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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歲朝清供》中回憶說：“能夠像聞先生那樣講唐詩的，并世無第二人。聽聞先生講課讓人感到一種美，思想的美，邏輯的美，才華的美。聽這樣的課，穿一座城，也值得。”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這里斷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讓給丑惡來開墾/看他造出個什么世界。”這是聞一多的詩作《死水》里的句子，讀過就很難忘記。

對于聞一多先生的認知，相信大多數人都是來自中學時的課本和歷史敘事。今天，官方和社會上對其形象的認定，也主要是定格在政治形象——民主戰士，至于學者和詩人的形象，除了專業人士，則很少被大眾知曉和提起。或許我們也聽說過聞一多在西南聯大當教授時的趣聞軼事，但是對于他的研究內容，他的學術文章，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和讀過呢？朱自清先生說：“聞一多先生為民主運動貢獻了他的生命，他是一個斗士，但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和學者。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時期的不同而或隱或現……學者的時期最長，斗士的時期最短，然而他始終不失為一個詩人。”

近期讀了聞一多《唐詩雜論詩與書評》一書，進一步見識了先生文字的美和古典文學功底，其深厚的學識素養與深切的家國情懷更是散落在那如詩般優美的字里行間。該書內容涉及宮體詩、初唐四杰、孟浩然、賈島、杜甫，太白詩英譯、新詩評論和國外的詩歌批評等多個方面。書中文章都篇幅不長，作者既借助于理性分析與歸納，又將其文學氣質和經驗滲入到文章中，使其文章在理性的學術架構下，具有辭章之美，同時“書中許多觀點具有‘立一篇之警策’的功效”。文章語言之靈動，運思之巧妙，讓人過目難忘；其行文結構的文學化處理與“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讓我們得以從全新的角度去認識和感悟遠去時光中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詩。

一

作為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者，聞一多對《周易》《詩經》《莊子》《楚辭》等古籍進行整理研究，后匯集成《古典新義》，被郭沫若稱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在《唐詩雜論詩與批評》一書里，對于唐朝詩歌的評論，聞一多緊密結合時代歷史變遷和社會歷史文化脈絡來進行整體的動態觀照，具有一種大文化史的恢宏視野。文中有的評論充滿了感性的敘寫和情感的外化，有的評論則極具作者個人色彩的戲謔褒貶，展現了作者獨到的眼光和筆力。

在開篇《類書與詩》中，聞一多上來即提出唐代開國五十年“說是唐的頭，倒不如說是六朝的尾”，因為“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儀伏誅，算是強制的把‘江左余風’收束了，同時新時代的先驅，四杰及杜審言剛剛走進創作的年華，沈、宋與陳子昂也先后誕生了，唐代文學這才扯開六朝的罩紗，露出自家的面目。”進而他揭示了初唐詩與六朝詩風的緊相關聯。作者既有對唐太宗缺乏詩歌鑒賞能力的批評和嘲諷，也有對宮體詩的改造者盧、駱的充分肯定。他認為，唐太宗“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華，不，是一種文辭上的浮腫，也就是文學的一種皮膚病。……因察覺到險象而憤激的少年‘四杰’便不得不大聲疾呼，搶上來施以針砭了。”

在《宮體詩的自贖》中，聞一多剖析了初唐宮體詩如何從一百年間梁、陳、隋、唐四代宮廷所遺留下的那份最黑暗的罪孽中，不斷剔除和刮掉骨血中的萎靡而重新煥發生機的過程。在他看來，宮體詩經歷了“以聲律的發明與批評的勃興為人所推重，但論及詩的本身，則為人所詬病”的時期。這一時期“沒有第一流的詩人，甚至沒有任何詩人，不是一樁罪過。那只是一個消極的缺憾。”詩化的語言背后，展示的是聞深刻的剖析和犀利的批判。聞一多高度肯定了宮體詩的“自贖”是一種蛻化，是從朽陳的母體中蛻出的新生命，盧照鄰和駱賓王的出現，使人們麻痹了百余年的心靈復活，之后的劉希夷是盧、駱的狂風暴雨后寧靜爽朗的黃昏，而張若虛則是風雨后更寧靜更爽朗的月夜，他的《春江花月夜》是“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有了《春江花月夜》這一首宮體詩，“向前替宮體詩贖清了百年的罪，向后也就和另一個頂峰陳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對于《四杰》，在聞一多看來，我們不能墨守先入為主的傳統觀點，只看見“王、楊、盧、駱”之為四杰，而抹煞了一切其他的觀點，“那只是拘泥、冥頑、甘心上傳統名詞的當罷了”，為此他不同尋常地突破“四杰”視角，從“人”與“詩”的角度，即年齡、性格、友誼和創作形式與特點，將四杰分作兩派，即宮體詩的改造者——“浮躁淺露”的盧、駱，和唐音五律的建設者——“文人兼有學者氣質”的王、楊，兩派各有使命。聞的結論是，論內在價值，當然王、楊比盧、駱高，但“在文學史上，盧、駱的功績并不亞于王、楊。后者是建設，前者是破壞，他們各有各的使命。負破壞使命的，本身就得犧牲，所以失敗就是他們的成功。人們以成敗論事，我卻愿向失敗的英雄們多寄予點同情。”可見聞一多評詩，自有他獨到的、不離人世的標準。

