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逸讀書會成立于2020年春，由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意大利當代文學的魏怡副教授指導，高如老師協助修改文稿，參加者是意大利語專業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旨在利用語言優勢在中國推介、研究意大利現當代文學作品，并鼓勵更多的讀者在閱讀中了解意大利的歷史傳統和當今生活。

《質數的孤獨》和《我的天才女友》是兩部近年來世界范圍內廣受年輕人青睞的意大利當代敘事文學作品。它們從個人經歷和社會環境的視角，剖析了成長過程中經歷的磨煉、創痛對于人物成長的影響，而人物的命運也折射出當代社會各種隱形的傷口。參加本次讀書會的都是大學生，書中人物的經歷引起了他們不同層面上的共鳴與思考。

《質數的孤獨》：“質數”式的孤獨

@周卓靖：身體規訓與無聲反抗

正如福柯所言，身體的支配和使用方式與個人所在的權力關系息息相關，而傳統哲學中追求塑造 “統一化”和“規范化”的人的思想大都會涉及對身體的規訓。

愛麗絲和馬蒂亞都生活在相似的親子權力關系之中。兒童的話語、生命力、對身體的掌控、探索自我的欲望都被家長的專制和強權閹割。

愛麗絲的父親每天強迫乳糖不耐受的她喝滾燙的熱牛奶，讓她學習滑雪，干預她的社交，訓練她為自己打領帶，反對她問問文身；馬蒂亞的父母將他與天生智力缺陷的妹妹綁在一起，將他的身體囚禁在妹妹所在的時空之中。父權不假思索地試圖規訓弱者的身體。因滑雪事故而終身跛足的愛麗絲無法再實現父親強迫她背負的期望，試圖重新奪回對身體的掌控、文身、厭食、終身不孕。她的身體拒絕成為生殖的工具，也不愿意背負道德宣判的罪惡。馬蒂亞弄丟了自己的雙胞胎妹妹，切割掉了從在母親子宮中就與自己共生的另一半，并不斷地通過自殘來抵抗回憶，宣示對自我的絕對控制。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以摧毀身體為代價，在孤獨中掙扎著奪回對身體的掌控權，在沉默中反抗父母的規訓。

@黃兆梓：崩潰前的裂紋

“創傷”，是談論這部作品時繞不開的概念，也是愛麗絲和馬蒂亞走向“孤獨”的原因。

若說“創傷”發生的那一刻，是一種徹底的崩壞，在此之前必定會有不斷積攢的絲絲裂紋。書中愛麗絲的“裂紋”是為了獲取認可而不斷被動屈從，他人的期待支配著愛麗絲的所有行動。無論是在事故前或是事故后，她的成長一直都是一個被動接受的過程，她不斷地吞下自己的不甘與厭惡，直到忍耐力達到極限的那一刻，一切轟然倒塌。馬蒂亞的“裂紋”卻是一種對自己的厭惡。在妹妹走失前，他厭惡的是“智障妹妹的哥哥”這個身份，而在親手導致妹妹走失后，馬蒂亞從對某個身份的厭惡發展為對整個自我的否定。這種厭惡感如影隨形地貫穿著他的生活，迫使他推開所有人，封閉在自己的世界里，并在頻繁的自我傷害中尋求解脫。

“創傷”作為“裂痕”的外在表現，往往貫穿著人的成長過程，與其說那瞬間的破裂導致了生活的不幸，倒不如說是隱秘的“裂痕”一直在悄無聲息地影響著成長的每時每刻。

@徐辰依：找尋自己與世界的距離

愛麗絲因腿部殘疾而自卑敏感，因此盡力迎合他人的想法和標準。她想要奮力縮短自己與世界的距離，但乞求式的貼近帶來了巨大的孤獨感。對于自身之外的事物的過分關注，擠占了她認識自我的空間，也導致了她一次次的求而不得。

相反，馬蒂亞由于童年妹妹的事故而封閉自己，對自我的陌生和恐懼使他一直與世界保持著過遠的距離，他以切斷一切情感訴求的方式使自己免受傷害，也使自己不再傷害他人。孤獨恰恰是他為自己建造的牢籠，也是他為自己設定的惟一存在方式。

