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批評，并不是易為的，一切的批評都不免主觀，而因此也就都是危險的，但我們希望它公允。換言之，我們希望批評者具有章學誠大提特提的“公心”，而不要“似公而實逞于私”，去吹毛索瘢。

讀王水照先生近著《錢鍾書的學術人生》，書中提及，錢鍾書的學問是沒有“體系”的，這是有的學人批評錢鍾書的一個大責難，因為沒有體系，缺乏思想，錢鍾書的學問只是資料羅列，知識堆積，所以錢鍾書的學問價值，也便大打了折扣（是書3-4頁）。其實，有沒有“體系”是一事，沒有“體系”而便一定是資料羅列、知識堆積的，因此而就折損價值，這又是一事。前一事，實在是一個大問題，它牽涉方面太多，我暫且擱下不論，后一事則不妨試為厘清。

對中國現代學術有大貢獻、被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正確地擬配作“及時雨宋江”的胡適在其《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批評章太炎的《國故論衡》說：“這五十年中著書的人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精心結構的；不但這五十年，其實我們可以說這兩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結構，可以稱作‘著作’的書，——如《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等，其馀的只是結集，只是語錄，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國故論衡》要算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胡適此處所持的推贊章太炎的批評標準，也就是前面所提的那個貶損錢鍾書的批評標準，二者精神是一致的。他們都責怪沒有精心結構的著作，也就是不滿意于無體系的學問。其實，胡適的這種對于中國傳統著作的不滿，已見于晚清。晚清沒什么大學問的孫寶瑄，在《忘山廬日記》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四日已云：“我國人自古著書多無條理，往往零雜續成，無有首尾一線到底者。試觀釋家之書，及西人書，則節目條貫，無絲毫紊雜為可貴也。粹卿云：中國書惟《周易》及《春秋》二部，頗與他書迥別。”以及有大學問的文廷式，在《羅霄山人醉語》中之所云：“中國言理之書，皆不分章法、不按次序，故外人譯之者，或以為不及彼國之書。惟小學則《說文》一部，自始至終，具有次第，六經未備之理，觀于古圣造字，咸已洞徹無疑。……天之未喪斯文，于此可預卜也。”你看，這一點似乎是胡適的批評的創見，在稍一接觸西學的人那里，就立刻已經被發露了。這也表明，這一種與西學對比而以西學為標準的批評，并不是什么深刻意見。假設我們更進一步，請胡適把著了《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的作者，推尊到沒寫什么“精心結構”的孔子、孟子之上，并依照這個標準，來著我國的學術思想史，是否能得他的同意？或者，是否可以把著了《論衡》而見“精心結構”的王充，號為一大師，來代表東漢的學術史，而壓倒注群經的鄭玄？又把著了《文史通義》的章學誠，推為唯一大師，來代表乾嘉一代的學問，而抹去戴震、錢大昕和段玉裁等？又或者把著了《續史通》的宋慈抱、著了《史微》的張孟劬，推尊到王國維、陳垣及胡適本人之上？我想他一定是要反對的。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中論及馬克思，說：“他是大體系締造者當中最后一人，是黑格爾的后繼者，而且也像黑格爾一樣，是相信有一個合理的公式概括了人類進化的人。”這也許是對馬克思的一種誤解，因為恩格斯對于黑格爾的大體系，也并不以為然。只有我國初接觸西學的學者，才對于我們素缺的“體系”，有一種自慚的驚贊。就像乍睹西餐的刀叉的人，一定會驚于它的鋪排之“體系”，而立刻自嫌我國筷子的簡陋，而殊不知，我國的兩根筷子，真有似于兩儀，以簡馭繁，而自能勝任吃飯而愉快的。沒有精心結構的著作，只要真于學問有得，又何足為病？

不必提，錢鍾書在《讀〈拉奧孔〉》中早說：“不妨回顧一下思想史吧。許多嚴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學系統經不起時間的推排消蝕，在整體上都垮塌了，但是它們的一些個別見解還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時效。好比龐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壞，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構成它的一些木石磚瓦仍然不失為可資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個理論系統剩下來的有價值東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見多了“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樓塌了”的錢鍾書，對于建構大體系，必然提不起興致。“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在今日的一般學者，也都可以去“精心結構”，“大構特構”，而謂此在錢鍾書，即為“挾太山以超北海”之“不能”，是不值一駁的。錢鍾書的著述體式，另有他的考慮。《中文筆記》第一冊第187頁提到世人評吳文英詞說“如七寶樓臺，拆碎不成片段”，他在眉批中曾對此加以翻案，他引《酉陽雜俎》說“月乃七寶合成”，一片光明皎潔，要拆，根本無下手處，那才是最好的。我認為，此案還可以再翻進一層。錢鍾書“博觀而約取”，在讀書中所摘的古人之語，無不為取其精粹，而讀來非常精彩，極富于意味，而可目為“碎金”、“鴻寶”的。他大概就是要用這些“七寶”，勾連穿貫，來造成他的著作。他的錢氏一家著述的“七寶樓臺”，自非是供人拆取的，但即使被他人拆碎，它也仍還是“七寶”。他是要用此來抵擋時間之流，不使他時的“樓臺垮塌”，只剩得一地的破磚瓦。我想這是他平生著述的一個蘄向。

