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本文作者（右）與米勒（中）合影

在當前疫情仍沒有得到完全控制之時，學者們一般都居家讀書或互通微信。我這個不用微信的人仍希望在喧囂浮躁的環境下靜心地讀書。但突如其來的手機短信卻使我瞬間陷入了悲痛之中：與我相識并一直保持了近三十年友誼和學術交流的美國友人希利斯·米勒不幸染新冠肺炎駕鶴西去。給我發來短信的是自己也年近80且住在醫院里的王逢振，他是米勒最早認識的中國朋友。雖然米勒已年愈九旬，這個年齡不僅在美國而且在中國都算得上是高壽的，但是從他在學界的活躍程度和學術生產的豐碩成果來看，他的離世還是早了一點。至少對于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人文學界都是一個重大的損失。考慮到米勒在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界的持久性影響和對中國同行的友好和幫助，他的逝世也是中國比較文學界和文學理論批評界的一大損失。我作為他的好友和直接受益多年的晚輩學者，怎能不感到巨大的悲痛呢？

希利斯·米勒（J.HillisMiller，1928-2021）這個名字在中國學界并不算陌生，至少在中國的文學理論界和比較文學界可謂“如雷貫耳”。他曾擔任過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LA）主席，并且很早就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AAAS）院士。此外，還有三個原因使得他在中國學界如此名聲大振：其一，他本人與中國學界有著長達三十多年的直接接觸和交流，這在美國著名學者中也是十分罕見的。其二，則在于他本人主要著作或演講集都已被譯成了中文，甚至連中國的一些作家和批評家都知道米勒這個名字。其三，他本人確實在美國學界屬于主流人文學者，單從他的一系列經歷我們就不難發現他在美國學術界所占據的領軍地位。他早年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之后長期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耶魯大學任教，前者使他一度介入現象學批評日內瓦學派的著述活動，后者又使他與德里達及其他三位耶魯同事結成松散的聯盟并一度形成所謂的“四人幫”。其實這四位批評家的學術生涯有著不小的差異，而他們之所以被人們戲稱為“四人幫”或“耶魯學派”，其原因不外乎這樣三點：第一，他們四人都著述甚豐，而且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美國批評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其對美國文學批評的沖擊力如同“黑手黨”一般；第二，是因為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解構主義的鼻祖德里達的影響，在其批評實踐中都有著不同程度的解構傾向；第三，他們四人都曾同在耶魯大學英文系和比較文學系任教，屬于學者型的理論批評家。因此把他們放在一起統稱為“耶魯學派”是一個十分便當的辦法，甚至有人把曾在耶魯大學客座的德里達也歸為“耶魯學派”的一個編外成員。實際上，仔細閱讀這四位學者的著作后，我們便不難發現，所謂“耶魯學派”并不是一個有著相同批評原則或傾向的批評流派，而是一個松散的、各自為政但卻有著大體一致的解構傾向的批評群體。由于他們都曾經或直到去世前都仍在耶魯大學任教，并且時常彼此之間進行批評性討論和切磋甚至爭論，此外，他們的組合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德里達的進入美國批評界有著直接的關系，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把他們統稱為“耶魯學派”也就不足為奇了。實際上，在這幾位批評大家中，只有米勒與德里達的關系最為密切，且持續的時間最長，他后來去了加州厄灣校區任教，德里達也前往那里兼職，擔任批評理論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員。我于2000年應邀前往厄灣講學，也被時任所長施瓦布教授聘為客座研究員。就在那次訪問期間，米勒介紹我和德里達相識。這樣我們至少在加州也算得上半個同事了。

