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零九年十一月，我去上海采訪，限于經費，住在浦東錦江之星。女友坐了十多站地鐵，特為一見。零四年她去湖南讀大學，零八年考回上海，在上外讀研，我又去了杭州。一別五年，一氣聊到十一點。她看看表，說不早了，起身離開，我脫衣洗澡，洗至一半，熱水變涼，才想起前臺提醒過供水限量，住戶應在十點前洗掉。但已經洗到一半，滿頭泡沫，只能迅速用冷水沖凈，爬上了床。沒找到吹風機，包著毛巾睡了一夜。次日大早，我站在酒店門口，在初秋的寒風中頂著一頭亂發等林，手指偶爾扒梳兩下權作整理。幾分鐘后一輛車停下，林透過車窗向我招手，去東方文華吃個早午餐，她說，戴著一頂米白色鴨舌男帽，美麗的栗色長卷發落在肩上，令人目眩。車上我開始有些頭暈，下車后獨自在門口晃了一會兒才進去。前半場聽錄已經勉強，下半程基本靠錄音筆，中途去洗手間沖了把臉，未能緩解。采訪結束，她說送我回錦江，開出一公里，她拿出手機，跟我分享與各國政要的合影，我粗粗掃著，沒等掃完，問有無塑料袋，她從車套口袋翻出一只，我接過袋子，撐開吐了，將那輛新車吐得一塌糊涂。

“沒關系，沒關系。”她拍著我后背，安撫道，又摸了摸我額頭，說發燒了，從包里掏出一只博朗耳溫槍，告訴我燒到了三十九度五。我說想早點回杭，她瞪大杏仁般的眼睛：“這樣回去？睡一晚再說。”我說車站躺一會兒應該問題不大，她叫司機掉頭，別去錦江了，“連個照應的也沒有”，看出我憂心房價，說，“住吧，我們公司和酒店有協議。一個人在外太多不方便，我知道的。”

她陪我在大廳坐了會兒，又叫服務商送來紅糖姜茶，拿我身份證登記時，忽然說，哎，我們同一天生日，好巧。可能這點巧合觸動了她。不聊商業了，也不再聊物聯網和將來，政要或合影，改說別的，說零三年想做智能一體化門鎖，那年她當選“市十大經濟人物”，本地媒體前來采訪，丈夫隨口說出下一步企劃，記者寫了，在這篇報道中，所謂新模式不過百余字，她讀完報道，隱然覺得不妥，卻仍未意識到真正的嚴重性。三個月后，她錯失了除金華外的所有市場。

為此她和丈夫大吵一架，吵到拊膺大慟。日痛夜痛，時間太久，覺得不對，去醫院做了檢查，才知道患了乳癌。醫生說必須切除左乳。確診報告到手，她捏在手里，就像拿著一份普通文件，以為很平靜，松開才發現食指被薄紙割出一道口子，邊角皺得像一件舊絨衣。那個夜晚，她和丈夫隔著辦公桌，一個站，一個坐，雙雙沉默，他悄悄抬頭看她一眼，又垂下，她忍不住，說想自己一個人待一段時間，他說好，想說什么，嚅囁幾下終究沒能出口。

她在意大利讀的大學，上世紀九十年代，靠考試出的國，學的是商貿。父親三兄弟做三合板生意起家，后來銷路不暢，生意下行，父親身體也垮了，勉強供她讀完了本科。她沒趕上父親的葬禮，兩個叔伯拿走了所有家產。畢業后，她和一個校友結了婚，對方是華人，兩人一起創業。沒生小孩，公司就是他們的子女。開端不錯，生意鋪到了國內，沒想到零三年，新模式被仿，疾病又確診，她說算了的時候，其實希望他悖逆自己一次，堅持一下，不過他真就“算了”。

