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先秦時期孔子在《論語·述而》中提出的一個重要且完整的古典闡釋學命題。宋儒朱熹為之注解：“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按照一般性的理解，這一命題說的是后人在解讀經典時，要以嚴謹的方式闡述而不創作改變，以完全接受典籍的態度遵循文本，相信上古之言。對于經典上記載的圣賢話語，要謙遜地因襲、傳承，不要加入自己的先入之見，以自己的理解演繹原有文獻的內容。換言之，這是一種“我注六經”式的闡釋理解與方法范式，讓闡釋者在有限的空間內進行文本解讀，專注經典原義挖掘，而不進行過多主觀發揮。然而，同樣在《論語·述而》中，孔子又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即他自己還是“作”了一些東西，只不過他是“知而作”而已。由此，不禁讓人形成疑問：“述而不作”真是一種崇尚不空言而又含有保守、不創新意向的闡釋取向嗎？

若想正確解答疑問，必須弄清楚“述而不作”命題產生的歷史背景。《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在“禮崩樂壞”的年代，孔子立志通過整理上古“六經”文獻為社會“正名”。其中，最為重要的任務即讓上古的禮儀成法、圣語王言以“原貌”的形態呈現于世人面前。實際上，孔子在整理典籍的過程中，也加入了自己的春秋筆法與微言大義。但是，他一直秉承客觀審慎的治學態度，以“追跡三代之禮”為目的，視“整理”為“印證”，要將經典中所蘊含“道”的最初原義不加改造地揭示出來，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之所以如此，因為他發現其時的人們已經對經典產生了諸多“誤讀”，“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關于夏商文明之禮樂，缺少史料，僅存傳說，客觀上已使人們對“六經”的理解存在偏頗的可能。如果進一步追問，誤解更有可能源于文本自身：由于文本具有歷史性與當下性雙重屬性，作為文本語義載體的符號也隨著時代變遷發生了某些改變；由于不同讀者在解讀中對文本內容信息有著不同理解，致使因語言技術干涉引發的古今釋義分歧，時有發生；由于語境存在時空差異，不同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主題為閱讀者設定了異質性明顯的理解情境，甚至讓許多“誤讀”變成了“錯讀”。對于這一點，孔子雖沒有直接的論述，但從其關于“名實”“名言”等范疇的言說中，可以探析出他已注意到相關問題。

孔子堅信，盡管時間的推移會使得人們對經典的理解產生不同，但是經典中所深藏的“道”是不會改變的。“道”有著不隨時間、地域改變而改變的獨特屬性，它具有不會被打斷的邏輯性、延續性和一貫性。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上古圣賢思想的精髓具有永恒性，不需要后來者的修飾、雕琢，只要人們能按原義去表達它、理解它，自覺把握它，社會中的一切自然會名實相符、等級有序，人們也就自然懂得安身立命的道理了。但這并不意味著闡釋者在闡釋活動過程中面對文本只可作“無能為力”的復述。事實上，作為闡釋學命題的“述而不作”自身在內在含義表達不變的情況下，亦存在著事實偏轉的可能。

第一，“述”是闡釋學的一種自解原則。按《說文解字》語，“述”是遵循、繼承之義。對于孔子來說，就是對先王之業的遵循與繼承，或曰在思想與行動兩個維度上對圣人及禮樂制度的崇圣性的“尊崇”。在他看來，先王的禮儀成法內載著“道”，是不可妄動的。“道”是完整的、給定的，只需要人去“正焉”，但對“道”的解讀并不是機械復讀式的。“述”同樣需要解釋理解，只不過要依明確的核心而展開。“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熹釋之曰：“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于是，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述”被具體操作化為“以經解經”的自解式闡釋方法論。此種“自解”存于經典在理解與解釋中歸屬于信仰論與目的論的一貫性與整體性。也就是說，對文字的解讀需要基于經典內部的互證活動而完成。從形式上看，其解讀空間是封閉的（局限于經典內部——主要指“六經”），只可依經典上記載的文字彼此釋義對方。但從實際效果上看，它又使得人們對“道”的解讀擁有了“鮮活性”，表現為主體的積極闡釋、理解與運用行為。孔子在《論語》中不斷強調“道”要內省，這實際上是鼓勵個體要對經典持有創造性的理解態度。雖然經典的作者已經把道理精義講述清楚，但是讀者依然要運用自己的智慧將“道”融入生命的體驗全過程，要在不違背“原義”的前提下，對“道”作出個性化的認知發揮。

第二，“不作”與“有作”的辯證。《爾雅·釋言》說“作、造、為也”。《爾雅注疏》就這三個字釋曰：“謂為營也。皆見《鄭風·緇衣》篇。”顯然，按經典的自解原則，“作”的意思是“營造”與“造就”。但在《爾雅·釋詁下》中，作為訓釋字的“作”還有另一解釋：“浡、肩、搖、動、蠢、迪、俶、厲、作也。”前面的八個字與“作”是古今字的邏輯關系，所以清儒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總結出“上作，起也；下作，為也”的論斷，即“作”可解為“興作”或“興起”。于是一個明確的結論出現了：“述而不作”之“作”不是與書寫有關的“創作”，而是指在遵循先王禮法制度的過程中，不制作、不興作。換言之，不讓“述”建立于舍王道而改從非王道之事之上。“子曰：吾自衛而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見，孔子在“述”經典時還進行了“正”，即將新的精神注入原本僅在貴族間流傳的文獻，并使之普及一般平民。此處的“正”，其實就是“作”。由此推論，“述而不作”的實質是“述中之作”，“作”是個體的獨特理解與闡釋，但其前提是對經典之道“原義”的發掘與領悟，不是對文字的肆意發揮。

通過上面的論述不難理解，作為闡釋學命題的“述而不作”核心是對“道”的完整性的尊重與維護。“道”在與生生不息的個體生命的結合中會表現出不同的形式樣態。“述而不作”一方面確證了先王禮樂制度的絕對真理性，另一方面也凸顯了闡釋者之于文本理解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認為，“述而不作”的重心實在“述”中之“作”，正是在其作用下，中國闡釋學才被開發出極大的創造性理解空間。就其對后世產生的影響而言，“述而不作”締造了中國經典闡釋活動中的“崇古”情結；確立了文字解釋的依經立義原則；促成了推源溯流的闡釋方法；助推了返本開新的闡釋學思維理路。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西闡釋學史比較研究”（17BZX07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