回顧往事，這一幕幕難忘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我和米勒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相識，當時他第二次應邀前來中國訪問，并在北京大學英語系發表演講，而我作為一位青年教授并沒有機會與他進行深度交流，只是一起吃過一頓飯，并簡單地互通了近期的研究心得。我和他真正開始比較頻繁交往則始于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我那時已調入北京語言大學，在那里創立了比較文學研究所，其后又在清華大學創立了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米勒均被我們聘為客座教授。我們每隔一兩年都要舉行一次國際學術會議，米勒便當之無愧地作為我們首先邀請的美國學者，而且他每次幾乎都有求必應。于是我們就成了很好的學術同行和朋友，并保持較為頻繁的郵件往來。幾年前，當我從米勒的來信中得知美國的一家大學出版社將出版他在中國的演講集時，我立即感到這本書應該同時在中國出版，便鼓勵我的兩位學生盡力促成此事。這就是后來于2016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萌在他鄉：米勒中國演講集》。這本書出版后又在中國學界掀起了一股“米勒熱”。這股熱潮以他與中國文學理論家張江的書信對話達到了巔峰。回想起當年這本書的出版還有一段故事。

我先前在北京語言大學指導的碩士研究生國榮曾在米勒前幾次來中國演講時擔任過翻譯，于是她自告奮勇地承擔了該書的大部分翻譯和校訂工作。曾在我的指導下以米勒的文學思想為題撰寫博士論文的郭艷娟擔任南京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她也表現出對這本書的極大興趣，并得到出版社領導的大力支持。在這兩位中青年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該書于2016年編定并且很快就要在中文世界出版了。我想這不僅是因為書中的不少篇章最初是米勒教授在我安排的學術講座或國際會議上的演講，而且還因為這一篇篇閃爍著批評睿智和思想火花的論文正是中國當代十分需要的，尤其是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面對各種高科技數碼技術的發展，人文學科被放逐到了邊緣，更不用說印刷在書本中的文學了。“文學和文學研究將向何處發展”成了每一個致力于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的學者不得不關心的問題。作為一位畢生致力于文學教學和研究的學者，米勒對此尤為關注，并不斷地在各種場合為文學的幸存而做“最后的一搏”。因此他的這本書在中國出版中文版必定會幫助中國的人文學者面對全球化時代的各種挑戰，同時也有助于重新喚起普通讀者的文學熱情。但米勒同時也提請人們注意：既不要對文學的衰落感到沮喪，也不必與文化全球化的大潮逆流而動，正確的選擇是在全球化高科技的大潮面前表現出冷靜的態度，安心地從事文學的批評和研究。這應該是對我們每一個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的一種告慰：文學是不會消亡的，但它再也不會像以往那樣處于“黃金時代”了。從今天的新媒體和自媒體對高雅文化的沖擊和文學所處于的邊緣地位來看，米勒是具有前瞻性的。許多人在當時并未看出的種種癥狀不幸均被他言中。由此看來，這本書的字里行間流露出一位畢生從事文學批評和研究的老學者為了捍衛文學的合法地位而做的最后一搏，飽含著深刻的人文情懷。

最使我感動的是，當這本書的中文版即將問世時，我同時接到米勒本人和責任編輯郭艷娟的來信，再三囑托我為該書中文版撰寫一篇序言。我一方面倍感榮幸，但同時又不免誠惶誠恐，因為為這本書英文原版作序的正是我們共同的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遜，他和米勒早年在耶魯就是同事，之后幾十年里一直和我們有著往來。可以說，這兩人都是對我的學術生涯給予過最大幫助的美國學者。2004年春，詹姆遜打算在家中慶祝70大壽時，得知我正在耶魯大學訪問講學，立即邀請我和此時也在美國訪問演講的作家余華一同出席他的壽宴。我后來對米勒說，“幾年后你慶祝80大壽時我一定趕來美國參加”。但美國的老人一般沒有祝壽的習慣，2008年10月我在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訪問講學時，也給米勒發去了慶祝他80大壽的電子郵件，但是他回復說“這已經成為過去時了”。2018年他90歲時，我也正好在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出席美國比較文學學會年會，本來想著是否抽空去緬因州米勒的家中看望這位退休多年仍在家中著書立說的老朋友，但后來應斯坦福大學邀請前往講學而錯過了和米勒教授的最后一次相見。