丈夫想回去，她只身留在中國，治療，休息，病情稍有控制，又開展新生意。繼任是她的合作商，上海一所大學的教授。研發新品時兩人夜以繼日，朝夕相處，對方沒看出她病人身份，某日見她服藥，問明情況后嚇了一跳。原先他認為她過于強勢，吃飯時自己端著餐盒去別處，知道后軟化了態度。再婚有感情因素，但也有實際考量，此后技術真是“核心技術”，誰也奪不走。他結過一次婚，兒子在英國讀大學，學費一年十二萬英鎊。他不介意她“身體的空缺”，以及無法生育，錢和技術，不過各取所需。說到這里，她拉過我左手，摁在自己前胸，說，“你看，切掉了，空的”，又摘去燈芯絨男帽，稀疏的一小把，原來茂密卷發是假象，帽沿綴著一圈栗色假發。她用手捋了一把頭皮，將帽子重新扣回，笑了笑，十分坦然。這才發現她很瘦，手背干枯，青筋畢露，和光潔的面容毫不相符。

她的商業偶像是框架傳媒的譚智，兩個小時內提了他五次，吉林長春人，一頭銀發，11個月內完成了對電梯平面媒體市場九成的整合，最后并入分眾。她喜歡這樣的方式，夠中國，也夠中庸，現代的合縱連橫，沒有敗者，都是贏家。

“我們是個小公司，”她說，“別人揮揮手就能碾壓我們。命理書說我大器晚成，會不會晚成我不知道，我只是喜歡，喜歡做這件事而已，我不在乎結果。”又說，我看你也很拼，不過我年輕時比你還拼。辦公室就那么大，她雙手比出一個半圓，前面辦公桌，后面就是電磁爐，電磁爐貼著床鋪，吃住行一體。一分鐘也不浪費，但年輕時欠下的債，中年之后就會還，能注意還是要多注意。說完她走了，叫我好好休息。我昏睡了一天，第二天大早醒來，神清氣爽，燒退去了，被褥上印出一張濕溻溻的人形。退卡前看了眼賬單，一千八百多，等于一個月的底薪。寫篇她的報道，稿酬不及一半房費。

不，我沒有落差。雖然做商業報道，但我從未能真正站在他們的立場。白手起家的創業故事很少打動我，光武中興似的家業傳承也不能，人想方設法創造自己的財富，創造過程里有起落，有詭計，有朋友，有對手，好像也沒什么動人的，欲望驅逐行動，行動催生結果，一體兩面，如是而已。他們的所得和他們的付出幾乎等值，雖然在商業故事里，最重要的運氣最少被人提及——只是，很多事情并非理性可以估算，很多報酬也非邏輯可以運算，我常想，那些后來被應證為失敗或謬誤的選擇，其實也沒什么。那個時刻他也只能如此。我不曾動念寫過他們，直到去年六月和朋友坐車出行，他忽然說，有些題目就會讓人產生聯想，有些不會。我說，比如？他說，比如“移民”就是個好名字。那時候他的雙手摁在W·G·賽巴爾德那本書的白色封皮上，像神甫壓著《圣經》。他說得對，我想了一會兒，就記起許多事，林，徐，黃，王，太多人。二零一二年做商人移民調查，又陸續采訪過一批，旅居日、澳、美、英、加，有開海鮮酒樓，有做金融生意，有運營商貿城，也有出國只因子女教育——順帶購房投資。當時美國簽證還頗為寬松，EB-5簽證TEA地區最低投資額是五十萬美金，非TEA地區是一百萬，加拿大、澳大利亞則分別是四十萬加幣和八十萬澳元。招商銀行的一則調查顯示，二零一一年中國高凈值人群人均可支配財富大概是三千萬人民幣。移民投資對他們來說不是什么問題，我問過的浙江商人中，約七成都有移民計劃或經歷，有些父輩開始已定居海外，有些則是三年不到的新移民。有人拿著海外綠卡在國內做生意，也有人在雙重身份間游刃有余。他們講過各式各樣的移民理由，告訴我為何選擇成為母國的異鄉客。有人說她第一次出國是一九九一年，在澳洲街頭看見一輛紅白色長型廂車，干凈異常，漂亮異常，于是問別人那是什么，對方說那是運土車。后來她就下定決心留在這里，“運土車而已，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也有人說打算回國是因為他和女兒之間的矛盾，他在國內經商，女兒和母親留在巴西，母親是本地人，他希望女兒說中文，但是女兒一個字也不會，他對此無法理解。女兒愛上了一個他看不上的人，一度想私奔，于是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家庭戰爭中，他用古老的語言講述古老的戒律，女兒坐著，聽著，肩背緊繃，眉頭緊鎖，撫著肚子，一言不發，沉默相抗，他感到深深的無力和鴻溝，前所未有地思念母語和母國，希望它們替自己完成原本屬于他該做的教化。這些出去-回來的理由和細節，會因為講述時刻、場合的不同而發生變化，我判斷著使用，試圖弄清孰真孰假，或者僅僅哪個更接近真實，但也會因為稿件訴求的不同而取用。更多時刻，寫完我就忘了他們，很長時間也不再記起他們。

