美本土的思想傳統。比如拉莫斯在《剪影》這本書的第一章就講“十九世紀效仿歐洲”，第二章講墨西哥文化當中的法國影響和法國因素。但他的意思是要清除這些歐洲思想的影響，呼吁建立墨西哥自己的文化自信。他覺得在歐洲文化的陰影下，墨西哥人過于自卑，必須清算這種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的國民性。插一句題外話，我們為了賣書，吸引眼球，搞了一些標題黨的把戲。比如就略微夸張一定說拉莫斯是墨西哥的魯迅，這樣大家就明白了。當然我們后面還會出版阿根廷的魯迅，智利的魯迅，有很多。因為他們都思考差不多的問題，都是批判本國的國民性，在對西方的現代性進行審視檢省的同時，向其學習并加以利用來改造本國傳統。他是拉美二十世紀第一代思想家的代表，同時的巴斯孔塞洛斯和羅多也都在我們的翻譯出版計劃中。然后譯叢的第二輯會集中在五六十年代。我們的計劃就是這樣按照時序把地標性的思想著作都能譯介過來。當代成果因為太多，為了讓中國讀者先有個了解，我們就先采取了一個比較直接的方法，請魏然老師編了一本讀本，選譯一些當代拉美研究中最重要最具批判性的思想成果。比如經常有人問我們拉美有女性主義嗎？拉美有文化研究嗎？我們還是請魏老師先劇透一下他的讀本。

魏然：編選、翻譯這組文章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過程，我選擇了大約二十篇左右、來自不同社科領域學者的重要研究文獻——其中大多數作者仍活躍于人文社科研究的舞臺上。正如我們剛才所描述的，拉美學界注重自身學術脈絡問題，例如當我們使用“拉丁美洲文化研究”這一術語時，許多學者會對此保有懷疑。人們會質詢拉丁美洲文化研究與英國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是何種關系，是不是美國大眾文化研究強加給拉丁美洲的學科范式？例如有學者指出，費爾南多·奧爾蒂斯對蔗糖與煙草的研究其實已屬于文化研究的范疇，還有學者強調拉丁美洲自身的散文（ensayo）傳統。我希望能在選本中突出一種區域的學科系譜。

即便是那些能相對清晰對應某一學科或研究方向的本土學者，其關注點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在選集中有所涉及的阿根廷裔文化研究學者內地托爾·坎格里尼（Nestor Canclini）。坎格里尼所討論的大眾文化對象與國內文化研究所思考對象有較大的差異：他絕少論述影視作品或都市文化等大眾化現象，而是相當關注墨西哥民間手工藝品。有趣的是，坎格里尼在《大眾文化導論》一書中討論的一個重要案例便是來自薩姆埃爾·拉莫斯的故鄉帕斯夸羅周邊、米卻肯州原住民社群的手工藝品。從弗里達和迭戈·里維拉的時代開始，墨西哥傳統藝術、民間工藝品深受美國中產階級和富裕階級的喜愛和追捧，墨西哥手工藝品的重要出口目標之一便是美國市場，米卻肯州的手工藝品自二十世紀中期以來成為墨西哥文化出口的重要產品和當地大眾文化的載體，它們不但展示了原住民社群的美學趣味，而且針對美國市場進行了很多富于現代感的創新。坎克里尼的研究并沒有止步于展現美國市場/墨西哥產品之間的貿易流通結構，他在研究中呈現出許多原住民手工藝品批判了“9·11”之后的美國文化霸權及當地社區對這一霸權的反思。

與此同時，在這樣的文化研究案例當中，手工藝美術便不像是拉莫斯在三十年代所描述的那樣，呈現為印第安人靜止不動的“埃及主義”面貌，而是饒有靈感和趣味地把墨西哥移民經驗、中美洲的暴力境遇，熔塑到自己的文化生產當中。可以說，譯叢選擇的不同的人文社科研究者之間也構成了對話和辯證關系。

