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批評家杰弗里·J.威廉斯在《文學制度》一書的“引言”中說：“從各種意義上說，制度產生了我們所稱的文學，或更恰當地說，文學問題與我們的制度實踐和制度定位是密不可分的。‘制度’（institution）一詞內涵豐富，而且往往帶有貶義。它與‘官僚主義’（bureaucracy）、‘規訓’（disciplines）和‘職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同屬一類詞語。它指代的是當代大眾社會與文化的規章與管理結構，和‘自由’‘個性’或‘獨立’等詞語正好處于相反的方向。從一個極端來說，它意味著文學的禁錮……更普遍的說法是，它設定了一些看似難以調和的國家或公務員官僚機構……我們置身其中，我們的所作所為受其管制。”毫無疑問，這種管制是國家政權的需要，也是一種對文學意識形態的管控，我們將其稱為“有形的文學制度”，它是由國家的許多法規條例構成的，經由某一官方機構制定和修改成各種各樣的規章與條例，用以規范文學的范疇，以及處理發生的各種文學事件，使文學按照預設的運行軌道前進。在一定程度上，它有著某種強制性的效應。

還有一種是“無形的文學制度”，正如杰弗里·J.威廉斯所言：“‘制度’還有一層更為模糊、抽象的含義，指的是一種慣例或傳統。根據《牛津現代英語用法詞典》所載，下午茶在英國文化中屬于一種制度。婚姻、板球、伊頓公學亦然。而在美國文化中，我們可以說棒球是一種制度，哈佛也是一種制度，它比位于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校園具有更深刻的象征意義。”也就是說，一種文化形態就是一只無形之手，它所規范的“文學制度”雖然是隱形的，但是其影響是巨大的，因為構成文化形態的約定俗成的潛在元素也是一種更強大的“文學制度”構成要件，我們之所以將各種各樣的文化形態稱為“無形的文學制度”，就是因為各個時代都有其自身不同的文化形態特點，大到文化思潮，小至各種時尚，都是影響“無形的文學制度”的重要因素。

我們的百年文學制度史，尤其是20世紀后半葉以來的兩岸文學制度史往往是以文學運動、文學思潮、社團流派乃至會議交流等形態呈現出來的，它們既與那些“無形的文學制度”有著血緣上的關聯性，又與國家制定的出版、言論和組織等規章制度有著不可分離的聯系。它們之間有時是同步合拍的互動關系，有時卻是呈逆向運動的關系，梳理二者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的歷史關系，便是我們撰寫這個制度史的初衷。因此，我們更加重視的是整理出百年來有關文學制度的史料。

基于這樣一種看法，我們以為，在中國近百年的文學制度的建構和變遷史中，“有形的文學制度”和“無形的文學制度”在不同的時空當中所呈現出的形態是各不相同的，對其進行必要的厘清，是百年文學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項重要任務。從時間的維度來看，百年文學制度史隨著黨派與政權的更迭而變遷，1949年前后的文學制度史既有十分相同的“有形”和“無形”的形態特征，也有不同之處。從空間的角度來看，地域特征（不僅僅是兩岸）主要是受那些“無形的文學制度”鉗制，那些可以用發生學方法來考察的文學現象，卻往往會改變“有形的文學制度”的走向。要厘清這些紛繁復雜、犬牙交錯的文學制度變遷的過程，除了閱讀大量的史料外，更重要的就是必須建構一個縱向的史的體系和橫向的空間比較體系，但是，將這樣的體系結構統攝起來的難度是較大的。

在決定做這樣一項工作的時候，我們就抱定了一種客觀中性的歷史主義的治學態度，也無須用“春秋筆法”進行闡釋，只描述歷史現象，不做過多評判。后來發現，這也是國外一些文學制度史治學者共同使用的一種方法：“我們必須采取更加直接的方式以一致立場來審視文學研究的制度影響力，不要將其視為短暫性的外來干擾，而要承認它對我們的工作具有本質性影響。與此相關，我們需要不偏不倚地看待人們對制度的控訴；制度并不是由任性的妖魔所創造出來的邪惡牢籠，而是人們的現代組織方式。毋庸置疑，我們當前的制度所傳播開來的實踐與該詞的貶義用法相吻合，本書的許多章節都指出了制度的弊端，目的在于以更好的方式來重塑制度。布魯斯·羅賓斯（Bruce Robbins）精明地建議，我們必須‘在斷言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一詞時拋開慣有的刻薄諷刺，要區別對待具體的制度選擇，而不是一股腦地對其譴責（或頌揚）’。”其實，我們也深知這種治史的方法很容易陷入一種觀念的二律背反之中，當你在選擇陳述一段史實時，選擇A而忽略了B，你就將自己的觀念滲透到了你的描述中了。所以，我們必須采取的策略是，盡力呈現雙方不同的觀念史料，讓讀者自行判斷是非，讓歷史做出回答。

