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胡學文長篇小說《有生》研討會”在南京舉行。

《有生》是作家胡學文耗時八年完成的長篇小說，首發于鐘山長篇小說2020年A卷，單行本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新近出版。它是一個起始于接“生”的故事，以接生了大約一萬兩千人的祖奶為主干，以被祖奶接引到人世的眾生為枝葉，為讀者構建起一方土地上的生命本相。

“《有生》和《活著》的區別在哪里？《有生》在《白鹿原》這一路的書寫中做了什么？《有生》里的接生婆和莫言的女性書寫有什么關系？如果一定要把《有生》放進歷史尺度，它和百年中國的現代歷史是什么關系？”在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看來，《有生》的一大意義在于“提問”，“探討《有生》，可能也有助于我們認識和厘清1980年代以來始終纏繞著我們的文學基本問題。”

本次研討會由江蘇省作家協會主辦，《鐘山》雜志和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共同承辦，江蘇省作協副主席賈夢瑋主持。李敬澤、吳義勤、丁帆、孟繁華、王彬彬、郜元寶、張清華、張新穎、賀仲明、謝有順、張學昕、王春林、張光芒、何平、申霞艷、楊慶祥、岳雯、何同彬、韓松剛、李祥、童欣等30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學批評家線上、線下同時參會。江蘇省作協黨組書記汪興國、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社長張在健發表致辭，江蘇省作協主席畢飛宇做總結發言。

一個耐人尋味的小說人物

批評家們紛紛提到了《有生》中的一個人物——人稱“祖奶”的喬大梅。

南京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丁帆認為，《有生》是中國鄉土文學中一部史詩性作品，它對中國鄉土文學最大的突破在于主人公變成了女性——接生過約一萬兩千個生命的喬大梅。“這一轉變成就了鄉土文學新的改寫，使小說有了更深的文化社會內涵，也讓小說敘事有了新的面貌和技藝。接生婆本身也是一個身份的象征，有一種對生命力的解釋，她成為中國鄉土文學中一個新的見證歷史的人物。”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謝有順將《有生》和《活著》進行比較。“我們知道《活著》強調中國人的逆來順受，就是沉默地接受苦難。喬大梅的人生也是一次次地經歷苦難，如果《有生》是停留在這一層，那就和《活著》太相似了。”他說，“《活著》的苦難哲學是承受，但《有生》的苦難哲學是反抗。反抗苦難和死亡的方式就是不斷地接生，不斷地生育，不斷地迎接新的生命。”

在故事里，喬大梅成為了宋莊里神一般的存在。這里的人遇到了困境，就會來找他們的祖奶傾訴，哪怕祖奶已像植物人一樣不能行動，不能說話。

“傾訴本身不能改變什么，又似乎什么都能改變。所有的悲傷、憤怒、苦難、憂愁都可以在祖奶這里得到平息。我想，反抗苦難本身，陳述苦難本身，可能也是一種生命的態度。胡學文也有意在小說中張揚了這種生命的態度。”謝有順說。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平表示“接生婆”這一職業在中國基層社會里是一個很特殊的角色，這個角色有可能發育成社會信息豐富且具有審美價值的人物形象。“如果細看胡學文寫到的喬大梅接生個案，我們會發現喬大梅不僅接引一個個生命來到世界，還游走于鄉村各個階層各種空間之間。”

“喬大梅既是一個女性形象，也是一個母性、地母形象。通過這樣一個人物，小說的社會歷史背景被推遠了，人類學視角被拉近了。”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清華稱，人類學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平衡倫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的思維，使這部小說的核心更接近于土地，更接近于生存而非生活，更富于生命的詩意，更接近于原始的鄉村，而不是被現代歷史的具體性敘述所綁架。

在過去和現實之間來回穿梭

小說的敘事時間從晚清到當下，時間跨度有一百余年。在后記中，胡學文說寫這部小說想“換個形式，既有歷史敘述，又有當下呈現，互為映照。”

“百年這么長的時間跨度，出現了這么多的人和事，非常考驗作家的敘事推進。”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作家出版集團黨委書記吳義勤認為，《有生》的敘事是松弛的、放松的，也是高明的。它有雙線敘事，一條線是祖奶一個人躺在床上，徐徐展開自己的回憶，這部分不需要情節推動，是意識流的，是可以隨時嫁接的，但每一個意識流片段都是完整的；另一條是那些照顧她、對她心生崇拜的宋莊人向她傾訴心事，而這些心事的呈現還經過了祖奶視角這一層的“過濾”，最終每一個人的故事都可以自成一體。

“過去鄉土小說最大的問題在于虛實處理，小說被題材、人物、情節綁架得特別重，推進艱難。但是這部小說通過過濾的方式、反思的方式、抒情的方式，把生命的艱難以一種超越性表現出來。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它進行更深的挖掘，看到它隱含的東西、象征的東西。”吳義勤說。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彬彬提到《有生》的結構讓他想到了織布機——在過去和現實之間來回穿梭。正是這樣的結構，讓人覺得這一部長篇巨作既是厚重的，又是空靈的。“特別重要的一點是，盡管總體結構是傘狀的、穿梭的，但敘述是利落的，邏輯線也清楚，每一章都是結實的。”