等到寫《杜甫》，聞一多則完全是帶著“思其高曾，愿睹其景”的欣賞和膜拜。聞說杜甫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大詩人，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他比喻杜甫三十五歲以前，是快意的游覽，“像羽翮初滿的雛鳳，乘著靈風，踏著彩云，往漾漾的長空飛去。”“靈機既經觸發了，弦音也已校準了，從此輕攏慢捻，或重挑急抹，信手彈去，都是絕調”，“三十五以后，風漸漸尖峭了，云漸漸惡毒了，鉛鐵的穹窿在他背上逼壓著，太陽也不見了，他在風雨雷電中掙扎，血污的翎羽在空中繽紛的旋舞，他長號，他哀呼，唱得越急切，節奏越神奇，最后聲嘶力竭，他卸下了生命，他的挫敗是勝利的挫敗，神圣的挫敗。”《杜甫》一文，可謂詞采燦爛，詩化的句子如散落的珍珠，令人目不暇接；似跳動的火焰，繚燃在心間。在寫李白杜甫兩人的神交中，結尾寫道“兩位詩人談著話，嘆著氣，主人只顧忙著篩酒，或許他有意見不肯說出來，或許壓根兒沒有意見”。這種以景結情，獨特而耐人尋味的表達，讀后讓人無限憧憬和遐思。

聞一多把所有至高的評價和頌揚都毫無保留地獻給了杜甫，他說，“上下數千年沒有第二個杜甫”“鳳凰是禽中之王，杜甫是詩中之圣。因為談論到這偉大的人格，偉大的天才，誰不感覺尋常文字的無效？不，無效的還不只文字，你只顧嘔盡心血來懸擬，揣測，總歸是隔膜，那超人的靈府中的秘密，他的心情，他的思路，像宇宙的謎語一樣，決不是尋常的腦經所能猜透的。”在聞與杜甫的不斷對話中，為我們理解杜甫提供了一個宏闊的視野和平臺。而聞之所以如此高度評價和鐘情杜甫，除了杜甫那偉大的人格與天才，或許還在于他在杜甫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仿佛千年前杜甫的思想，杜甫的人格都早已“在他心靈里活動，血脈里運行”了，這樣的欣賞或許也正是英雄間的惺惺相惜吧。

二

作為新月派的代表詩人，聞一多不但創作新詩，于1923年和1928年先后分別出版了兩部詩集——《紅燭》和《死水》，與此同時他還研究和評論新詩。《唐詩雜論詩與批評》一書中對郭沫若、俞平伯、田間、臧克家等的詩都有評論。其中對郭沫若《女神》的評論尤其深刻，充滿真知灼見。他一方面積極肯定郭詩是新詩的代表，是“時代的肖子”，把握住了時代之精神，喊出了青年人的心聲。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女神》地方色彩之缺乏，“不獨形式十分歐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歐化”。

在“《女神》之時代精神”一文中，聞一多詳細分析了郭詩時代精神之體現：一是，動的精神。“這種動的本能是近代文明一切的事業之母，是近代文明之細胞核。”二是，反抗和革命的精神。“二十世紀是個反抗的世紀，‘自由’的伸張給了我們一個對待權威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成了現代文明的一個特色了。”三是，崇尚科學的精神。《女神》中所運用之科學知識，不僅見于形式上的，而那“謳歌機械的地方，更當發源于一種內在的科學精神”。四是，世界主義的精神。“科學的發達使交通的器械將全世界人類的相互關系捆得更緊了。因而有史以來世界之大同的色彩，沒有像今日這樣鮮明的。”而《女神》全集中所用的方言，所稱引的民族，所運用的地名，都不同于舊文學。五是，絕望之中有希望的精神。“物質文明的結果便是絕望和消極。然而人類的靈魂究竟沒有死，在這絕望與消極之中又時時忘不了一種掙扎抖擻的動作。”正因為郭沫若的詩把握住了以上時代精神，抒發了時代青年的苦悶心聲，才贏得了大眾，特別是青年人的認可。

