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詩人王家新寄來的《灰燼的光輝：保羅·策蘭詩選》，當厚厚詩集出現在眼前，我再一次打開策蘭的世界。還記得第一次閱讀策蘭的激動，那是一個雪夜，他的詩句反復在我的家鄉莫干山盤旋：你可以充滿信心地用雪來款待我：每當我與桑樹并肩緩緩穿過夏季，它最嫩的葉片尖叫。

這也是王家新的譯本首次在中國大陸出版，2002年推出的《保羅·策蘭詩選》。但這只是初試啼聲——策蘭的豐富性在閱讀領域，不是那么輕易能抵達。因為王家新對策蘭持續不斷的翻譯，重新閱讀策蘭，也許將成為詩歌的必須課。恰如詩人多多所言，策蘭值得你一度再讀。許多年前，曾經有一位讀者問策蘭本人：“我如何才能理解你的詩？”策蘭的回答很簡短：“讀，讀，讀！”

我發現策蘭的美，在于他的不可戲仿。策蘭以他獨特的“喉頭爆破音”創造了他語言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獨一無二。王家新在北京家中的臺燈下，在德國的古堡中，甚至在一次次的旅途中，一遍遍地拾掇起譯筆，只為將策蘭的“喉頭爆破音”在漢語里再現。

重讀策蘭，就是回顧二十世紀人類苦難的歷史。“在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這是阿多諾的名言。在災難面前，詩歌或許確實無法抵擋那些堅硬的事物，但它的無用之用卻是人類最不可舍棄的。策蘭是一個幸存者，他代替那些受難者說話。這在策蘭的前期詩歌中可見一斑。但我們更應注重策蘭后期的寫作，前期的詩歌是讓策蘭成為策蘭，而后期的詩歌讓策蘭成為更豐富的自我，甚至是他者、眾生。新譯本《灰燼的光輝：保羅·策蘭詩選》顯然更側重晚期的策蘭。王家新這樣說：“這部詩選360首詩，重心仍在其‘晚詞’，2002年老版的103首詩，選了90余首，都做了修訂，其他大多為策蘭的后期詩作。”比如：“在未來北方的河流里/我撒下一張網。”“未來北方的河流”是王家新非常喜歡的一個意象，甚至用于他的微信名。

可以說策蘭晚期風格的形成，來源于對《死亡賦格》一詩獲得巨大成功后的反思。他覺得，讀者們過度地消費了他以及整個猶太民族的苦難。在《死亡賦格》之后，他要求一種“更冷峻的、更事實的、更‘灰色’的語言”，“不美化，也不促成‘詩意’”的寫作（《對巴黎福林科爾書店問卷的回答》，1958年）。在《帶上一把可變的鑰匙》中，他要求自己變換言說的方式，在《在下面》一詩中他甚至這樣說：“而我談論的多余：堆積出小小的/水晶，在你沉默的服飾里。”

如果從策蘭在角度上停止前進，也許這樣的策蘭，是可以被中國詩人戲仿的。因為，在東方，無數的苦難也是歷史閃閃發光的鱗片。只要語言的反射鏡照耀，就能讓它輕易地顯現。可策蘭究竟是策蘭，他有穿越苦難的天才和勇氣。

作為策蘭的漢語主要譯者，王家新這樣評價策蘭的“晚期風格”：在策蘭的后期，他堅決地從一切已被濫用的文學語言中轉開（如約翰·費爾斯蒂納所說“早年悲傷的‘豎琴’，讓位于最低限度的詞語”，他不僅無所顧忌地利用德語的特性自造復合新詞，還轉而從陌生的“無機物”語言中去發掘。在他的后期詩作中，比比皆是地質學、礦物學、晶體學、天文學、解剖學、植物學、昆蟲學的冷僻語言……在策蘭那里，他們遇到了一種真正的“外語”，一種真正屬于異質性的東西。或者說，策蘭的詩，無論我們怎樣去讀，它都屬于“語言的異鄉”。很可能，這就是策蘭最獨特的意義所在。

德國學者柯尼希曾引用策蘭的回答，解釋說，策蘭的德語其實是一門他自創的“外語”，他對德語的改造是很極端的，作為讀者，要理解策蘭的詩，就要像學一門新的語言一樣，多多練習，反反復復讀。這就是策蘭那三個“讀”背后的含義。柯尼希也采用策蘭本人的建議，給學生上課時，他會以精讀的方式講策蘭的詩：以策蘭的詩歌原文為核心，一個一個詞，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地細細拆開講解，伴著他自己閱讀過程的評注，這種方式，有點像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句讀”。通常，一首詩需要好幾堂課才能讀完，一學期下來，能讀完三四首詩，“這已經夠多了”，柯尼希說。

從王家新拿起譯筆那一刻開始，他自己也無法想象，他和策蘭的緣分竟已持續三十年。這讓我想起電影《云圖》里的一句話：“也許那一刻我第一眼看見你，也是命運。”這部電影，將我們指向遙遠的星系和未來。也許，策蘭在漢語中的出現，也將引領著我們走進那條神秘的“未來北方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