按照《文學制度》第一章撰寫者文森特·B.里奇《構建理論框架：史學的解體》的說法：“建構當代理論史有五種方式。關注的焦點既可以是領軍人物，或重要文本，或重大問題，也可以是重要的流派和運動，或其他雜類問題。”

毫無疑問，構成文學制度的前提要件肯定是重要文本，沒有文本當然也就不會產生與之相對應的許許多多圍繞著文學制度而互動的其他要件。就此而言，我們依順歷史發展的脈絡來梳理每一個時段的文學制度史的時候，都會憑借每個歷史時期文學制度的不同側重點來勾勒它形成的重要元素。雖然它們在時段的劃分上與文學史的脈絡有很多的交合重疊，但是，我們論述的重心卻落腳在“有形文學制度”和“無形文學制度”是怎樣建構起來并支撐和支配著文學史的發展走向的。

中國自封建體制漸入現代性進程以來，無疑是走了一條十分坎坷的路徑。我們認為，不管哪個歷史時段發生的制度變化，都是有其內在因素的，于是，我們試圖從其變化的內在肌理來切分時段，從而描述出它們發展的脈絡。

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世界格局帶來了中國的大變局，與之相應的中國文學制度便開始有了現代性的元素。清末拉開了中國社會轉型的序幕，文學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當然，就現代文學制度而言，這一時期還只是新的文學制度的萌芽期。現代文學制度之所以于此時浮出水面，一方面得益于文學觀念的轉型，另一方面，更在于相關結構性要素漸趨成熟并建構起一個相對完善的文學、文化運作系統。

無疑，北洋政府對建立文學制度是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的，而真正將其現代性的元素進行放大，甚至夸張的，還是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文學革命”最終完成了文學觀念的轉型，與此相應，文學制度的相關結構性要素也在民國成立之后得到了飛速發展，并形成了一個較前更趨復雜嚴密的體系。當然，民國的文學制度及至后來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也是不可否認的。

抗戰時期，中國版圖上存在著多股政治勢力，國土分裂成了多個碎片化的地理政治空間。以廣義的國統區、解放區、淪陷區而論，每一政治空間的政治勢力都在追求各自的文化領導權，都在推行各自的文化與文學政策。在這種眾聲喧嘩的情勢下，文學制度的有效性是發生在不同的時空之中的，當然，最有影響的還是延安的文藝政策，它深刻地影響著以后幾十年文學制度的建構。

在共和國的文學制度史中，之所以將“十七年”作為一個時段，就是因為這個時段的文學制度的建立對以后幾十年的文學運動和文學創作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最有特點的是，從此開始，文藝政策的制定與調整，文學機構的創建與改革，文學領導層的人事安排，幾乎都是通過會議來實施的。在歷次文代會和作代會之中，第一次文代會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在某種意義上，這次會議奠定了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的基本框架。解放區文藝被確立為文學的正統，全國文聯和全國文協宣告成立，來自解放區、國統區的作家們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各安其位，創辦了全國文聯、全國文協的機關刊物《文藝報》《人民文學》。在此基礎上，各大區、各省市紛紛召開區域性的文代會，成立區域性的文學機構，創辦地方性的文學刊物。第一次文代會是當代文學制度建設的奠基石。

文學制度發展演變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現象，即：一方面，相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舊文學制度而言，“十七年”的文學制度在各個層面上業已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制度之變與體制之新已經令很多作家深感“力不從心”；另一方面，相對于意識形態的要求而言，“十七年”文學制度則已經遠遠落后于時代，成為不得不革除的陳舊落后的體系。這種“新”與“舊”的巨大錯位和反差，充分反映了文學制度史的時代復雜性及其獨特規律。

