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去年是文學理論家、評論家王元化先生誕辰100周年，文化界舉行了形式多樣的紀念活動，之所以如此隆重，一方面由于王元化本人在學術思想上的重要貢獻，另一方面，當然也得益于王元化生前培養出了多名得意門生，如吳琦幸、胡曉明、傅杰……他們在老師故去后，都在不遺余力地介紹和傳播先生的著述言行。弟子發揚光大老師的學說，薪盡火傳，人間美談，但關于王元化自己的師承情況，外界卻似乎較少提及，翻讀吳琦幸新近出版的《王元化傳》，才對王元化的幾位師長有了較為系統的了解。

王元化的父親王芳荃是中國早期英語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曾經任職于清華大學，王元化一歲時，母親帶著他從上海到北京與父親團聚。在清華南院里度過的童年給王元化的為人治學打下了深刻烙印，王元化晚年借陳寅恪之語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源于清華學風的浸染。除了常規的學校教育之外，王元化一生在不同階段遇到了五位對他產生影響的師長，他們分別是任銘善、汪鸞翔、韋卓民、熊十力、郭紹虞。

任銘善是王元化遇到的第一位恩師。1937年七七事變后，王芳荃一家從北平逃難到上海，王元化的母親擔心兒子荒廢學業，就托關系請來任銘善輔導王元化的中文，為考大學做準備。任銘善當時任教于之江大學，他主要教了王元化《說文解字》《莊子》《世說新語》三門課。

據王元化回憶，他在任銘善那里上了一年左右的課，但因思想左傾而沒有認真學習，“就記憶所及，任先生曾對我有過幾次批評，卻從來沒有對我表揚過。這不能怪他嚴厲，那時我正忙于抗日救亡工作，對知識學問的價值和意義還不理解。以致去任先生那里上課常常遲到，有時甚至缺席。任先生極為生氣，責我自由散漫。”不過多年后，王元化認為他后來在研究中之所以特別重視中國傳統文論中“氣”這個概念，最初就是源于任銘善的教導。

1946年到1948年，王元化在國立北平鐵道管理學院（今北方交通大學）擔任兼職講師，教大一、大二基礎國文，此前王元化受魯迅“不讀或少讀中國書”的影響，對中國古典文學并無過多涉獵，但這一階段的教學任務使得王元化逐漸感到了補課的需要。

王芳荃在清華任教時，結識了一位學養豐厚的中文教員汪鸞翔（字鞏庵、公嚴），當時清華校歌的詞作者就是這位先生，王芳荃遂請汪鸞翔為兒子補習古文。在汪鸞翔的提點下，王元化認真精讀了《文心雕龍》《文選》《楚辭》三部古書，眾所周知，王元化后來在學林中得以立身的正是他對于《文心雕龍》的研究。王元化晚年在與吳琦幸的談話中也表示，他一生的五位老師中，數汪鸞翔對他的幫助最大。

1949年后，王元化當了短暫的雜志編輯后，被調到華東局宣傳部文藝處文學科擔任科長，1951年底作為副社長兼總編輯籌建新文藝出版社，并出版了胡風的兩本書，隨即受到“胡風案”的牽連，遭遇隔離審查。1956年，就在困厄降臨、精神頹敗之際，王元化第一次讀到了黑格爾的《小邏輯》，其中高深精妙的哲學思辨和精神力量令他無比著迷。黑格爾就是王元化問學韋卓民的橋梁。

韋卓民是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他早年間曾是王芳荃在文華書院教書的同事，后來長年主持華中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前身之一）的校務工作，晚年最重要的學術貢獻是康德哲學的翻譯與研究。

王元化上中學時在武昌見過韋卓民，此后一直未有交集。直到1960年代初，韋卓民到上海探親訪友，王元化已步入中年，見面后，王元化就黑格爾哲學相關問題向韋卓民請教，二人約定隨后通過寫信的方式進行學術探討。據王元化回憶，“我們大約十天左右就通一次信，書札來往頗為頻繁，十年浩劫曾中斷，并將那些信件全部銷毀。”正是在與韋卓民的通信討論中，王元化加深了對中外哲學史和思想史的理解，從而為他的晚年思辨打下了可靠基礎。

因為研究《文心雕龍》作者劉勰的佛教背景問題，王元化又經韋卓民介紹，于1962年在上海拜訪了對佛學造詣頗深的“新儒學”大師熊十力，當時熊十力已77歲，距離其逝世僅有六年的時間。雖然相差35歲，但兩人一見如故，此后王元化幾乎每周都到熊十力住處請教，并通信交流。王元化主要研讀了熊十力送給他的早年著述《佛家名相通釋》一書，更是從中汲取了“沉潛往復、從容含玩”的讀書方法，受益終生。

著名的古典文學研究大家郭紹虞也可以算作王元化的老師。當年戴上“胡風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后，王元化被安置到剛剛成立的上海作家協會文學研究所，而郭紹虞就是該所的所長。后來王元化把自己寫的《文心雕龍柬釋》拿給郭紹虞看，得到了郭紹虞極大的鼓勵和提攜，也進一步堅定了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龍》的信心。

吳琦幸的《王元化傳》全書接近42萬字，比王元化另一位弟子胡曉明20年前出版的《跨過的歲月：王元化畫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內容更加詳備，考證更加精細，糾正了一些訛誤。吳琦幸甚至實地造訪王元化的老家湖北荊州，發掘出了很多關于王元化父系、母系的檔案資料，這也是一大貢獻。

去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清園百年書系”除了《王元化傳》外，還出過一本王元化的晚年助手藍云寫的《王元化及其朋友》。藍云雖然沒有受過系統的學術訓練，但由于隨侍先生身邊，還是寫出了一些不為人知的學林軼事，可供有興趣的讀者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