這兩位孤獨者相遇的結局雖稱不上圓滿，但也算得上是一種成全。他們的互相交錯使他們最終找到了與世界相處的方式：馬蒂亞不再一味拒絕世界，他在縈繞心頭的無數虧欠和諒解之間選擇了一種溫情的疏離，一種柔和的我行我素；愛麗絲不再一味仰賴他人，她在不斷地聚散離合之后意識到了自我的價值，學會了在孤獨中獲得圓滿。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他們的成長在最后一刻才完成。

@譚鈺薇：孿生質數的孤獨宿命

無窮無盡的數列上，兩個孿生質數被兩邊無窮的數裹挾著，他們享受著自己孤獨的舒適區，同時也在孤獨的窒息中掙扎，二者被微妙的聯系牽絆著，以免滑向失落數軸的盡頭。他們特殊到與其他數字格格不入，特殊到沒有別的因數能融入自己。

相似的不幸、相反的孤獨牽住兩線命運，在同樣的自我折磨中打了一個無奈的結，親密也以回避告終。兩個主人公就像各自地平線上遠遠的恒星，遙望、愛慕的光亮到達彼此，卻無法聚集能量，溫暖孤獨星球千瘡百孔的地表，融化童年陰影與青年疼痛的秘密。

初讀小說，常為二人的結局而惋惜，但后來覺得相比其間“愛情”聯系，或憐惜之情，兩個質數本身更重要。小說結尾留白很多，“愛麗絲躺在馬蒂亞夢魘中的河里，心中不再有任何期待，只稍稍一使勁就自己站了起來”。我理解為這是女主人公對于孤獨釋然，不再期望其他因數參與自己的生命，也不再因孤獨而惶惑不安。在此，焦點已不在于二人之間重新瓦解的聯結，而在于個體的自我認識。“孤獨”一詞其實千差萬別，“質數”的歸宿無非是踏入屬于自己的那一處孤獨泥沼，在接受自己中自渡。

@喻儒辰：孤獨的答案——因數“1”從何而來？

質數只有“1”和它本身兩個因數。對于馬蒂亞和愛麗絲而言，生活是植根于童年創傷的孤獨乘以成長中的自我。

孤獨是他們的公因數“1”，在成長的過程中不斷沉淀發酵。愛麗絲的父親對她有著極高的期望，盡管因為身體的傷殘她終能抵抗父親的權威，不再滑雪。但是父親往日對她的苛責仿佛已經被她內化，她對自己傷殘的身體執行下一輪的苛責：被認可的纖瘦身材，緊致的皮膚。馬蒂亞沉迷于理性的數學計算和對秩序的追求，抗拒外部的世界，一切情緒化的、直白的、混亂的、不掩藏的、顏色鮮亮的都像他的“智障妹妹”一樣，被他從童年開始就剔除出自己的生活。令人失望的世界，使得“1”的孤獨成了他們無法擺脫的束縛，但也是心中惟一的綠洲。

然而遭遇相似的二人，卻始終沒能心靈相通。或許質數就是答案——因為孤獨而特立獨行，又因以孤獨為底色在社會中成長而難以相聚。共有的童年創傷或許讓剛剛相識的兩人成為孿生質數，但當他們開啟自己的人生，與不同的人、事、物交互，成為成長后的質數，如小說極具特色的質數編碼一樣，即使相鄰也只能在若即若離中漸行漸遠。

《我的天才女友》：那不勒斯平民女孩

@李李冰清：混亂與激情

美國知名影評網站爛番茄，將“那不勒斯四部曲”譽為“一部恢弘的史詩，從最凄涼的環境中汲取出狂放的美”。其中作為開篇之作的《我的天才女友》講述的絕不僅是兩個女人的故事，而是如同一個大熔爐，匯聚了亞平寧半島上近半個世紀的混亂、動蕩與激情，一方面是觸目驚心的家庭暴力，接二連三的離奇謀殺，愈演愈烈的勞資沖突，日益擴大的南北差距；另一方面是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方興未艾的女性主義，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風行一時的新現實主義，而這一切喧嘩與騷動又反復訴說著這個時代的斗志與激情。

