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米特福德

英國小說家南希·米特福德（1904-1973）是里茲代爾男爵二世戴維·米特福德長女，自幼酷愛文學。自1923年定居倫敦不久，她便開始為《淑女》《時尚》等報刊雜志寫稿。盡管并非專業記者，《獨立報》稱她的隨筆毫不做作，令人“極度舒適”，無愧文壇“鬼才”之譽。尤其是她的早期“風俗喜劇”（comedy of manners）類文學創作，“在輕松愉悅的外表之下，有一種淡淡的哀傷和無以名狀的悲觀主義”。正如批評家所指出的，她的寫作風格輕快而不失犀利，充滿調侃和戲仿，與她后期小說明顯的陰郁風格大相徑庭——小說家堅信，盡管生活難以忍受，但仍需為之裹上一層幽默的外衣，并以超然物外的輕松戲謔加以處置。

1942年，南希·米特福德與流亡倫敦的“自由法國”領導人、戴高樂將軍助手帕萊夫斯基上校相識，她的生活由此發生巨變，后者也成為她隨后幾部小說男主人公的原型。1945年，《愛的追逐》（The Pursuit of Love）以輕松愉悅而又不乏睿智的筆調征服了無數讀者，成為英美兩國的暢銷書。另外兩部小說《戀戀冬季》（Love in a Cold Climate）和《福分》（The Blessing）分別出版于1949年和1951年，同樣在市場大獲成功。《戀戀冬季》被《衛報》列為英國人“一生必讀之書”。書中描繪了以馬修大叔為家長的英國貴族家庭，其人物原型正是她的父親戴維男爵。據說，《唐頓莊園》的編劇朱利安·費洛斯正是在南希·米特福德啟發下，才塑造出格蘭瑟姆伯爵夫人這一經典人物形象。該角色身上散發出英國上流社會特有的幽默感，恰好也是南希·米特福德小說創作的精華所在。

自上世紀40年代起，移居巴黎的南希·米特福德對法國歷史產生濃厚興趣，并著手翻譯法國17世紀著名作家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代表作《克萊芙王妃》（1678）。該書于1950年出版，在歐美學界卻飽受指摘。小說家失望之余，開始將創作重心轉向法國傳記小說。“你覺得為蓬帕杜夫人撰寫一部傳記如何？”1951年，南希·米特福德在信中詢問她的出版商哈米什·漢密爾頓（Hamish Hamilton）。由此，南希·米特福德在凡爾賽宮附近開啟了她傳記文學創作的嶄新事業。在此后十余年間，她先后完成《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1954）、《戀愛中的伏爾泰》（Voltaire in Love，1957）以及《太陽王》（The Sun King，1966）等三部著作，以歷史的考據和浪漫的筆觸向讀者展現啟蒙運動與18世紀法國的恢弘壯麗，受到歐美文壇一致好評。美國《時代》周刊盛譽：“在描寫凡爾賽宮全盛時期的英語作品中，若論描繪浪漫光彩和隱蔽權力之功力，無人能夠超越歷史學家南希·米特福德。”

1956年，南希·米特福德推出一部充滿趣味又不乏思想性的著作《貴族義務》（Noblesse Oblige），一本正經地記錄以日常語言判斷社會階層的方式，并戲謔地提出如何劃分“上流社會和非上流社會”（U and non-U）的新概念。她在書中說，“在英國，判別一個人階級身份的最好方法就是聽他講話，正是通過其語言，上層階級明顯地區別于其他階級。”本書問世后迅速成為1950年代英國文化的象征，其中的名句如“共和政體里的特權階級，就像一只被砍去頭顱的雞，它或許能蹦跳一陣子，但實際上早已經死亡”更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言。此外，南希·米特福德在二戰期間將位于倫敦梅費爾區的一家書店改造成文學沙龍，使之成為歐洲文學家的避難所。她與這家書店老板海伍德·希爾之間的通信日后也被結集成書，名為《克茲街10號書店》（2004）。直到如今，該書店仍是倫敦的文學地標之一（與查令十字街84號齊名）。據說，英國女王也是這家書店的常客。

南希·米特福德最初憑借小說創作而蜚聲文壇，然而正如她在1961年訪談中所說，她童年時代閱讀的英法名人傳記才是她真正的興趣所在。“我所閱讀的書籍中，最多的仍然是傳記、回憶錄和純文學作品。”而在所有的傳記中，她最為推崇的是1914年之前出版的作品，因為她認為近代傳記作品太過熱衷于詳細記錄一些“小人物”的生平，失之于“平庸瑣屑”。而她的作品則聚焦于能夠影響歷史的“大人物”，嘗試從史料中推演和再現其思想與動機，并力求由個人際遇折射時代背景。她的傳記作品語言睿智風趣，引人入勝，往往通過寥寥數語，便能揭示傳主的性格特征與深藏心底的功名欲望。