因為這兩個字，我還想起了陳志勇的《彼岸》，登船前男人打開禮帽，帽子里有只潔白的千紙鶴，女兒送給他的千紙鶴。每個移民在踏上新大陸時總會同時帶著負累和遠夢。十年過去，早年聽到或看見的細節重新變得鮮活起來，但許多故事可能也不再成立。你必須更努力地回憶，更謹慎地組織，才可能理解它們所代表的意義。慰藉或警示？看你。有些時刻，那些事件的碎片顯得很清晰，仿佛全部意圖呼之欲出，更多時刻并不，它們混沌著，攪擾著，難以被辨別。

《移民》中的潘必然是許多面孔的虛構疊影，和他一樣，我也在小說中頻頻改動真實可查的細節，譬如，稻盛和夫訪杭的時間應是一四年五月，而非零九年十月，當時我在現場，被人群的狂熱嚇了一跳。寫小說前我再度記起了林，為此找到了她的報道和照片，在本地新聞網站上，接待某次參觀。她依然戴著男帽，只是換成了藍色，穿著寶藍開襟，襟上繡有鮮花。清秀窄臉看去和過去毫無變化，卷發顏色只淺了一點。這讓我很高興，因為她還健康，一切如常。而這么多年過去，有人杳無音訊，有人身陷囹圄，有人因病離世，也有人自二十八樓縱身一躍。我無意闖進他跳樓的二層平臺，只看見一灘破碎的內臟，就像豬羊下水，旁邊幾柱線香早已被風吹滅。

我們相識時尚無微信，在那則附著稿件的郵件里，我說，如果有何問題，隨時跟我聯系，同時祝她身體健康。她沒回復。很快的，五個月過去，稿子沒能發出，書籍一事也告停。之后是更長的時間。她從未提及她對稿件的真實看法，成稿可能令其失望，我勾勒的她也許不符合她對自己的想象。在那則稿件中，我談了太多困境，克制過可還是太多了，那些困境她可以跟你口述，卻不希望被寫出。我對我自己也很失望，不僅僅因為成稿，也因為有幾個瞬間，我以為我們算朋友。但她是她，我還是我，以為妥協了什么實際都沒有。

記者和采訪對象之間能有多少情誼？有時見面不過幾個小時，有時幾天，有時這種交往被分散在許多年間。但至少，有幾個時刻的情誼是真的，無論我回憶多少次，都可以確鑿無疑地相信，它們真切地存在著。就像人和人之間，一段關系終結，所有一切都被否定了，但你知道還有幾個時刻的真意在。這些瞬間的重要性勝于一切，它們代表了希望，愛，力量，友誼，等等，在某種意義上，是它們支撐起了你想信任的全部。

我會想起林，記得她說，“我就是喜歡這么做”，任何事情都阻擋不了，疾病或缺失，她不解釋行為的其他動機，也不估量所謂的結果。我想，其實文學與故事也很簡單，只是我也時不時地會把它想得很復雜，但最開始，講述只是因為我喜歡，做得好不好，怎么做好，則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通常我做得不會盡如人意，但這并不影響我講述的欲望，“做你們想做的吧，而我將會講述它”（莎朗·奧茲）。無論處于何種低谷，只要記得尚有故事，一個故事就可以打發一天，只要一天天過去，難捱的事情就可能產生變化。或者事情如舊，變化的是你看待它的眼光和心境——而這對我來說也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