滕威：顯然這些研究不是單純的理論旅行，或者說套用或移植西方的時髦理論的那樣一種工作。我們多讀這樣的研究，視野會更開闊一點。回頭看中國當下的一些大眾文化現象，我們就不會做那種簡單化、樂觀主義的描述，就會同德賽都或約翰·菲斯克的觀點拉開距離。比如說覺得網絡撕X或是粉絲參與偶像事業，都是自我賦權，就是消費主體性的一個表現，這類研究結果我們就不太會認同。當然我們說國內文化研究如何如何，其實我們倆也是文化研究出身，如果我們當年沒有學習文化研究所包含的批判性的思想與理論，沒有了解文化研究介入現實的歷史，我們也不會選擇這樣去關注拉美、研究拉美。

另外我想補充的一個問題涉及當代的譯介，我們選擇的一些作者可能是杜克大學、哈佛大學的教授，他們不是西方主流的學者嗎？很多拉美的年輕人到歐美留學，有一些后來就留在那邊任教、生活，但這種移民身份并不等于他們的研究就喪失了批判性。中國很多人對后殖民的認識是南亞學者的“庶民研究小組”。但其實拉美的庶民研究小組在美國思想界也曾經是非常有力的挑釁者。我跟魏然因為各自的個人的境遇，就遇到了當年小組里的學者。比如我是在哈佛訪學的時候遇到何塞·拉巴薩，然后魏然是在杜克大學訪學的時候認識沃爾特·米尼奧羅，我們都分別翻譯了他們的文章或著作。

魏然：米尼奧羅在他的著作當中也使用了中文讀者熟知的“利瑪竇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利瑪竇在圖中將今日亞洲置于中間，將歐洲置于邊緣。米尼奧羅看來，將中國放在地圖中央，固然可視為利瑪竇對中國士人階層的尊重和相互間斡旋磋商的結果，但這一操作也意味著歐洲人已經擺脫了族裔中心，以繪制地圖的幾何投影學為支柱，掌握了科學理據的更高位置。歐洲人傳授繪制空間的方式，與向世界其他地方普及字母書寫和歷史書寫，同時壓抑、抹除其他的歷史編纂方式或空間描繪方式，這便是文藝復興的“隱暗面”。《拉美社會思想讀本》當中將選譯米尼奧羅對當下世界秩序的新近闡釋。滕威：其實這些研究非常重要。比如我提到的何塞·拉巴薩，他主要研究前哥倫布時期的歷史書寫。這些理論工作都是祛魅式的、解構歐洲中心主義的。拉美庶民研究小組當時有一個背景，他們跟桑蒂諾陣線有密切關系，雖然他們在美國當青椒，但他們始終跟拉美的社會思想和社會運動有密切關系，包括后來的薩帕塔運動，他們都是特別關注的。我們人文專業的學生，可能知道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的比較多，但知道拉美當代理論家的比較少。

魏然：時至今日，即便在清華北大的課堂上，來自拉丁美洲的學者擁有的聽眾也依然較少，即便這些學者已是在美國大學當中獲得影響的“執牛耳者”。這意味著當代中國知識群體暗自認為，拉丁美洲本身不太具有討論理論的資質，至多成為思想與文化研究的課題，只能作為現代化進程當中的教訓。這一理解無疑是狹隘的。

滕威：我們今天可能做這樣的譯叢，就是希望能夠跳出在“教訓”的意義上看拉美。

魏然：我想到了一個所謂教訓的例子。倘若是從商品流通和生活便利的尺度上來看，電商與物流的發展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進步，但我有一位在阿根廷大學任教的好友，曾由衷地感謝阿根廷網上書店經營不善，網上購買的圖書經常無法郵寄到住所。這一情況讓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的科連特斯大街上的眾多學術書店依然能暫時保留下來。至少下疫情時代以前，著名的科連特斯大街上到處可見劇場和書店，諸多經驗豐富的書店店員可以為讀者介紹其感興趣的書籍。因此當地的人文學者朋友特別感嘆，希望物流與電商發展得更緩慢一些，好讓作為重要城市文化財富的書店能夠保留得更長久一些。這也讓我想到加西亞·馬爾克斯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詞中的期許——請允許另類的烏托邦，獲得在世界上第二次出現的機會。

滕威：五百年以來，世界始終是站在西方的視角來看什么是進步。但如果我們站在拉美的角度，或者是其實站在全人類的角度來講，誰進誰退可能另有論述。尤其是今天全球疫情的語境中，我們重讀西方主流學界對拉美“落后之源”的種種總結，感覺是很反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