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一要體現繼承性、民族性，二要體現原創性、時代性，三要體現系統性、專業性。他特別指出，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這一重要論述，對于構建中國文學理論話語體系特別是散文理論話語體系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自“五四”以降，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常常陷入一種兩難的沖突中，即新學與舊學的沖突，西學與中學的碰撞。以新學反舊學，雖有偏頗之處，畢竟符合時代潮流和國家的現代性訴求，其利大于弊。以西學對抗中學，則往往是脫離中國國情，削足適履，弊大于利。由于自“五四”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西方文論大量涌入，一些人視自己的文學傳統和經驗如敝屣。因為排斥中學，追逐新潮，盲目照搬，一些學者寫文章，必以西方學者為圭臬，要么是福柯和德里達如何說，要么是羅蘭·巴特和哈羅德·布魯姆怎么講，喪失了中國文學傳統的立場和自主性。

因此，當下的文學理論話語建構，必須解決這樣兩個迫切的問題：一個是如何回到傳統中尋找自己的力量，以此重建我們時代的文論觀；另一個是重建中國文學的主體性自覺和自信，用中國的話語闡述中國的立場，以此重新獲得中國文學理論的“身份認同”。在這兩方面，散文都大有可為。散文理論批評也是建構中國文學理論話語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缺少了散文理論批評，這個話語體系是有欠缺、不完備的。而且我們的古代文論中散文資源非常豐富。在古代，小說、戲劇理論薄弱，有關文章的理論基本上都是散文理論，所以散文理論在古代享有很高的地位。只是近代以降，隨著小說的崛起并日漸成為文壇主流，散文理論批評才逐漸被邊緣化。所以說，古代散文理論對于當前的文學理論本土化建設來說，是一個文學的富礦，一筆寶貴的文體遺產。

中國古代的散文理論，可謂百花齊放，宏文讜論，美不勝收。在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話語體系時，我們可以將西方文論與中國古代散文理論融會貫通，予以吸納。比如，將西方的“靈感說”與我國的“性靈說”互融互補，并在藝術靈感與藝術直覺的平衡，在突出自我與個性，調動創作主體的積極性、能動性過程中，建構一種新的文學理論。再如關于“真”，中國古代散文理論也多有論及，比較其與亞里士多德對“真”的理解，以及柏拉圖“摹本的摹本”說法的異同，同樣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還有中國文論中的“怨”這一話語，它與西方話語中的“反諷”與“隱喻”有著共通之處，假如將這兩種不同文化語境下的話語轉換融通，也許能整合出一個理論新境。概而言之，構建我國當代文學理論體系的大廈，要借鑒西方的文論，但學習和借鑒不能失重，不能在全盤照搬中“強制闡釋”本土文學，而是要回到中國文論自主性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當代豐富生動的文學實踐，在西方與東方、傳統與現代、理性與感性的融會貫通、綜合創造中，形成具有“中國學派”的文學理論話語體系。

在立足文論傳統，建構本土性、自主性的中國現代散文理論，助力中國文學理論話語體系建構的過程中，需要重點思考和解決如何界定“散文”的概念。“散文”這一術語的出處、內涵與外延， 盡管有不少學者試圖對其予以定義，但各家的理解，可謂五花八門、眼花繚亂、自說自話，既沒有統一的標準，也沒有“共同說”或“接著說”。這就難怪有的散文研究者感到莫衷一是，甚至斷言散文的定義就是無定義。要構建散文的理論話語，當務之急是回到散文自身，確立一個相對科學周全、能夠獲得散文研究者普遍認同的散文術語。

同時要確定散文的核心話語。散文作為現代文學中一個獨立的門類，作為“四體”中的“一體”，當然有自己的本質特征，有屬于自己的核心概念。如果說，小說的核心概念是“人物”“虛構”“懸念”“情節”“敘事”等，詩歌的核心概念是“意象”“意境”“象征”“格律”“隱喻”“肌理”“張力”等，戲劇的核心概念是“人物”“性格沖突”“矛盾激化”等，那么散文的核心概念應是“自由”“個性”“真實”“趣味”“人格”“氛圍”等。當然，此處討論的是文體學意義限定的散文文體特征，如果從文化學上看，散文還具有“載道”“言志”“教化”等重要特征。不同文體的核心概念表明，建構文體學意義上的散文理論話語，不能孤立地、靜態地研究散文，而是要對散文發展的特殊規律有準確的把握，不僅要找出文體的獨特性，還要把這種獨特性放在與小說、詩歌、戲劇的聯系和轉化中，進行整體、動態的系統性審視，并在洞察其差異、矛盾的同時，揭示其聯系和轉化。

散文理論話語建構剛剛起步，而全局性建設本土化的文學理論話語體系，構建“學術中的中國”與“中國學派”則方興未艾。可這個建構的過程需要靜下心來做大量基礎性的工作，比如清理地基，辨析術語，確立散文核心概念和散文文體理論方面的研究。

（作者：李謀冠，系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