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2020年12月24日早晨，在一個學術群因緣際會結識了某位聞名已久的學兄。加了微信好友后，才知道這篇幾被遺忘在電腦里的拙稿，十年前（2010年）未能及時刊出的幕后故事。作為新聞生產的一部分，新聞編輯室里的類似故事，將來可以也應該列入新聞傳播史吧。為表紀念，現一仍其舊發出（開頭和結尾均經時為某報編輯的學兄潤色）。

很多人知道黃炎培，可能是因為他和毛澤東那段著名的“窯洞對”。其實這位活動家與國民黨、共產黨甚至北洋軍閥等各方政治力量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特別是他留下的大量日記，更是這段歷史的寶貴記錄。盡管往往是只言片語，非常簡略，但卻真實記載了黃炎培和他所接觸的各方人物，以及他們對民族安危、國家命運和時局前途的觀察。這些日記，除了1914年商務印書館推出的《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1916年《教育雜志》發表的《抱一日記》、1970年代末《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增刊》選輯的《黃炎培日記摘錄》等之外，大部分都沒有公開發表過。

2008年華文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四百余萬字的《黃炎培日記（1911-1949）》，其史料意義與參考價值非常重大。不過由于日記原稿部分字跡不易辨認，涉及人物、事件極多，盡管整理者多有努力，但也留下了少量遺憾。下面就以筆者讀過的第五、六、七冊（本冊讀到1941年底為止）為例，從人名失誤和其他錯別字等兩大方面來簡單舉例，希望能夠起到一點補正作用。

關于人名方面的

1935年4月24日 黃河水災救濟委員會工程組長孔禮熙。按應為孔祥熙（第五冊40頁）。

1938年5月24日 《董自先生追悼會》。按應為黃自先生，作曲家、音樂教育家，此前剛去世（第五冊302頁）。

1938年7月12日 宣言起草委員會在汪精衛住宅舉行。推選張季鸞（熾章）作稿。同會張君勱、曾慕韓、吳玉章、胡建中、陶希圣、周炳琳、陳裕光及余，共九人。按應為胡健中，CC系報人，曾主持過《東南日報》和《中央日報》，前者堪與《大公報》比肩（第五冊322頁）。

1938年7月23日 晚上《時事新報》崔惟吾招待羅敦偉、秀良侗。按分別應為崔唯吾、李良侗，均當時報人（第五冊327頁）。

1938年2月23日 與邵力子往訪馬一蜉。按應為馬一浮（第六冊82頁）。

1939年7月9日 同席者有咸郎軒（哲先之兄）、臧哲先。按臧哲先即臧啟芳，故咸郎軒應為臧郎軒（第六冊153頁）。

1939年8月29日 聚會者有孔剛父（今堪）等。按孔令侃，字剛父，本書中常寫作令堪（第六冊173頁）。

1939年9月6日 為國迅撰文，悼朱惶公先生和王禮錫先生。按應為朱惺公先生，愛國報人，此前剛在上海被敵偽暗殺（第六冊176頁）。

1939年10月11日 協同李璜到陳武鴻宅訪問陳布雷。按應為陳武鳴，即陳繼承（第六冊第187頁）。

1940年1月6日 函劭力子。按應為邵力子（第六冊229頁）。

1940年11月1日 日本是貧強而非富強；我非弱小而是弱大。敵人吃虧在一貧字；我得力在一大字。——王凡生說。按應為王芃生，日本問題研究專家，曾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第七冊24頁）。

1940年12月6日 招待餐會到者沈雁水（茅盾）、李公仆、陶行知等。按分別應為沈雁冰、李公樸（第七冊38頁）。

1941年2月14日 聚餐會上，到者有谷叔常（正紉）、梁塞操等。按分別應為谷叔常（正綱）、梁寒操（第七冊66頁）。

1941年3月19日 民盟全體會上，到者十三人。其中有“蔣勻四”等。選出的幾位常委中有“勵”等。按應為蔣勻田，民國時期重要政治人物，曾為民社黨領導人和臺灣國策顧問等；勵為勱即張君勱之誤（第七冊78頁）。

1941年4月17日 上午十一時招周恩來、董必武來談。舜生、伯鈞也到了。請中共表示態度。“固言蘇聯此約乃其一貫之政策，與對華毫無關系。至中共態度，決不因此變更云云。董略同。”按固應為周（恩來）之誤（第七冊90頁）。

1941年5月12日 在香港的參政會同人聚餐。到者張鐘仁、顏駿人等。按應為張仲仁，即張一麐，有時寫作張一麟，民國政期重要政治人物，曾為袁世凱幕僚（第七冊102頁）。

