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禮堂》中的故事，一部分來源于我去年冬天在烏蘇里江畔的巡邏艇大隊采風時的見聞。一天，我在屋里和幾位班長聊天，當時才剛下午四點，窗外天色就已經黑下來。突然，屋門被推開，一名排長手扶門把，看著我大聲說：

“聽說這兒來了個作家，那我問問你，人活著為什么要承擔痛苦？”

我當時坐在凳子上看著他，想了想，說：“都苦，憑什么你例外？”

聽完他樂了，關上門走進屋里坐下來，又問，“沒特例？”

我又想了想，回答他：“有，把所有責任都當成包袱甩掉，也許能減輕不少痛苦，具體的可以問問你們教導員。”

沒頭沒腦的對話持續時間并不長，這位排長很快就被喚走干活去了。這個場景卻刻在心上，時不時刺我一下。

對話中提到的教導員，也是《禮堂》文中的教導員的原型，曾在連隊一名戰士發生意外后，一直動員戰友給那名戰士的母親郵寄特產，那句“不能讓人家母親覺得這里的人忘記了她兒子。”是他吃飯時說起的。教導員也和我談及那位排長突然發問的緣由，排長的父母是工人，當年父親工傷后癱瘓臥病在床，母親下崗，當年他曾因為家里交不上學費而短暫離開學校。軍校畢業入伍后，他又為了體貼母親的心意早早成家，背上了婚貸和房貸。排長的工作一直還算踏實，只是心情常被家中情況所左右。教導員說，自己也曾代表單位到他家里幫助解決難題，只是有些擔子還得每個人獨自扛起。

疫情爆發后，我更常想起這位教導員時常強調的“責任”一詞。如果不承擔“責任”，意味著也許能輕松些，而《禮堂》試圖探討的也正是這個悖論，是否甩脫責任、清理牽絆就真的能活得自在？即便一個人身處戰場這種特殊情境，是否也應當承擔守住人性底線的責任？

也正是在不同地方遇到的，像教導員這樣的人，以及在這場疫情中守住各自戰位的每一個普通人，共同提煉出了一個確鑿的答案。

易卜生曾說，每個人對于他所屬于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我因此希望《禮堂》中的幾位人物，教導員、艇組長，以及教導員的父親、艇組長的奶奶，能夠為人們提供日常生活及工作中的某種行動思路。固然，承擔就意味著擇難處行，但這也是唯一一條通往象征榮譽的禮堂的路。

《禮堂》試著表述一些想法，只是不知道自己寫到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