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譯者看來，沒有比翻譯更好的深度閱讀之旅了。這一次，作為譯者的我很幸運，因為遇到了保羅·索魯鼎鼎大名的中國游記。這本書記錄了作者1986年在中國的火車旅行見聞，于1989年獲得旅行文學界權威的“托馬斯·庫克旅行文學獎”，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2016年此書繁體中文譯本在臺灣出版，書名譯作《騎乘鐵公雞：搭火車橫越中國》，如今簡體中文版問世，它也有了新的名字——《在中國大地上：搭火車旅行記》。

為什么棄用“鐵公雞”？

新書名是大家共同商定的結果，此前也曾考慮沿用臺版譯名，但翻譯并非語言間的簡單轉換，一個譯名的確定，總要受到復雜的現實因素影響。嚴復說，“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此時方解個中滋味?！拌F公雞”的缺失一度成為我的心結，但轉念想想，新名字也有其道理：近年來保羅·索魯的作品不斷被引進，他也收獲了一批忠實讀者，但仍有許多人對他不熟悉。作為獨具一格的旅行文學大家，保羅·索魯當然值得更多讀者認識，而他這部書寫中國的作品，也理應在它所記錄的地方發揮更大影響。將“中國”放入正題，不但可以更加突出書的主體內容，還多出幾分年代感，這或許有利于作品抵達更多讀者。于是就此心寬，翻譯本來就是一門遺憾藝術，也請索魯的粉絲們不要怪罪。

保羅·索魯鐘愛坐火車旅行，喜歡他的人對此一定不陌生。此次為期一年的中國行，他搭乘了近40趟列車，書中記錄的是其中22條線路。他跟隨旅行團從倫敦出發，先后取道西伯利亞大鐵路和蒙古縱貫鐵路，自蒙古入境華北，而后便開始沿著縱橫交錯的鐵路網漫游中國大地?！拌F公雞”的腳步始于大同，終于拉薩，北至邊陲小鎮朗鄉，南至繁華都市廣州。說到結構編排和敘述方式，《在中國大地上》與作者的其它游記并無二致，都是每條線路自成一個章節，每章又自寫景起筆，兼及人物，繼而搭訕對話。刻薄的索魯當然少不了各種吐槽抱怨，而敏銳如他，又極擅長從瑣碎交談中體察社會日常。不過，由于寫作對象是我們自己，又在如今的時代背景下出版，這本書于中國讀者而言也就有了特別的意義。

“毒舌”的獨特視角

老外如何看待中國？作者在書中至少提供了兩個視角。

首先當然是他那些奇葩旅行團友的無端猜想。因為沒到過中國，他們中很多人都對這個陌生國度心懷偏見，比如操倫敦腔的小伙子道聽途說，迫不及待要去香港給自己身體某個部位做仿真模型；住愛丁堡富人區的年輕女士認為中國衛生狀況堪憂；再比如，即將失明的老先生已經備好帶去中國的廁紙，而關于中國人到底用不用廁紙，大家誰都沒有把握。索魯瞧不上他們，他搬出李約瑟和顏之推為中國造紙術正名，將這群不學無術之徒狠狠鄙視了一通。當然，這一切都在悄然中進行，因為他早已習慣隱匿在人群中默默觀察和記錄，不放過任何諷刺揶揄的機會。故事就在這樣你來我往的“傲慢與偏見”中拉開序幕。

保羅·索魯顯然比他的團友們更了解中國，因為他不僅來過，而且讀過許多關于它的書，這些經歷構成了他本人的特殊視角。1980年，他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那時他乘船沿長江順流而下，一路從重慶到上海，目睹了這個國家改革開放初期的百廢待興。故地重游不算什么新鮮事，但中國發展實在太快，他近乎被他的兄弟基恩所說服：“中國已經完全變了樣，并且每天都在發生變化。”不過，倘若要指望他來謳歌改革事業的偉大成就，那么你恐怕要失望至極，因為這位以毒舌聞名的作家，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讓我們“好受”。他解釋來中國的理由，說有的中國人覺得“老外好騙”，但他“偏要來挑戰一下”，這為他的旅程添上了些許挑釁色彩。

作為尊貴外賓，索魯一到北京就參加名流聚會。他天生質疑一切，席間與知識分子們的交談更是激發了他的探索欲：董樂山告訴他《一九八四》僅供內部閱讀，可他竟然在廈門的圖書館找到這本書；桑曄跟他講上海閔行的許多農民已經成為工人，他們雖住進了樓房，卻還保持著粗鄙的生活習慣，于是他去實地考察，結果發現當地整潔有序，人們過得相當體面。政府派方先生陪同，他諷刺人家有一張“海獅般的臉”，三番五次想擺脫，但每次不是行動失敗，就是溜開不久即被找到。二人終于在廣州分道揚鑣，你以為他要就此解脫，他卻送給對方臨別禮物，還描述起人家憂傷的神情，說“他不停地朝前走著，連回頭看一眼都沒有”，這分明是在抱怨人家的決絕，訴說自己的不舍。大概沒有了與方先生的斗智斗勇，旅途也要減少很多樂趣吧。