而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聞一多則分析并指出了《女神》地方色彩缺乏的表現和原因。在他看來，“現在的一般新詩人——新是作時髦的新——似乎有一種歐化的狂癖，他們創造中國新詩的鵠的，原來就是要把新詩作成完全的西文詩。”作為新詩代表作的《女神》，其歐化的表現在于，一是詩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國的多多了，二是詩中夾用了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究其原因，作者創作時的環境——日本，正是一個盲從歐化的日本，而且他讀的書又是西洋的書；此外，最根本的還是作者對于中國文化之隔膜。

為此，他強調中國的新詩，“不要做個西洋人說中國話”，也不要人們誤會“是翻譯的西洋詩”。他還針對當時對所謂“新”的就是西方的，這一普遍存在的偏狹的理解，一針見血地指出，其所以出現這樣的問題，根本原因在對于新詩意義的理解差別問題。在聞一多看來，新詩當然是新的，但這種“新”，“不但新于中國古有的詩，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詩；換言之，它不要作純粹的本地詩，但還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純粹的外洋詩，但又盡量地吸收外洋詩的長處；他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后產生的寧馨兒”。他說：“我們的新詩人若時時不忘我們的‘今時’同我們的‘此地’，我們自會有創造力，我們的作品自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舊藝術，又不同于中國以外的洋藝術。這個然后才是我們翹望默禱的新藝術！

這里，聞一多1923年提出的對于新詩的理解和創作法，和建國后毛澤東在1964年提出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文藝方針可謂不謀而合，如出一轍。

三

讀聞一多的文章，感覺其文之“驅駕氣勢，若掀雷走電，撐決于天地之垠”，讓你為之擊節，為之喝彩。在他筆下，歷史仿佛被激活，那些久遠的唐詩，如此鮮活而充滿生命力，那些遙遠的詩人和時代仿佛一一呈現在眼前。看慣了理性、枯燥、八股式的論文，再看聞一多的學術文章，寫得如此詩意盎然，直擊人心，形散而神不散。傅璇琮先生說：“把學術文章當作美文來寫，這方面，聞先生也給后來者豎立一個不太容易達到的標準。限于篇幅，這個問題只能提一提，其實這是很值得寫一篇文來談的。”

難怪汪曾祺在《歲朝清供》中回憶說：“能夠像聞先生那樣講唐詩的，并世無第二人。他把晚唐詩和后期印象派的畫聯系起來。講李賀，同時講到印象派里的pointlism（點畫派），說點畫看起來只是不同顏色的點，這些點似乎不相連屬，但凝視之，則可感覺到點與點之間的內在聯系。這樣講唐詩，必須本人既是詩人，也是畫家，有誰能辦到？”言下之意，聞一多先生辦到了。汪還說當年在西南聯大讀書時，聞先生的課很受歡迎，他教古代神話，非常“叫座”。不單是中文系的、文學院的學生來聽講，連理學院、工學院的同學也來聽。當時的工學院在昆明拓東路，文學院在大西門，聽一堂課得穿過整整一座昆明城。但“聽聞先生講課讓人感到一種美，思想的美，邏輯的美，才華的美。聽這樣的課，穿一座城，也值得。”

只可惜，1946年7月15日，正值盛年的聞一多在悼念李公樸的會上，因斥責國民黨暗殺民主人士的罪行，慘遭殺害。聞一多的許多研究計劃和未完成稿都定格停留在了那一天。《唐詩雜論詩與批評》里關于唐詩的評論，是作者生前擬訂的關于唐詩研究的寫作計劃，由于突然離世，致使最終未能完成。可嘆“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何炳棣曾說過：“從純學術的觀點看，大多數的文史學人都公認聞一多是用西方方法和多學科工具，配合傳統訓詁音韻考據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最富創意最有成果的典范。即使如此輝煌的學術成就還是不免被他多才多藝、多姿多采、轟轟烈烈、光芒四射、悲壯結束的一生所部分地遮掩了。”是啊，如果聞一多少憂國憂民，多為小我打算；如果他不去伸張正義，不那么自覺肩負起知識分子的道義和責任，或許也就不會被人暗害。才華卓絕的他，只要埋首學問，定會在自己的學術研究領域大放異彩，寫出“不廢江河萬古流”的作品。但是，生在那樣的年代，那樣的聞一多，真能如愿嗎？

時代塑造了聞一多，也玉成了人們心中的民主戰士聞一多。今天，那些文稿和唐朝風雨，那些新詩和趣聞軼事，早已變成一堆符號，躺在歷史的文本里，讓人欣賞和瞻仰，也讓人嘆息和想象……寫到這里，腦子里突然涌現出聞一多《杜甫》中的一句話：“他死了，他在人類的記憶里永遠留下了一道不可逼視的白光；他的音樂，或沈雄，或悲壯，或凄涼，或激越，永遠，永遠是在時間里顫動著。”是的，聞一多死了，他在人們的“記憶里永遠留下了一道不可逼視的白光”；他的詩和遺作，將永遠“在時間里顫動著”。

（作者為中央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