“普通人物無法吸引你。”《戀戀冬季》中男主人公阿爾弗雷德曾尖刻地評價女主范妮，“除非卓爾不凡之人。”無疑，南希·米特福德和范妮屬于同一類人，而這一次，吸引女作家的是歐洲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腓特烈大帝。“我對腓特烈大帝的癡迷難以用語言描述”，在寫給美國學者羅伯特·哈爾斯班德教授的信中，南希·米特福德如是宣稱，“然而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其他作家居然把他的一生描述得如此枯燥乏味。”此處的“其他作家”無疑是指維多利亞時代名人托馬斯·卡萊爾。

1858年至1865年，卡萊爾推出皇皇六卷本巨著《腓特烈大帝傳》，被文史學界譽為傳世之作。然而，一個世紀后，南希·米特福德對此書卻提出嚴厲批評。1968年，在《今日歷史》雜志上，她將此書斥為“所有傳記作品中最為詭異的一部”。其理由是：腓特烈大帝幾乎不諳德語，因而日常寫作和思考皆借助法語，甚至夢中囈語也不例外，然而卡萊爾在書中卻聲稱傳主提及法語時充滿“鄙夷”語氣，令人大跌眼鏡。更有甚者，秉持浪漫派立場，卡萊爾將18世紀的藝術創作貶斥為“一片空白”（他曾公開宣稱18世紀是一個“最沒有價值的世紀”），而將啟蒙運動視為致使人類淪入“無盡黑暗時代”的罪魁禍首。由是在南希·米特福德看來，卡萊爾根本無法理解腓特烈大帝的完整人格。“他所喜愛的僅僅是作為國王、作為戰士、作為統治者、作為德意志民族領袖的腓特烈大帝，而對于腓特烈大帝的另一面——伏爾泰乖戾的學生、作曲家、藝術收藏家以及巴洛克式宮殿的建造者等諸方面，卡萊爾無不嗤之以鼻。”

與之相反，對于南希·米特福德而言，腓特烈大帝這位統一普魯士王國的英雄人物，既是一位戰時領袖，又是一位古典學者，亦曾資助過伏爾泰，因此算得上是“完美的”寫作對象。因為英國人常常將奉行侵略擴張政策的腓特烈大帝與希特勒相提并論，而她則希望能夠呈現作為“明君”的腓特烈大帝支持啟蒙運動的一面——“從歐洲視角提供一些幫助”，從而緩解英國與德國長期對立仇視的情緒。與卡萊爾有失偏頗的視角不同，南希·米特福德不僅能夠真切理解腓特烈大帝的戰爭藍圖，同時，她對英法德諸國在啟蒙運動中的不同表現也抱有“同情之理解”（羅素語）。而她借此書所要證明的是腓特烈大帝（以及伏爾泰）的偉大正源自于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

1712年，腓特烈大帝出生于柏林，其父為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如同南希·米特福德童年時在家中圖書館里偷偷閱讀一樣，腓特烈大帝也同樣違背父王意愿，私下研習哲學、詩歌以及各類經典作品，盡管其父王認為掌握這些學識毫無益處。成年后，他與不倫瑞克-貝芬家族的伊麗莎白·克里斯蒂娜公主成婚。得益于這次婚姻，他終于如愿以償在萊茵斯貝格建立起完全屬于自己的領地，并融入其間潛心學習（在此期間完成政治檄文《反馬基雅維利》，主張君主以啟蒙運動的理性與人道主義取代邪惡的權謀之術）。

1740年，腓特烈大帝甫一繼承王位，便發動旨在統一國家及拓展疆土的對外戰爭。從奧地利手中攫取西里西亞之后，普魯士遭到歐洲列強共同抵制，由此陷入連續不斷的戰爭紛擾之中；1756年，腓特烈大帝入侵薩克森更是拉開了歐洲歷史上影響深遠的“七年戰爭”的序幕。與此同時，在內政方面，他倡導政治經濟改革，著力構建高效的行政官僚體系，通過改革廢除刑訊逼供制度，并大幅減免農民地租和賦稅，從而贏得民眾一致擁戴。然而，由于長期背負“好戰”的惡名，他的對內政策往往為人所忽視，并未受到公正的評價。伏爾泰曾嚴詞批判腓特烈大帝發動的侵略戰爭，但南希·米特福德卻認為：“戰爭使大量人口得以果腹，若沒有戰爭，這些人反而可能會死于饑荒。”她甚至斷言，拿破侖在腓特烈大帝墓地前的致辭“要是他還活著，我們就不可能安然站在這里”是對其人千秋功業最大的褒獎。對米特福德六姐妹極為仰慕的英國桂冠詩人約翰·貝杰曼（1906-1984）曾慨嘆：“米特福德家的姑娘們！我因她們的罪惡而深愛她們。”道理或正在于此。而南希·米特福德的老友、被譽為英國20世紀最優秀諷刺小說家和最杰出文體家的伊夫林·沃也曾以六姐妹形象為原型創作小說《邪惡的肉身》（1930），該作與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并列“爵士時代”文學經典，堪稱“總結與界定浮華喧囂的1920年代的小說珍品”。

