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殊的著作，據柳亞子父子的研究，很多都散佚了。原有《梵文典》八卷，章太炎劉師培的序和曼殊自序曾刊載1907年《天義雜志》第六卷，書卻未出版；同年曼殊的女弟子何震（劉師培夫人）編成《曼殊畫譜》，有章太炎、何震序，曼殊自序，以及曼殊“母夫人何合氏”序（何合氏序為日文，后來由知堂翻譯漢語），刊載《天義雜志》第五卷，而畫譜最后也沒見出版。1911年成書的《英譯燕子箋》，由西班牙人莊湘羅弼氏攜去馬德里謀出版，亦不知究竟出版沒有。其它如《無題詩三百首》《泰西群芳譜》等，或者僅見其名于曼殊書信，或者見于當時報紙廣告，然而沒人見過原書，曼殊身后這些書稿也大都不知去向了。

曼殊歿于1918年，年三十五。他生前出版并確切被見到的有以下六本書：

《慘世界》（1904年上海鏡今書局出版）；

《文學因緣》（1907年日本東京博文館印刷，齊名社發行）；

《拜輪詩選》（1908年日本東京三秀舍印刷，梁綺莊發行）；

《潮音》（1911年日本東京神田印刷所印刷）；

《漢英三昧集》（1914年日本東京三秀舍印刷，東辟發行）；

《絳紗記焚劍記合本》（1916年甲寅雜志社出版）。

這些書四種是在日本東京出版，兩種在上海出版，除《絳紗記焚劍記合本》為小說外，其它是譯著。六種書幾乎都是只印了一版，其后都是別的書局的翻印本，所以原版書極難收集。十幾年前我得到《漢英三昧集》一冊，原以為到此為止了，后來卻又獲得《拜輪詩選》和《絳紗記焚劍記合本》，因此前后共得到三冊。曼殊的原版中特別以日本所印的為精致，據柳亞子說《潮音》最漂亮，也最難得，自然我既沒見過也沒有《潮音》。《潮音》是“非賣品”，原有署名“飛錫僧”寫的一篇跋，但后來不知為什么沒印進書里，曼殊把這篇跋手抄一份送給了柳亞子。曼殊死后，柳亞子研究這份孤本的“飛錫潮音跋”，認為是曼殊托名飛錫寫的自傳，實際沒有飛錫僧這個人。曼殊生前不言身世，其究竟何所自來一直是個迷，柳氏根據此跋并參以曼殊自傳小說《斷鴻零雁記》（曼殊死后由胡寄塵整理出版），寫了《蘇玄瑛新傳》行世，人皆深信之，然而后來經訪求曼殊親屬，以及獲得新的材料，卻證明亞子所言與事實幾乎南轅北轍。這說明如果沒有可靠材料作為支持，對那些看上去很合理和“邏輯嚴密”的考證，抱以姑妄聽之的態度為適宜。 

《絳紗記焚劍記合本》初版書影

《絳紗記》和《焚劍記》初刊于章士釗辦的《甲寅》雜志，1916年出版單行本《絳紗記焚劍記合本》，由亞東圖書館印刷；不久雜志社又另出合編本《名家小說》，這兩篇也收入其中，單行本就絕版了。單行初版本為窄四十八開，紙面平裝，四號鉛字報紙印；絳紗記篇有爛柯山人（章士釗）和獨秀（陳獨秀）兩序，撰著者署名“曇鸞”。因為印了這個署名，十年后竟引起對作者的懷疑。民國十五年時有段庵旋其人，與曼殊本無交往，但因仰慕風致，掇拾曼殊作品編成一冊《燕子山僧集》。編集的時候接到趙景深的信，說絳紗和焚劍兩記不是曼殊所作，據白采說是其友廖叔凱的作品，并說千真萬確，段某于是將此兩篇從文集中刪除了。這件事很引起一番爭論，載在《語絲》；后來章士釗出面證明曇鸞就是曼殊，自己當年曾親見手稿，況且別人也不可能寫的出曼殊那種文字，此事才告平息。其實初版本已載明曇鸞就是曼殊，在初版本的里封印有廣告，其文云：“本館發行各種小說，皆當代著名文學家如章行嚴（即爛柯山人）、蘇曼殊（即曇鸞）、老談諸君所撰著……”大概那時流行的是后來的《名家小說》本，廣告已經刪除，才會有這番爭論的吧。

關于曼殊的小說，新文學人士目為鴛鴦蝴蝶派之祖。郁達夫寫過《雜評曼殊的作品》，據他看來，曼殊的譯詩好于自作詩，詩好于畫，畫又好于小說，而“最好的是浪漫的氣質”，曼殊能在文學史上有不朽的成績，也是因為浪漫的氣質（這點實在是想不明白）。小說則是寫的不好。他舉出《斷鴻零雁記》和《碎簪記》兩篇中種種不合理的情節和過多的巧合，以為既不寫實，也太做作，不是現代西洋小說的做法，還是某生體的中國濫小說匠做法。知堂有一封“答蕓生先生”的信（此信和郁文均收在柳亞子編《曼殊全集》第五卷），也評論到曼殊，認為曼殊是很有天分的人，又兼具浪漫的性情，頗足以代表革命前后文藝界的風氣，雖然思想不能說是新。從文學潮流的變遷來看，鴛鴦蝴蝶派是宣統洪憲間由于傳統的生長、和革命的受挫產生的一種文學潮流，“曼殊在這派里可以當得起大師的名號，卻如儒教里的孔仲尼，給他的徒弟們帶累了，容易被埋沒了他的本色” 。知堂先生的眼光和見解總是有過人之處，看了不能不佩服。曼殊寫的是既不全舊，也不是新的小說，若以現代西方文學的標準去批評的話，自然一無是處，這與據新詩而批評舊體詩是一樣的。