1941年6月29日 晚上招待新聞記者。到者有生啟平（大公報）等人。按應為朱啟平，大公報記者，寫過《落日》等著名作品（第七冊121頁）。

除了這些個別錯誤外，還有些人名是多次錯誤的。如吳鼎昌，字達詮。曾與胡政之、張季鸞合伙接辦新記《大公報》。當時和現在總有人把“詮”誤為“銓”。據說吳曾笑話這些人是“拜金主義”。他說：“我并不缺金，我是要立言。”《黃炎培日記》中有些地方對“達詮”的整理是對的，但有些則錯成“達銓”。如1936年7月13日（183頁）、12月4日（224頁）、1938年3月7日（270頁）、4月23日（289頁，以上均第五冊）、1938年8月17日（第6頁）、8月18日（第7頁）、8月19日（第7頁）、1940年1月19日（234頁）、1月27日（235頁，以上第六冊）等。

又如何廉，字淬廉。被譽為國內“最早引入市場指數之調查者”和“最早重視農業的經濟學家”。《黃炎培日記》中整理者偶爾將他的字誤作醉廉，如1938年2月15日（第五冊261頁）；有時又誤作粹廉，如1938年6月1日（第五冊305頁）、6月11日（第五冊309頁）、1938年12月27日（第六冊59頁）；1939年1月3日（第六冊64頁）等。

類似的情況還有些。譬如法學家周炳琳，字枚蓀，經常被誤作枚孫。茲不再舉例。

其他方面的錯別字

除了人名的編校不精，《黃炎培日記》中還有些錯別字。茲舉數例如下。

1935年4月39日 邵力子夫婦清觀看易俗社《蝴蝶杯》秦曲。按清觀看應為請觀看（第五冊43頁）。

1935年5月21日 老子有名無名兩句，“兩洋人說不到的”。按應為西洋人說不到的（第五冊54頁）。

1935年12月3日 作成《蘭紀行》之長江，即是范希天。按應為“作《成蘭紀行》之長江”（第五冊98頁）。

1938年5月23日 是日敵點徐州。按應為敵占徐州（第五冊302頁）。

1938年6月3日 國難所由來，由于上排之崇。按應為上排之祟（第五冊306頁）。

1938年6月20日 拔刀出鞘，非賤血不肯復納。按應為濺血（第五冊313頁）。

1938年7月23日 《國民會報》記者來訪。按應為《國民公報》（第五冊327頁）。

1938年7月31日 周逸云送到《人民日報》所載常熟姚某某殉節不屈事略。按1938年怎么會有1946年以后才創刊的《人民日報》？待考（第五冊330頁）。

1938年8月18日 大公報駐黔辦事處主行戚致光（長誠）來談。按應為辦事處主任（第六冊第7頁）。

1938年12月16日 參政會駐會委員會，王亮疇處長報告外交現況。按應為王亮疇外長（第六冊55頁）。

1938年12月31日 動員組織的四項原則：統一領導，統一計劃，聯合組織，分功合作。按應為分工合作（第六冊61頁）。

1939年5月7日 公電渝會，向被襲慘況。按應為問被襲慘況（第六冊115頁）。

1939年7月15日 劉泗英招餐榮樂國。按應為招餐榮樂園（第六冊156頁）。

1939年7月23日 午，章伯鈞邀往張表方家會餐，未入座即趙君勱、公權家。按應為未入座即赴君勱、公權家（第六冊159頁）。

1940年8月7日 尚須認請此是敵軍閥，不是日本全國國民。按應為認清此是敵軍閥（第六冊321頁）。

1941年1月19日 胡子靖自挽聯：已過曾求闕逝世之年，必安理得；愿傳王陽明良知之學，繼往開來。按應為心安理得（第六冊57頁）。

1941年1月26日 同學少年多不踐。按應為同學少年都不賤（第六冊60頁）。

1941年2月28日 是日下午，國民常召集常員為參政員者，提出主席五人候補……如共常不出席，則固改選吳貽芳。按這幾個常應是黨之誤，故分別為國民黨、黨員和共黨（第六冊71頁）。

1941年4月14日 徐盈夫婦來。談今日報載日蘇協定，已從同盟社探悉內客。按應為獲悉內容（第六冊89頁）。

從書中所附的一些注釋和按語看，整理者對一些疑點和難點還是比較謹慎的。譬如第七冊97頁注釋一談到貝淞孫的寫法問題，并謂“日記如此，貝松孫應即貝淞孫，下同”。不過還是有些地方審校不太嚴謹。譬如第五冊324頁注釋是有關“立幟何心逞辯才”的。先謂原日記如此，即寫作“辨”；繼以《黃炎培詩集》為例證明其不確，應為“辯才”。可惜注釋中后面這個仍被寫作“辨”字，未能與前者區別開來。

日記信函等歷史文獻的整理殊為不易，很難保證完全不出任何差錯。這里并非要苛責《黃炎培日記》的整理者。只是希望此書他日若有再版的機會，能夠進一步努力，力爭更少差錯或不出差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