不過，批評家們也對《有生》結構的完善提出更多意見。“胡學文是不甘心平鋪直敘的，于是采用了一種來回穿插歷史片段的寫法，就有了先鋒派和蒙太奇的效果。這是否會對讀者閱讀帶來一定的障礙，這一點我有所疑問。”對于小說的敘事結構，丁帆還提出了另一種設想：“一端是祖奶喬大梅的歷史故事，一端是麥香這些后來人的當下故事，兩端齊頭并進，最后像一條隧道或一座大橋一樣合攏，合攏的最后時段可能落在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那么這部小說的意涵也完全不同。”

中國鄉土小說最后的絕唱者？

看到書名時，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很自然地想到了一句“天地有大德曰生”。“這部小說里的人物就是從土地里長出來的，語言也是從土地里生長出來的，小說的敘述聲音、語調和敘述內容之間，產生出很大的張力。也就是說，不管小說寫到了多少苦難，它的聲音、語調都不是被內容壓倒的，能散發出很多豐富的東西。也是在這樣的張力中，以往我們關于農民、土地、北方的印象會被不斷地打破。 ”

他表示，人們似乎很怕看百年中國史，特別是百年中國鄉土史，因為這樣的敘述總是單調的，不好玩的。“可我們在胡學文的小說里看到很多在過去書寫中被壓抑的東西，那是這片大地上的生生不息。”

在丁帆看來，胡學文這一代“60后”作家或許是中國鄉土小說最后的絕唱者。“為什么？因為很多‘70后’‘80后’作家沒有直接的鄉土經驗，他們寫出來的鄉土很可能是從父輩那聽來的、從史料那看來的，這樣的東西在我這種有充分鄉土農耕經驗的人看來很可能就是‘偽鄉土’。”他認為，《有生》中的風情風俗、婚喪嫁娶以及農事專有名詞，是沒有親身經歷過農業勞作的人根本寫不出來的。

“胡學文對鄉村生活，尤其是塞外的鄉村生活實在太熟悉了，小說人物的舉手投足、一顰一笑和其他的鄉土小說全然不同。”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孟繁華特別強調了《有生》對于細節的書寫和想象，“小說最要緊的是細節，細節不能虛構，一定要來自于生活。與此同時，胡學文在經驗的基礎上展開了想象，最典型的就是虛構出祖奶這樣一個人物。強大的想象如果是準確的，會比真實的事物更能呼喚內心的世界。”

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申霞艷則在小說中看到了一位男性作家敏銳又強大的同情心，以及理解女性的細微感情。“我們常說中國連綿不絕的歷史，這其中有我們對生命本身的崇拜，所以《有生》在很大的程度上接近于生命的一種奧妙——人雖然要經受苦難，但人能在苦難里看到光輝。”她尤其欣賞胡學文在聽覺這方面細節的筆墨：“他寫豐富的聲音，寫鄉土世界的植物、動物、各種各樣的東西，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作家本人強烈的求知欲。”

在傳統中國尋找感情，尋找現代生命的支撐

對于《有生》，胡學文自言“是一部怎么生，如何活，怎樣走出人生困境的小說。”

在王彬彬看來，胡學文或許更想在傳統中國而非鄉土中國里尋找一種現代精神資源，一種現代生命的支撐和基礎。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在小說里主要看到了眾多鄉村人物的各種“癡”：祖奶、如花、喜鵲、毛根、羅包等等都各有各的“癡”，“癡”構成了他們生活和生命的絕對中心。“我們的鄉土文學到底還剩下什么值得寫？其實這個問題早就有答案了。百年來中國新文學作家們一直都在追求寫出國民，包括那些看似簡單粗糙麻木愚黯的鄉村人物的情感世界，還要寫得符合人情物理的邏輯。《有生》正是繼承這一傳統，始終聚焦鄉村人物個體情感的微世界與微歷史，由此顯出作者不俗的造詣。”

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學昕直言《有生》最成功的地方還是在“寫實”。“小說容量非常大，精細到物，比如烏鴉和螞蟻，都極具神秘詩學意味和象征意義。他寫人死在礦井里，死在黑暗里，所以用烏鴉隱喻生命的終結方式；螞蟻是不為他人知的，只有祖奶感覺這個東西在身上亂竄，這是否也隱喻著他人意識不到自己的痛苦？這些意象都給我們留下了思考的空間。”他說，我們動輒強調百年史，追逐史詩性，但這樣或許也限制了對作品更多層面的闡釋——比如，從生命哲學、個人情感的角度來看待它。

“當我們談《有生》，我們談到它與鄉土小說、鄉土文化、民間、地方性、民族寓言、生命史詩、女性命運等等這些文學史上的既有、固有的范疇的關系，并非是說《有生》迎合和順應了這些范疇，而是以自己的獨特性和豐富性為這些范疇提供了新的嘗試，敞開了新的路徑和可能性。”《鐘山》副主編何同彬表示，在此次研討中，許多批評家提到了《古船》《白鹿原》《豐乳肥臀》《活著》等不創作于近期的作品，所以《有生》在近十年的長篇創作中應該還是具有某種典范性、探索性。

“它給我們的啟發或許還在于，在這樣的時代，以這樣的方式，寫這樣一部長篇小說到底意味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