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袤的里下河平原素以“魚米之鄉”名世，殷實的市鎮生活孕育了其豐贍而獨特的地域文化，而文學無疑是這個區域文化建設中最為核心的價值。特別是以汪曾祺為旗幟的里下河文學，聚集了一批創作題材、風格、審美相近的作家群體，成為當代文學發展中的重要現象，也成為區域文化發展中的一道風景。這些出生于此或者長期生活于此的作家們扎根在里下河豐饒的文化土壤，用文學的方式深耕鄉土的價值，是一個有文化底蘊、有作家集聚、有學理支撐更有廣闊前景的文學派別。

里下河文學有深厚的士紳傳統。我們今天談里下河文學，主要是以高郵籍作家汪曾祺《大淖記事》為發端的，這是已經形成的共識。我們對汪曾祺及其作品的認識需要厘清的一點是，汪曾祺所繼承的文化傳統是士紳文化傳統，其所構建的文學世界是市井的，而非僅僅是片面的鄉土文學。汪曾祺在《汪曾祺自選集》的自序中說：我不認為我寫的是鄉土文學，有些同志所主張的鄉土文學，他們心目中的對立面是現代主義，我不排斥現代主義。從整個里下河地區文化傳統來看，無論是汪曾祺出生的高郵在宋代出現秦觀所說的“所以生群材”文人群體，還是后來的泰州學派、揚州學派，里下河地區一直有著深厚的士紳傳統。秦觀、王磐、劉熙載、鄭板橋、二王父子都絕非一般意義上的平民，他們在文學文化上的創作也非普通百姓的底層吟詠。再從汪曾祺家族內部文化傳統來看，無論是汪曾祺的作為貢生的祖父，還是他上過新學會書畫唱戲的父親，也絕對屬于士紳子弟。這些文化氛圍也正奠基了汪曾祺的素養、心性與風格。因此，我們今天考察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文化基因和文學傳統，并非無本之木的野蠻生長。里下河平原作為典型的魚米之鄉，從新石器時期的“中華文明曙光”的龍虬莊刻文陶片開始，雖然歷經海水進退和城市變遷但歷代文脈不斷，特別是明清以來一度作為經濟中心所帶來文學藝術的繁榮，成為里下河地區的文化根基與底氣所在，而這也為汪曾祺這樣的名家出現以及后來里下河文學的繁榮做了充分的文化準備。地域文化底蘊的根本作用之所在是士紳傳統在學養、風格和審美上的一種養成與傳續，這讓里下河的鄉土即使人生清貧也不潦倒，遭遇變革而能自持，文化多元而有特質，這些從汪曾祺以及里下河地區許多作家的作品中都不難看到，他們的共性是從生活到思考的人性、人文、人本的精神內質。批評家黃玲在《關于里下河文學研究的一點思考：思想與文學》中指出了里下河作家作品的幾個共同點：比如那種整體上溫柔敦厚、恬淡內斂的美學風格；比如專注日常生活，不約而同遠離宏大敘事的默契；比如永遠關注人和人的命運，熱衷于挖掘人性，并對人性心懷悲憫。

里下河文學有集聚的作家群體。汪曾祺作為一面旗幟，其引領下后學的實績積累是支撐起里下河文學的梁柱。從目前研究來看，里下河文學以其相同的文化根源和精神旗幟作為統領，出現了一批個性鮮明實力不凡的作家和作品。胡言實、夏堅勇、曹文軒、畢飛宇、賈夢瑋、龐余亮、羅望子、魯敏、劉仁前、劉春龍等一批被公知與公認的作家的作品扎根里下河平原肥沃的自然和精神資源，以文本的虛擬構造了一個真實而強大的文學世界。而隨著里下河作家群體的逐漸龐大，眾多優秀作品也陸續問鼎全國重要文學獎項，特別是畢飛宇先后榮獲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吳義勤、王干、朱輝榮獲魯迅文學獎，引起文學界的廣泛關注。這些作家的作品在被廣泛認可的時候，總是帶著籍貫與鄉愁的地理標簽，里下河無疑是他們創作上的精神出發地。與此同時，在里下河鄉土這一個巨大地理與精神空間中，更有一大批里下河文學作家在用不同的文學樣式，在成為鞏固里下河文學實績與地位的中流砥柱。談及里下河文學大批的業余寫作者，評論家何平認為：在當下整個中國文學生態中，需要正視的恰恰是這些“業余”的地方性寫作者之于其個人的精神建構，之于地方文化建設，之于整個中國當代文學格局的意義。