經歷了十年“文革”之后，中國“十七年”間確立和完善的文學制度也被摧毀，幾乎所有的文學建制都失去了應有的功能。因此，隨著“文革”的結束，文學制度面臨著恢復和重建的迫切任務。在此重建過程中，文學的新的方向——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得以最終確立。恢復和重建之后的文學制度，成為使黨和國家文藝政策得以貫徹執行的重要保障機制。隨著文藝政策的搖擺與起伏，文學制度也發生著微妙的變化。

無疑，20世紀80年代是文學制度恢復、波動、起伏最活躍的年代，而1984~1985年之交召開的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是文學組織和體制的又一次調整，這一組織化、體系化的調整對此后一段時間里的文學創作、批評，乃至文學制度都產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影響。

當然，20世紀80年代隨著對“文革”及“十七年”期間的回顧、總結、反思的不斷深入，文學創作中開始突破原來既定的政治方向和范圍，偶爾出現挑戰禁忌或者溢出體制邊界的某些傾向。一方面，文學媒體為這些作品提供了發表的平臺；另一方面，媒體也成為黨進行文學性質的宣傳、方向的引導、批評的展開的重要陣地。

20世紀90年代是個意味深長的年代。它尚未遠去，但已經成為當代思想文化討論中一個難以繞開的源點，許多問題可以溯源于此。無疑，消費文化的大潮席卷而來，這對中國的文學制度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新挑戰，中國日益深入世界市場的競爭之中，知識生產和學術活動已經成為全球化過程的一個部分。“人文精神大討論”驟然興起表明了人文知識分子共同感覺到了問題的壓迫性，而它無法導向某種具體價值重建的結局，也拉開了一個認同困惑的時代帷幕。20世紀90年代的人文知識分子面對的問題的復雜性超出了他們所熟悉的歷史和知識范疇，許多意想不到的社會與文化的思潮，凸顯出了讓人措手不及的尖銳矛盾。文學在這次文化變異的激烈沖突與重組中被拋到了邊緣，文學制度也在悄然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大眾文化、消費文化的興起催發了文學制度的重構，自由寫作者的出現和網絡文學的出現，也給文學制度的重構帶來了新的難題和挑戰。

進入新世紀以來，文學制度是呈悄然漸變狀態的。在20世紀末，公眾文化領域和國家政策層面都涌動著一種“世紀末”的總結趨勢，但就具體文化發展來看，一種文化裂變的嘉年華并未出現，各項政策法規和文化制度跟隨經濟變革平穩推進，文學生態環境未發生明顯變更。但文學制度有了新的發展，在20世紀90年代文學制度的基礎上，呈現出深化和復雜化特征。新世紀的文學機制正在悄然發生變化：隨著文學網站和文學社區的構建，網絡文學日益成為一種重要的文學形式，網絡文學產業化的運行、監管制度的建立，對網絡文學的穩健發展都具有必要性。隨著影視業的發展，影視制作與作家之間形成了新的關系，影視改編將文學接受置入一種新的格局之中，對當代文學生態產生著重要影響。

毋庸置疑，臺港百年來的文學制度史與大陸文學制度史既有重疊之處，更有相異之處。20世紀臺灣文學制度受著殖民化和“民國化”延展的影響，到1987年解嚴之后，又發生了質的變化。而香港的文學制度卻是在歷經殖民化的過程中，在1997年才悄悄發生了變化。

在文學制度的研究當中，對于文學社會化過程的考察是必要的。由此，在不同的時空場域下來考察不同地域文學活動背后的無形之手——文學制度的運作，也必須貼近、還原適時的文學活動具體情況。日據時期臺灣的文學制度具有自己的獨特性，盡管在大的新文學傳統范圍里面，臺灣文學傳統與大陸文學傳統相互呼應，但不可否認的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孤懸”、文化受容的“多元”，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在發展樣貌上有著自己的地域特性。“文學制度”的概念引入，以及對文學制度在形成、發展全過程中諸方面特色的描述，乃至對文學制度諸多組成要素，如文學教育、文學社團、出版傳媒等方面的勾勒，可以給予讀者一個相較以往文學史之單線描述而言更加復雜、參差的立體文學生態景觀，使其得以窺見在文學史復雜表象背后更具棱角，并影響著文學制度建構之另一面。

（節選自《中國現當代文學制度史》，丁帆主編，作家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