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教育事關文化傳承問題，屬于精神范疇，但牽涉面很廣。關于中小學教育，我的意見是取締校外培訓機構，把學生還給學校。教育部門對少年兒童的成長起到了關鍵作用。曾幾何時，從課本到教育工作者的為人師表，再到家長對學校和教師的尊重與支持，使得家庭和學校形成了良好的互補性。然而，自2010年國務院印發《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以來，素質教育的大部分初衷被市場拽入了無終期的課外培訓。于是，“校內放羊，校外廝殺”成為習常。后者打著“贏在起跑線”和“推優集訓”“對口教學”“早培”等各色名目吸引中小學生，并且有進一步低齡化、向幼兒園蔓延的趨勢。其背后關聯的公共優質教育資源權力尋租等現象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視。

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容不得半點差池。經過十年素質教育實踐，我們有理由認為，把中小學生還給正規教育機構——中小學校已迫在眉睫。首先，素質教育終究必須建立在德智體美勞全身心培養學生的基礎之上。而目前中小學校三點半下課和不留作業、不進行學業排名的做法大有矯枉過正之勢。中小學校的確不能唯分數論，也的確不能揠苗助長、不能在應試教育上走偏走狹，但素質教育決不等于校內放羊。后者的結果導致了目前校外廝殺之亂象。中小學生及家長被各種校外培訓機構及其饑餓營銷所綁架，苦不堪言。

本來旨在減負的素質教育，由于不同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掛鉤、更不與中考和高考關聯，導致“教改教改，改了老師的課，革了孩子的命”。久而久之，減負成為一句空話，孩子們變成了刷題機器和精神上永遠長不大的“巨嬰”。因此，為切實加強中小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我呼吁：與其讓孩子們在校外培訓機構費心費力費時費錢，不如把他們還給學校。

“建設文化強國”寫進了我國的“十四五”規劃，這是一件大好事，不僅彰顯了文化自信，而且擢升了文化強國的動能。文化在中華傳統思想中既蘊含狹義的人文精神，也指向廣義的物質生產；不像西方語言中的“文化”（拉丁文：Cultura），僅指高雅情操。這其中的差別，就好比趙汀陽所說的孔子改良與帕雷托改良的不同。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運大同篇》）帕雷托改良又稱“二八原則”，即“至關重要的極少數”和“微不足道的大多數”。前者從多數出發，兼顧少數；后者恰好相反，謂一項政策哪怕僅對個別人有利，也被認為是有效的和可行的。

作為外國文學研究者，除了固本強體，自然還應海納百川地吸收世界優秀文化成果。后者不僅是民族和人民間交流的需要，也是自我發展的妙方。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也。早在漢唐時期，兼收并蓄、取長補短便是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繁榮昌盛的不二法門。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說，是謂“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

而今，事實證明在這場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戰疫一線，無數醫護人員、專家、軍人、志愿者以實際行動書寫了“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壯麗篇章和“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獻身精神與高尚情懷。同樣，全國人民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說：“每個人都了不起！”然而，20年前的互聯網巨頭們無論如何都不會想到，文化才是這個時代的真正原動力。作為人文學者，我更關注民族的文化精神生活。當前，我國文化與世界各國文化的交流方興未艾，學術領域更是百花齊放、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這充分顯示了我國的開放包容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愿景。自“百日維新”和五四運動以降，我國摒棄了文化自足思想，從而使“西學東漸”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總之，豐富的文化根脈和無數的經驗教訓不僅保證了中華民族在逆境中自強不息，而且自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和新時代以來也逐漸奠定了虛心好學的品行。

考我國歷史，國力向盛時期往往也是文化最自信、最開放時期。蓋國力強盛是文化自信和文化強盛的保障，文化自信和文化強盛則是綜合國力強大的前提。爰茲而論，實可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