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對青田知名海外僑商潘的采訪后，“我”整理資料，試圖寫一篇人物報道，卻發現一篇與潘的口述記錄有出入的舊新聞。“我”完稿后發給潘，他對其中的事件進行了一番增刪。潘被捕以后，“我”又看到了一些圍繞他的報道，它們記錄的這位僑商又是另一種陌生的模樣。潘到底是心懷仁義的儒商，還是盤剝僑民的惡人？作為記錄者之一的“我”，陷于無數個看似客觀的瞬間，無法分辨真偽。

2009年10月，我在省人民大會堂參加稻盛和夫的演講。據說此次是其首度來華，促成者是一名姓曹的無錫塾生，前后費時一年有余。演講下午2點開始，主辦方要求參會者必須在1點30分前入場，因為屆時場內會很雜亂。確實如此。內場人數超過了2000，其中300人為越洋而來的日本塾生，其他則來自廣東、江蘇、成都、山西、內蒙古等地。170余名志愿者和保安，以及三四百名只買到旁聽票的企業主擠在狹窄閉塞的外場過道，動彈不得。下午兩點，八十高齡、鬢角斑白的經營之神微佝肩膀，穿著一套深黑色西服，戴著標志性的金絲眼鏡緩步走出貴賓休息室，擠在走廊的人群瞬間涌動，高舉手機，在夾縫中試著尋找合適角度，以攝下某個關鍵性瞬間。深紅天鵝絨幕布放下，大門合攏，隔開神和凡人。我身邊坐著一位四十來歲的女商人，穿一身白色套裝，面容清瘦，齊耳短發。演講開始后，她忽然側頭輕聲問我，是否是記者，是否拍到合適照片，然后打開相機，展示此前拍下的數張模糊不堪的照片，略帶憂愁地說，下次再見也不知得什么時候。我答應會議結束后，讓攝影記者發去幾張清晰的照片。她將郵箱手抄給我，之后一直勤勉地做著筆記。兩小時后中場休息，我在拿餐食的人群里排隊，她走了過來，拍了拍我肩膀，示意我去沙發，隨后遞來咖啡和果盤，主動說起自己這幾年的追隨經歷，說最早讀稻盛和夫的書是2004年，深受震動，數月內讀完他的全部著作，并在企業內部推廣其經營哲學，甚至自學日語，赴日游學。不久前，也就是5月中，她和日本溫州商會共同組織了一場73人規模的赴日訪會，參觀稻盛和夫在鹿兒島、京都以及東京留下的行商與生活痕跡。

但以前我是個激烈的反日者，她說，能想象么。

為什么？這些轉變是怎么實現的？他以什么打動了你？

她想了想，說，也許是他在日漸含混的價值觀面前，以其身體力行，佐證了誠實商業的可能。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但我希望如此，她將杯子放下，說，該進去了，演講即將開始。進入會場后，還需等待幾分鐘，她慢慢談起自己1991年至1995年間在意大利留學的經歷，那四年“苦不堪言”。父親經營皮具生意，她的經濟狀況優于多數留學生，但困難仍多不可計。唯一優勢是，當時出去比現在容易得多，一人出國，可帶出一家。因其之故，家族二十余人先后在意大利、西班牙經商定居。1997年，她與出生在皮埃蒙特的工程師丈夫結了婚，定居在米蘭倫巴第大區貝加莫省，生下兩個女兒。2000年左右，她離異回國，兩個女兒留在意大利，一年見面兩到三次。2001年，她結識復旦大學一位核物理專業的老師，合資創辦一家生產監控儀的公司，專為電腦電池提供參數測量系統、圖像監控系統、低壓配電智能化系統。最早他們給華為技術公司做配套商，負責工業設計，不涉終端。3年后，愛默生并購安圣，局面大變，須直面終端通信商，考驗驟然變多，疲憊感也加劇。她無法說清為何會被一位日本老者吸引，只記得低谷期，即2004年，赴日參觀學習時，在東京工廠內的所見：工具材料井然有序，系統流暢嚴謹，連廢紙簍在洗手間的擺放位置亦不差分毫。日方工廠可以做到零庫存，此一標準建立在對客戶、對戰略都十分清晰的基礎上，這是我們目前難以企及的。我們的客戶尚在云霧里，前期采購常被浪費，她說，即便學不成其法，至少可學其經營思路。

演講結束后，稻盛和夫被數十名保安護著退場，并未留下合影時間。悻悻的人群像潮水一樣迅速退去，偌大的空間登時安靜了下來。我裝好電腦準備離開，她問我去哪里，她的車子很快就到，可送我一程。臨近下班高峰，又有集會，打車確是個難題，我謝過她好意，并未推辭。車子到達時，副駕駛上坐著一位短發中年女性，她介紹說，這是她的隨行理療師，見我表情詫異，她笑著解釋自己已罹患乳癌多年，兩年前切除部分乳房，經歷一次化療。好在一直未曾復發，但仍需加倍注意。她壓了下右側乳房，淡然道，你看，空的。在我下車前，她又說，回國近十年，走在中國街道，不知為何，仍時有窒息感不斷襲來，我想，這應該不僅僅是空氣或身體的緣故。