其實，索魯也不是誰都討厭，他對年輕女孩子就挺好。此前在柏林，一位名叫蕾切爾的女孩兒認出了他，他終于不用隱姓埋名，大膽跟人家傾吐心事，形容那是“一次柔情蜜意的相遇”；后來在大連，他又遇到活潑的小譚，這姑娘給自己取了個奇怪的英文名叫做“Cherry Blossom”，他覺得叫不出口，又只好依她那么叫，他屢次被這姑娘捉弄，卻也“逆來順受”，一句難聽的話也舍不得講。

索魯與何偉誰更“厲害”？

在旅途中，索魯有的是辦法找樂子。他給自己準備了充足的旅行讀物；面對難吃的火車餐食，他每天也可以選出一道“當日最佳”；還有，別忘了，他有著無與倫比的搭訕本領！比起名人高官，索魯更喜歡和普通人交談。他明顯是有備而來，逮住機會就問個不停。都問些什么呢？工作，學習，生活，文學，音樂，歷史，政治……幾乎你能想到的所有內容，他都打探了個遍。只是不知道，大家的回答與他心中所想是否一致。但這并不重要，因為你至少了解到，索魯第二次所見的中國已經開始褪去樸素外衣，變得多姿多彩起來。

他依舊不說什么好話，然而毒舌其實暗藏玄機：城市噪音的背后是現代化建設馬不停蹄；年輕夫婦嬉笑打鬧的背后是社會風氣日漸開放；商販漫天要價的背后是自由市場蓬勃發展……即便他沒好氣地抱怨中國人總是步履不停、修修補補，你是否也能由此想起家中某位勤勞簡樸的長輩？至于他為何不遺余力地寫“痰”，我想如果有人見識過與他恩怨糾葛三十年的奈保爾如何惟妙惟肖地描寫印度人吐痰，或許就會明白索魯的興趣從而何來。索魯的確吝嗇贊美，但他的批評并非全無意義。

保羅·索魯當然不是“好騙”的老外。他一路搜集這個古老國度的“奇珍異寶”，還不忘跟各式小販討價還價。在哈爾濱的古玩店，他被一只象牙小球吸引，店員誆他說那是古人雕刻的地球，但他一眼識破，認出那不過是來自蘇聯的臺球。理由呢？他說直到19世紀中葉，中國人還認為地球是平的。這大概就是他對“天圓地方”的理解，在嚴謹的學者看來未必準確，但起碼說明他為此行做了許多功課。他讀過柯勒律治筆下的忽必烈汗，看過蓋群英寫的戈壁沙漠，了解諾拉·沃恩和包柏漪的中國生活；不僅如此，他還閱讀《中國日報》和《中國文學》等報刊，為了深入了解這個國家，他幾乎搜集了一切可能的資料……

遺憾的是，他中文不好。借鏡觀看，難免扭曲變形，也很難面面俱到。比如，正文前面那句關于農夫和烤鴨的“中國諺語”，譯者遍尋資料不得出處，想來應是我們平日耳熟能詳的某句話旅行到外國以后完全變了樣貌；再比如，他說海瑞“名不見經傳”，又將梁山伯與祝英臺的角色搞混。但這就是真實的老外，親歷中國以前，他們見不到真實的中國，也少不了各種各樣的偏見和奇怪想象。博學如索魯也不例外。你說他態度傲慢，可他認為中國人才視老外為“蠻夷”，他說自己是中國人眼中的“大鼻子怪物”，是來自蹩腳小國的鄉巴佬。說到這個，他倒是和他的那些團友們有些相似了。可是，我們也不必氣惱，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家完全客觀呢？老外視角下的中國，熟悉卻摻雜著陌生感，這就對了呀！

書寫中國這件事，何偉以保羅·索魯為師；論及作品，何偉卻又比保羅·索魯先到中國。但無論如何，讀者免不了要將二人做一番比較。對中國讀者來說，何偉堪稱完美作者，他娓娓道來，溫和而克制，宛如涓涓細流淌過心間；索魯卻口無遮攔，情緒激昂，一如他筆下的隆隆鐵軌。所以，在溫潤謙遜的中國人面前，索魯注定不會比何偉更受歡迎，甚至有時還要惹人嫌惡。可是請別忘記，這兩人筆下的中國相差了整整十年，單就時代記憶而言，索魯也為我們留下許多珍貴的歷史碎片——他沒有像何偉一樣融入我們的生活，但恰恰因為他的冷眼旁觀，這些記錄才顯得彌足珍貴。

如今，他終于將它們，交還到我們手中。

（注：本文作者為《在中國大地上：搭火車旅行記》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