在緬懷故友的日子里，許多難以忘卻的往事一一浮現在我的眼前。其中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米勒對中國的友好以及對中國文學的熱愛。由于他多次來中國訪問講學或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他開始覺得有必要了解一些中國文學知識。于是他在繁忙的著述期間，讀完了由宇文所安編選并翻譯的《諾頓中國文學選》。他一邊讀書一邊做了詳細的筆記，一方面有感于中國文學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則恨自己不懂中文，只能通過翻譯來閱讀，但中西文學的巨大差異使得再好的翻譯也難以表達其字里行間的深刻含義和美感。后來在我邀請他在清華大學演講時，他竟然在演講的最后，深情地說道，“如果我再年輕20歲，我一定要從學習中文開始了解中國文學”。他為了表明自己說這話是真心真意的，其后在多個場合下接受采訪時，又再次強調了這一點。可見這就是一位畢生獻身于文學事業并深深地熱愛中國文學的老學者發自內心的真情。

最后，我想提及的是米勒晚年與中國學者張江的對話。中國學者張江于2014年先后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評了西方文學理論界風行的“強制闡釋”現象，引起了國內外學界的極大反響。但張江并不滿足于在國內討論西方文論，他希望與國際著名理論家進行對話。自2015年起，他先后與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比利時、俄羅斯以及意大利的一些文學批評大家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和對話，其中與米勒的七封書信來往最為引人注目。這些往來的書信不僅很快在國內主流刊物上發表，而且還一次性地發表在國際比較文學協會和美國比較文學學會共同主辦的權威刊物《比較文學研究》（ComparativeLiteratureStudies）第53卷（2016）第3期上，這也是該刊自創立以來首次發表一位中國文論家與西方文論家的多封通信式對話。這一方面是由于張江所提出的問題一針見血，指出了強制闡釋現象的癥結，引起了米勒等西方理論家的關注和回應。另一方面則由于米勒等人的重視，他立即響應了張江的提議，先后通過電子郵件交流的方式與張江互通了七封書信，后來這七封書信由我推薦給《比較文學研究》雜志主編托馬斯·比比（ThomasBeebee）。比比主編對之十分重視，他在廣泛征求了各位編輯的意見后認為，這是一個讓英語世界的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學者更多地了解中國學者的思考和研究的極好機會。他仔細閱讀了多遍這些書信，最后決定在該刊一次性發表這七封信，并邀請我為這一組書信撰寫一篇導言。我要比比征求一下米勒的意見，看看有沒有更合適的人撰寫這篇導言，但比比很快就回復我，認為他和米勒一致認為我是撰寫這篇導言的最合適的人選，因為我對中西方的文學理論都十分熟悉。可見，當時已年過85歲的米勒依然十分關注中國文學理論界的批評性討論，并以積極的姿態參與其中，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后來，他又接受我的邀請，和張江都為我應美國權威刊物《現代語言季刊》（ModernLanguageQuar?terly）邀請為之編輯的主題專輯“中國與西方文學理論的邂逅”撰寫了文章，發表在該刊第79卷第3期（Vol.79.No.3[2018]）上。據我所知，這是米勒生前在學術刊物上發表的最后一篇單篇論文。看得出來，他時年正好90歲，寫出的文章有一些口語化的表達，缺乏仔細的打磨，但卻真實地反映了一位年近90的老人對中國文學理論以及中西文學理論對話的投入和認真態度。

雖然我事先對米勒的逝世一無所察，但一般我們除了經常互通郵件外，每年的圣誕節之前我都要給他去信祝賀圣誕節和新年快樂，他也總是記得中國的春節，并會趕在中國人民的這一傳統節日來臨前給我發來賀信。但是2020年底，我照舊給他發去了祝賀圣誕快樂的賀信，以往他很快就回信祝福我，但今年卻沒有任何回復。接著，幾天前我又給他去信祝賀中國的春節，依然沒有得到回復，所得到的卻是王逢振的手機短信傳來的噩耗。

一代文學理論大師米勒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他留給我們太多的遺產，并促使我們對中美關系的現狀進行思考。我不禁想到，盡管當前的中美關系令人憂慮，但是并不妨礙中美兩國的人文學術交流，我們完全可以像米勒那樣通過民間渠道加強中美之間的人文學術交流。因為在我看來，這樣的人文外交活動有時甚至可以起到政府間的外交或許起不到的作用。

安息吧，米勒！中美之間的人文交流不會因為您的逝世而中斷。我堅信，盡管現在處于隆冬之際，但我們一定會迎來中美人文交流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