里下河文學有堅實的理論支撐。一種文學現象或流派的形成，需要文本數量的累積和質量的標準，特別需要眾多個體的自覺努力。在這種天然的條件具備的前提下，還需要理性的嚴肅梳理和規范引導，完全的“野蠻生長”會導致缺乏改善的勇氣和自律，從而形成觀念和技術上的模仿和重復。里下河文學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的地理和文化空間內形成規模與共識，這與其擁有一批學養扎實、思想深刻、態度嚴肅的理論研究和批評家有巨大的關系。吳義勤、丁帆、費振鐘、王干、陸建華、汪政、何平、葉櫓、王堯、溫潘亞、孫生民、周衛彬等評論家在研究作家作品、梳理流派以及引領寫作風尚方面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在里下河區域以外的學界，徐可、劉瓊、舒晉瑜、鄭潤良、黃玲等一批理論研究者也高度地關注里下河文學的發展，形成了從內部自覺到外力關注從而推動地域文學發展的強大合力。與此同時，里下河地區所轄的縣市也逐步參與了推動地域文學發展的實踐，域內設立的地方性文學獎如汪曾祺文學獎、施耐庵文學獎等也為里下河文學形成文學自覺、思想共識和品牌意識發揮了巨大作用。

里下河文學有未來的廣闊前景。文學是站在現實思考過往與古今的，而一流的文學作品是能夠通過這種思考與梳理解決未來問題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里下河文學體現出獨特的活力與前景，那就是還有一批能夠站在更廣袤的地理疆域、養成更優越的精神品質、登峰更遼闊的漢語世界的作家和作品。這一點得益于里下河流派既有良好的文學傳統，也有積極的現代意識，從而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將地域特色的核心價值以現代的手法智慧地融入了漢語世界。畢飛宇的《推拿》、魯敏的《奔月》、朱輝的《七層寶塔》、義海的《西茉納之歌》等等，這些作品如果隱退掉地域與作者身份，他們已經完全脫離了地域的束縛，成功地打入共同認識與尊崇漢語文學世界，這是里下河文學的巨大勝利。這種勝利的意義在于，里下河文學毋須僅靠流派的身份識別而出場，這些作家和作品放在當代文學乃至漢語寫作領域都是一流的。他們的精神來源、故事素材、思考方式本源于里下河文化的滋養，但是他們在紙上營造的世界是一個全新視角的、充滿精氣神的也是能被廣泛認可的世界。尤為可喜的是，這種現代意識的養成還在代際之間傳續，蘇若兮、陸秀荔、湯成難、費瀅、汪雨萌、汪夕祿、龐羽等一批新生代作家，以更為現代的意識和書寫，在傳統與未來之間用個性的創作實踐，實現了里下河文學在城鄉雙重表達上的進步與收獲。這種實踐也暗合了學界對于里下河文學發展的期待，批評家曉華在《發現里下河文學的城鄉觀》中曾指出：鑒于中國城市多樣性的現代發展道路，里下河文學也應該充分地做好應對現代城鄉書寫的準備，因為任何一種居住空間的變革、人際關系的重組、生產與生活方式的變革，都可能引發巨大的文化與心理變化，這些變化往往在傳統的城鄉視角中找不到恰切的解釋。就這一點，里下河作家群體已經在探索與實踐的路上，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如同里下河子民數千年在土地上的耕耘，里下河文學領域的作家們也在用筆墨在大地上耕耘，這又是精神、思想、文化上的深耕。這種以文學方式進行的耕耘對于保護這片土地的自然人文資源，構建地域的精神家園以及貢獻當代文學發展都有著巨大的意義，這是已經形成的顯著現實效應，也當會成為影響深遠的文學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