《拜輪詩選》有論者認為是曼殊作品中最重要的一本，因為它是翻譯史上第一本外國詩翻譯集。我沒有研究過這件事，不知道是不是正確，據聞尚有辜鴻銘《癡漢騎馬歌》為更早，但那本書似沒有印出版年代。《拜輪詩選》這本書以前是說出版于1908年，根據是版權頁已寫明：“戊申九月十五日初版發行”，但據柳亞子的研究，說此書的初版和再版從沒人發現過，只見過第三版（印于1914年8月），因此認為第三版實際上是初版（《柳亞子文集·曼殊現存書目索引》）。關于這個問題他有考證和推論，此處從略。如果第三版是初版的話，那這本書還較其友人應溥泉的《德詩漢譯》（最早的德詩譯本），晚出約半年的光景，但說它是最早的漢譯拜倫詩集因該沒什么問題。

我收藏的《拜輪詩選》恰如柳亞子所說也是第三版，版權頁印的出版時間為“戊申九月十五日初版發行；壬子五月初三日再版發行；甲寅八月十七日三版發行”。這本書是三十二開的窄本，白色沖皮面精裝，封面書名燙金，封底印英文：拜倫詩曼殊阇梨譯；書前有曼殊西裝照，珂羅版印，法蘭居士（W． J． B． Fletcher）序和曼殊自序，另有H．R．Alice為《留別雅典女郎》詩作的曲譜插頁一張；正文每頁上半為英文下半為漢文，共收詩五首：《去國行》《留別雅典女郎》《贊大海》《答美人贈束發＊帶詩》（按，＊為異體字，具體見下圖）《哀希臘》。 

曼殊譯詩標題

《拜輪詩選》原版書影

《拜輪詩選》中曼殊西裝照

集中的五首詩是否全出自曼殊的譯筆呢？黃季剛先生《纗秋華室說詩》中說，《贊大海》和《哀希臘》兩首是他所譯。他說居日本時與曼殊同室，暇日以翻譯拜倫詩為消遣，有曼殊友人匯刊潮音集，即錄此兩篇與之，《贊大海》的第五章，原意深曲，經章太炎補譯而成。此外《留別雅典女郎》四章，曼殊在《文學因緣序》中自承是其友“盛唐山民”所譯，這樣算下來只有兩首是曼殊譯的。但看曼殊的自序，有云：“比自秣陵遄歸將母，病起胸膈，擩筆譯拜輪去國行、大海、哀希臘三篇……”則又是自譯的。按曼殊此序自書光緒三十二年（1906）作，據柳無忌重訂蘇曼殊年表，曼殊與黃侃居東京是在1909年，曼殊譯詩在前。果能發現《拜輪詩選》1908年的初版本，那大致就能說明譯者究竟是誰。不過在我看來，以曼殊的性格而言，不會關心誰譯的詩，他的其它譯著也收了好多別人的譯文，《漢英三昧集》中甚至沒有一篇是選他自己的翻譯，選的都是他以為高明的別人的翻譯。

我藏的另一冊曼殊譯著《漢英三昧集》東京三秀舍印刷，發行人東辟，出版日期為“甲寅八月十二日初版發行”。據柳亞子說，“東辟”是居正，當時孫中山及革命黨人東居日本，居正在東京辦《民國雜志》，曼殊常出入其間，《漢英三昧集》是《民國雜志》替曼殊出的。這里沒有說到《拜輪詩選》，但《拜輪詩選》實際也是《民國雜志》出的，1914年12月《民國雜志》第一年第六號上，有民國社《漢英三昧集》和“《擺倫詩選》”的出版啟事，兩本書的開本、用紙、裝幀都相同，只是外封顏色有別，一本為白色，另一本為黃色。《拜輪詩選》也是東京三秀舍印刷，出版日期“甲寅八月十七日”，只比《漢英三昧集》晚五天，印刷者則同為“島連太郎”，所以兩本書幾乎是同時出版的。奇怪的是柳亞子似乎沒有注意及之，不然關于《拜輪詩選》有沒有1908年初版本的問題，他可以去問居正，而不必作種種的推論了。

寫這篇文字時，找出居正（署梅川居士）《辛亥劄記》來查閱，里面并沒有談到曼殊，但見《敘言》云：“曼殊阇梨誥予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所以警災棗梨者至矣。余不文，幸免于戾。何去年雙十節，江南晚報增刊，索余紀念物補空。余薄歷史觀，凡有書札文類具歷史性可寶貴者，輒棄置之。偶于破筴中，檢出辛亥日記殘本，湊為劄記若干言以塞責。朝生暮死之刊物，初不期其行也，焉敢望遠。李君夷民，今于江南晚報停刊改組中，見手民無工可做，為之匯集成冊，校勘付梓。曼殊有知，應笑居士破戒矣。”其時距曼殊死已經十年，居正執筆作文時猶憶及舊友，讀了不免為之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