對普魯士的好感并未影響南希·米特福德對法蘭西的熱愛。誠如南希·米特福德在書中所說：一個人只要對法蘭西或對文學保持熱忱，那么他毫無疑問是個好人，腓特烈大帝恰恰符合她的這一評判標準——對法蘭西和文學情有獨鐘。“他在萊因斯貝格惟一眷戀的便是書籍，認為其多多益善，當然除此之外他還期待能有足夠的金錢用于購買書籍。”南希·米特福德如此描述道。作為一名徹頭徹尾的“崇法派”，腓特烈極端厭惡德意志文學，以至于在萊茵斯貝格，他幾乎從來不用德語交流。他曾在此地給伏爾泰寫下第一封書信，由此開啟了兩人長達數十年的通信聯系。后者也曾一度移居普魯士，與之朝夕相處，然而最終卻因彼此惡語相向而分道揚鑣。南希·米特福德甚至堅信：假如這二人未曾相見的話，或許反而有助于其關系的改善和持久——果真如此，腓特烈大帝可能還會繼續拜讀這位法國文豪的大作，并且此舉極有可能大力促進歐洲和平事業。

文學評論家凱特·威廉斯在《腓特烈大帝》一書“序言”中指出，如果說《蓬帕杜夫人》一書體現出社交能力的巨大威力，《戀愛中的伏爾泰》彰顯出愛情的崇高地位，《太陽王》描繪出王權專制的赫赫威儀，那么《腓特烈大帝》一書宣講的則是“學習之樂趣”——“唉，我對各種無聊的餐會真是厭倦已極。”早在本書動筆之初，南希·米特福德就發出如此感慨。她也不止一次宣稱：和朋友甚至情人相比，書籍能夠傳遞更多樂趣。曾幾何時，她堅信愛情能夠拯救一切，而如今的救世主已經易主為書桌上的書籍。正如她在書中描述萊茵斯貝格時所說：“對于學術研究而言，最令人愉悅且能帶來豐碩學術成果的地方便是一座管理得當的鄉間別墅。”

南希·米特福德在小說創作中經反復磨練而自成一家的寫作風格也同樣體現在她的傳記作品中，即令人難以置信的輕松文風和可洞穿一切的過人智慧貫穿其創作過程之始終。在《腓特烈大帝》一書中，她成功地將一個古板執拗的“戰爭狂人”描繪成一位獨具個人魅力的歷史文化名人，腓特烈大帝這一文學形象從而得以永駐讀者心間，一如作者本人臨終前的感懷：“我覺得我就是一名在戰場上被腓特烈大帝委以重任的普魯士軍官。”誠然，南希·米特福德曾對歌德的《意大利游記》愛不釋手，書中關于意大利的描述也確實令她如癡如醉，然而她對于大詩人的年少意氣始終覺得難以認同，“哦，天哪，這是一位多么真誠、高貴的德意志青年啊！但畢竟他與伏爾泰和腓特烈大帝截然不同！人們更喜歡的當是伏爾泰和腓特烈大帝這兩位年老的罪人。”或許，正是這兩位年老的罪人使得南希·米特福德的生活充盈無比的幸福與歡欣，同樣也使得閱讀這部描摹生動、刻畫入微且獨具作家個性色彩的傳記令人極度“舒適愉悅”。

作為南希·米特福德最后一部作品，《腓特烈大帝》以大量史實研究為基礎精心錘煉打造，其文風輕快睿智，堪稱是作家以平生之學識向腓特烈大帝致敬之作。此書出版后，英國《每日電訊報》評論“本書將成為最具權威性的人物傳記”。著名文學評論家、《地平線》雜志創始人西里爾·康諾利(Cyril Connolly)也高度評價南希·米特福德“將平凡的史料打造成引人入勝的文學素材，這一技能令所有歷史學家羨慕不已”。

在本書創作過程中，南希·米特福德對她筆下這位“大人物”頗為艷羨，因為他經歷了18世紀的輝煌歷史。然而時至1970年，當這部著作出版之際，彼時已罹患霍奇金淋巴瘤的南希·米特福德最羨慕的則是腓特烈大帝麾下身體強壯的將士。“我多么希望能夠成為一名年輕將領，跟隨國王征戰歐洲，而不必忍受病痛折磨。”同時，她也時刻以傳主的英雄氣概激勵自己：“腓特烈大帝在沖鋒陷陣，而我在花園奮筆疾書”，直至最終完成這一杰作。1972年，南希·米特福德先后獲得英法兩國政府頒發的騎士勛章，表彰她在文學藝術領域作出的創造性貢獻。次年，南希·米特福德溘然長逝。《腓特烈大帝》由此也成為這位20世紀英國著名作家的“天鵝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