面對一幅紛亂而殘酷的現實圖景，兩位出生在那不勒斯平民街區里的女性倔強地成長。她們的命運在傳統束縛和時代變革的夾縫中幾經沉浮。盡管意大利民眾對自由、民主、進步的追求仍未實現，但包括女主人公在內的所有人，仍舊倔強地在一條未知的救贖道路上摸索前行。由此，個人的命運與社會的發展碰撞、糾纏。

@潘晨：“界限”的消失與形成

莉拉用“界限消失”來定義從童年過渡到青春期后對世界感知的變化。面對現實的傷害，童年的她呈現出一種接近“鈍感”的抵抗力。個人與世界之間那種近乎自我保護機制的“界限”，保護了她的鋒芒與理想。然而，面對哥哥的瘋狂和丑陋，羞愧、厭惡、反感等情緒侵入莉拉的內心，界限徹底消失了，她身上那種無法用聰慧與天才遮掩的貧窮、虛榮與不堪也畢露無遺。這一切恰如戲劇舞臺上的“第四面墻”，當它消融之時，原本在欣賞悲劇藝術的觀眾意識到人物的悲慘命運正在自己身上上演。無助與悲觀的莉拉最終選擇接受自己的“命運”。

對于埃萊娜來說，界限是隨著她接受教育而逐漸形成的。她和莉拉都渴望走出那個暴力的城區，出生的環境同樣推動她去突破這個界限。她雖難以脫離自己所屬的階層，但能以一種旁觀者的眼光冷靜克制地描述 “庶民”的人生。作者在記敘時并未多費筆墨描述界限的產生與消失，卻又草蛇灰線，伏脈千里。

@劉斯璇：亦敵亦友

如果說在《我的天才女友》中，轟轟烈烈的歷史事件與方言都不得不讓位于那些煩瑣、真實的日常場景、并變成一種回音，那么那不勒斯更像是一位與埃萊娜和莉拉同等重要的主角。它是令人恐懼的：充斥著各種粗俗、骯臟和暴力；它也是混沌模糊的：美好與邪惡、理性與沖動、合法與非法交織，無數的碎片拼湊在一個逼仄的空間中野蠻生長，形成一種混亂的美感。這種混亂將生活在其中的人物、滋生在其中的情感裹挾，而埃萊娜和莉拉則是稀有的覺醒者和行動者，試圖實現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逃離。

然而，那不勒斯就像是兩個女孩隨身攜帶的一面鏡子，她們借助它不斷丈量自己、更新自己，但卻永遠無法遺棄它，因為這座城市的氣息存留在她們的動作、語言甚至是每一段親密關系里。很多年后，她們重新審視這里，選擇接納它、書寫它。

那不勒斯，亦敵亦友，是想要抹去的出身，也是力量之源。就像費蘭特在采訪中提到的“那不勒斯是我的城市，即使我非常痛恨這座城市，我也無法撇開它”。

@張羽揚：成長中的“私人事件”與“公共事件”

《質數的孤獨》精雕細刻了小說主人公成長中的“私人事件”。愛麗絲與馬蒂亞如同“質數”所隱喻的那樣，在成長的過程中或尋求融入卻難償所愿，或封閉自我拒絕融入世界。共有的“孤獨”讓他們嘗試走進，卻也因拒斥溝通而無法一路同行。而《我的天才女友》則將意大利歷史作為背景，展現了埃萊娜與莉拉如何“與世界一同成長”。以埃萊娜為例，她從那不勒斯的閉塞小鎮出發，在跨越半個世紀的成長歷程中思考友誼、接受教育、經歷戀愛、體味婚姻、組建家庭、反思人生。

西蒙娜·德·波伏娃認為，女性主體意識的缺失是以男性為參照物的社會造成的。而埃萊娜在成長中不斷尋找、模仿并以之為參照建構自我的對象往往是身邊的女性形象：首先是天賦異稟、驚才絕艷的莉拉，她因父親的“讀書無用論”于小學輟學，卻始終在反抗男權和父權的壓制；還有時常令埃萊娜驚恐不已的母親，以及文質彬彬的老師等。女權運動的第二次浪潮方興未艾，社會歷史作為“公共事件”參與到小說人物的個人成長，也在每一個成長的故事中顯現。在脫離這些形象以及所謂社會創造的“女性角色”標準的束縛之后，埃萊娜真正獲得了自我，完成了主體身份建構。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與《文藝報》合辦“文學觀瀾”專刊2021年2月26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