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這是一場語言的狂歡

《背叛》的作者保羅·比第作為一名黑人，一位黑人作家，并不是那種非常激進的黑人民權立場，實際上，他背叛了所有的立場。雖然小說看上去有一個清晰的框架，但它更像一場脫口秀。從頭到尾，尤其是后半段，越講越嗨，完全是語言的狂歡。

它有點像郭德綱講相聲，一開始有個故事，到后來就變成一場語言的狂歡。有個評論說它像馮內古特和戴夫·查佩爾的合體，我們知道戴夫·查佩爾是美國著名的黑人脫口秀演員，是一個很有深度的脫口秀超級明星。《背叛》作為一本喜劇小說，就像脫口秀一樣，讀起來非常有意思。

如果把它當成一場脫口秀來看的話，你除了笑，還接收到非常大量的信息，種族主義、反種族主義、后種族主義，或者社群主義、自由主義，或者美國法律體系，所有這些問題里面都提及。你看了綜藝《脫口秀大會》，就知道中國這一代年輕人在想什么，關注什么。你看了這本書，就知道為什么美國現在有“黑命貴”這樣的運動，知道他們是怎么看這些問題的。

張定浩：《背叛》是對自己共同體的冒犯

小說家希望講出一種真實，而這種真實其實是大多數人不愿意面對的，甚至說想要掩飾的。而講述真實的很有效的方式，就是通過小說，通過喜劇。一個人很難說服另一個人，但假如我給你講個笑話，你笑了，就說明某種程度上你已經認可了這個笑話背后的某種邏輯。在這種笑聲當中，你是在進行自我的反思。這就是喜劇的力量。

《背叛》諷刺的不只是白人，還諷刺黑人自己，諷刺黑人知識分子。也就是說，所有的好的諷刺，它諷刺的對象是在我們內部，而不是說諷刺一個他者。諷刺他者，那是一個比較低級的或者失效的東西。

因為這種在內部的諷刺，它要承擔后果。我在我的內部，我在我的共同體，我開始諷刺自己人，我要承擔“背叛”的后果，而這種承擔后果的諷刺才是有力量的。所有的諷刺，其力量都來自對自己共同體的某種冒犯。

李偉長：《背叛》是馬克·吐溫的繼承者

《背叛》講黑人文化、黑人文學、黑人政治，但在中國的文化語境當中，它還有大量其他的東西。可以說，它是一個脫口秀世界，以及附著在世界上的那些閃光點，這些閃光點是由經驗、思維，由敏銳的感受組成的。

我想這本書現在中國的讀者那么喜歡，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作者的這種諷刺的寫作，他和我們聊到的幽默還是有點不一樣的。諷刺是有對象的，有強大的對象，直接、明顯的對象。《背叛》的諷刺藝術，讓我想起一個美國作家，馬克·吐溫。

說到馬克·吐溫我們都非常清楚，傳統的美式的諷刺藝術。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背叛》接近馬克·吐溫。面對現實困境，我有憤怒，但我用諷刺的方式來表達，所以《背叛》的作者應該可以說是繼馬克·吐溫之后第二位卓越領會了美式諷刺藝術的作家。

嘗試朗讀一下這本小說，你會感覺到一種快感，一種語言本身帶來的快樂。

胡桑：《背叛》貢獻了一種新的藝術

《背叛》給我們的感覺不再是傳統小說，甚至不再是20世紀小說，那種有著清晰可辨的構架、線索和意識的小說消失了，《背叛》是在一種混沌的語言狀態中展開的。它對這個世界做出了新的認知和解釋，而我還不知道怎么把握，至少不能用之前的文學觀念去把握。

《背叛》把黑人放在一種諷刺的處境里，黑人才因此獲得了自由。這個自由不是通過抗爭，不是通過劃清界限，不是通過與白人之間進行復仇式的交往來獲得的，而是通過失去一切我應該得到的那些權利、那些政治性，通過缺席而存在，讓自我與他者交融而成為自我。

在這個意義上，這部小說才有了它的文學性。諷刺是一種藝術，它是一門書寫的藝術，也是一門存在的藝術。在這種消解的過程中，在這種不經意間玩笑的過程中，黑人好像突然有了自己的城市和自己的自由，獲得了向他者敞開而不是封閉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可以讓我們思考各種各樣的邊緣的存在。比如小說結尾羅列了很多人，日本人、中國人、墨西哥人、窮人，他們需要去思考自己的屬于自己的存在，先自己存在起來。

這本書試圖告訴我們，如果不快樂，我們可能不能存在。就是說，《背叛》不是像20世紀很多俄羅斯的作家一樣，也不是像20世紀東歐作家那樣，甚至也不是像20世紀黑人作家那樣，把黑人寫成苦難的族群，在《背叛》里，就是因為對苦難的超越，才讓黑人成為了黑人。它讓黑人變得快樂，但這種快樂不是廉價的快樂，沒腦子的快樂，娛樂化的快樂，而是不斷地在邊界的穿越中獲得的快樂。這門藝術是很難的。

小說里面有一句拉丁語叫“我思，故我嗨”。保羅·比第把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改成了“我思，故我嗨”。我通過我的思索，我變成了一個嗨的、快樂的存在。這本書既好玩又讓我們思考。他已經超越了20世紀那些經典的黑人作家，他貢獻了一種新的藝術。

趙松：這本小說無疑將成為一部經典

《背叛》貌似是諷刺的、玩笑的，有說唱、脫口秀這種調子和節奏，在那里巴拉巴拉地講——但是，它總在不經意間把你帶入非常低沉的調子里，讓你看到黑人在美國的命運比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還要復雜沉重，他們的命運和美國的歷史、現實，實際上是一種沙子里摻著骨頭、骨頭里摻著肉的關系，是完全辨別不清的一種痛，時隱時現的仿佛永遠不會消失的一種痛。

《背叛》在寫黑人處境與命運的時候，一方面是依托于單獨個體的語境，另一方面又把個體和在美國社會、歷史中的復雜處境，以及美國社會的多重矛盾交織在一起，讓我們看到了那種很難完全理得涇渭分明的現實狀態，寫得非常透。當那種沉重感，比如主人公拖走爸爸尸體的那一段，讓你非常難過的時候，小說隨后又會在不經意間釋放出一種說唱音樂似的狀態，就像你剛因為一個定格畫面達到一種極其哀傷的狀態的時候，突然音樂又響起來了，大量的詞語，有粗話和黑話，卻多少消解了些沉重的感覺。

達到這種效果是很難的。從一個非常嗨的敘事狀態，一個快進的狀態，突然轉入緩慢的慢鏡頭，這種轉換在寫作技術上是很難處理的，但《背叛》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處理范例。把敘事這樣穿插在一起的時候，原來會產生這樣一種悲喜劇的效果。這種寫作技術本身是富有魅力的，文本因此而產生的魅力也是非常強烈的。

在黑人/白人這個問題上，《背叛》提供的不是一種淺薄的、容易捕捉的東西，而是更難界定的場域。我們把小說讀兩三遍，都不一定能夠完全理清楚里面隱含的東西以及它能夠帶給你的體驗，這是它高級的地方。這本小說會成為一部經典，它具備一些經典的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