我想也正是為此，他才在博覽古今中外的大經典之際，下了那樣的古今中外都罕見的大功夫。錢鍾書讀書之用功，是眾所周知的，在他年輕時，他的友人冒效魯就對其苦讀，半是佩服，半是譏嘲：“默存歷年日記，高可隱人，所讀中西典籍，無不分條札記，字如蠅頭，使越縵復生，當有后生之畏。”（見《默存近來頗勤著述汲汲焉有志不朽褒貶前賢自矜懸解戲作此詩調之》）但那都是一些記述。到他的筆記出來了，那才是“觸目驚心”的印象。他的中外文筆記一共近六萬頁，不妨仿《莊子·盜跖篇》，來算一筆賬：他做筆記的時間大約為六十年，六十年也就差不多兩萬天，一天不得落，按天來除，也就是平均每天須摘錄三頁紙，此外還要考慮他著書、寫信、工作及諸雜事等。在西方世界，胡塞爾也有四五萬頁的遺稿，但像錢鍾書這樣并不健碩者，有如此大規模的筆記，實在是可驚的，這也是從古罕覯的。錢鍾書之于學問之事如此的專注，我認為是可以借用他本人在《中文筆記》第一冊第654頁摘引過的《續傳燈錄》中黃龍晦堂禪師所說的來形容：“子見貓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據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求道亦然。”可以說，錢鍾書的讀書為學，正是做到了這般的。這也正是錢鍾書最值得我們后輩學習的地方，同時也是他的真精神之所在。

我年輕時就喜歡錢鍾書，大概可算得半個“錢迷”，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就讀過王水照先生關于《宋詩選注》的對話。對王先生的文章及其談話的深度，在那時印象就很深刻。后來又讀過王先生別的許多文章。就像劉永翔先生所指出的，我們都認為王先生的文字非常好，在古典文學的學者中，是第一流的文字。一般讀者如果不注意，可能就會覺得他的文章并無特別之處，但細讀之下，就發現它非常之好，可以當得張之洞在《輶軒語》中所標舉的四個字：“清、真、雅、正”。王先生的文字是有清氣的，如其為人；而同時他的文字的表達力又強，如他所篤嗜的蘇軾所說的能“辭達”，“能道意所欲言”，“能使了然于口與手”，把他所有的意思都表達得極為清楚、熨帖，而明白如話。他的文字絕無敷衍處，凡有所言，必為其真實之所思、所欲言，這便是“真”字。王先生為人又很節制，行文內斂，而不肆于外，字里行間，每透出雅意。另外王先生的文字態度，可謂之“中正和平”，不偏激，不使偏鋒。錢鍾書的文字是“英氣四射”，“鋒芒畢露”的，讀之仿佛年輕人，其文字的光氣，似乎到了老年也仍是年輕的，絲毫沒有所謂的“暮氣”；王先生的文字就不然了，他則似乎更為沉穩，有一種君子之風。我覺得王先生文字的質性是近于胡適的，其清如水，“盈科而后進”，不大動聲色，實際上是極見功力，極不易到的一種境界。一句話，我覺得王先生的文字，在當代學者中是第一流的。

不但于此，我覺得王先生的寫錢鍾書、研究錢鍾書，也比一般學者要來得更深刻，更具有“同情之了解”，更為可取。這也不僅是因為他親炙錢鍾書時間之久之故，還因為他本人便是宋代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大權威，換言之，他有自己的“術業專攻”，所以他對于錢鍾書的著作，就有更為具體深入的“同道式”的理解。如古人之所說，“唯賢知圣”。研究者本人有他自己的專門研究，對錢鍾書的所論說，體會必然更深。只讀錢鍾書的書，而不讀錢鍾書所讀的書，是容易流于“看熱鬧”的。《錢鍾書的學術人生》這本書，里面涉及不少宋代文學的專門問題，王先生都舉重若輕，作了深入的探討，這不是一般研究者所能的。

（作者為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