我還記得最開始的那幾年，很多人會主動過來，跟你講故事，想分析“個人的歷史究竟如何沿著看似合理的路徑走進了錯誤的房間”，又或者，他們是如何沿著看似任性的路徑去到了正確的房間，時不時地，會說出一些深具詩意和哲理的句子，卻很少意識到，詩意和哲理早在他們的經歷當中。我對她的故事印象甚深，以至半個月之后，我再去省人民大會堂看見潘，仿佛此刻與當時重疊了起來。兩張面孔也因此跨越時空連接在了一起，闡述出比單獨形象更多的意味。2008年的金融危機在中國，因大量的財政撥款而延宕，導致2009年的我們仍處在一種樂觀的幻覺中，并未發現已走在歧路。經濟從不能預測它所在領域即將面臨的風險和災難。但這并未改變什么。眾人的熱情空前高漲，會議不斷，規格也很高，現場紛雜，但充滿激情，7月底那次由省政府主導的一年一度的頒獎典禮也堪稱盛大。潘是領獎嘉賓之一，也是唯一獲獎的海外僑商。當時我正坐在左側臺階上做聽錄，聽見他說，我的夢想是做個村主任。臺下頓時大笑。氣氛變得輕松起來。我放下電腦，站起身，視線越過陰影里的無數頭顱，看見一個人抓著話筒站在鮮花中間，個子很小，支架太高，他調整了幾次也沒成功，于是干脆拔下話筒，拿在手里。在這短暫的五分鐘里，他講到了青春期的野望，講到如何在異國搭建夢之村落，少年心愿如何以另一種形式被完成。他也講到離開家鄉，離開青田石亭的那個黃昏，橘黃光線如何延長前方道路，鐵軌和山徑如何化入玫瑰色的場景，而初抵異國的清晨，赤紅色的太陽仿佛自漫長海岸線上首次升起，恰如世界的再次誕生。他的敘述介于局促和自如之間，介于真實和傳奇之間。某種意義上，他非但像所羅門寶藏的尋覓者，也像所羅門本身。他清楚公眾需要什么，對其表述將如何反應，而他隨時準備將他們需要的拋擲出來。5點30分，典禮結束，我抓起背包穿過人群，像一條逆流而上的魚，沖到他面前，直言想跟他換張名片。他身邊已經圍聚了一大群人，他深陷其中，顯得有些措手不及，我不得不越過眾人，高高地向他遞去那張小小卡紙，他猶豫了一會兒，從西服內袋拿出一只杰尼亞銀質名片夾，抽出一張，踮腳遞給我。

一周之后，我打電話給他，打之前，我發去短信，做了簡短的自我介紹。下午1點，他回了過來，說近期都在國內，就在老家青田，要去隨時。第二天早上8點，我在汽車南站搭上一輛巴士，去往他的城市。整個路途300多公里，車票117元，沿諸永高速，途經諸暨、磐安、縉云、麗水等市，需花費5小時。大部分高速路段都建在山巒之間，車輛穿梭其中，仿佛行駛于半空。隧道很多，燈光宛若群星，每次樹木和山石從隧道盡頭再度露面，那些景色，都仿佛在潔白的晨霧中再次蘇醒，飄浮于微弱顫抖的光之海洋。山脈遠看郁郁蔥蔥，近前才發現稀疏細幼。開山造路給山地植被帶來了毀滅性影響。部分崖壁保留小束瀑布。同行有人說，一旦下雨，尤其暴雨，山石和泥濘會倒灌至路面，導致寸步難行。沿途立有事故頻發地帶的橘色招牌，警示用了黑體。到達已近下午3點。他之前說會安排車輛來接我。即將到達前的半小時，司機打來電話，說他就在車站停車場。車輛停在07車位，一輛不算太新的奧迪A6，保持得十分干凈，應是潘的日常專車。路上潘再次打來電話，說青田辦公室過于簡陋，不如直接去酒店用餐。司機五十來歲年紀，很瘦，穿著一件淺灰色襯衣，等我掛完電話，他說，去酒店至少需半小時，如果餓了，儲物盒內有吃的。我說還好，還頂得住。后來的一路他都沒再說話，但車技驚艷，平滑到我幾度睡去。

我坐在酒店大堂咖啡吧的半圓皮椅上等潘。天花板懸下巨型水晶吊頂，對面是養著血鸚鵡的造景魚缸。暮色漸濃，霧氣如冰，這里氣溫至少比杭州低3到5攝氏度，似乎已提前入秋。大堂開著暖氣，但當天酒店有兩場婚宴，旋轉門不斷有人進出，導致室內溫度也很低。其中一個新娘在走出電梯后披了件白色仿皮披肩。我過來時預估不夠，只穿了件姜黃色衛衣，感覺冷得要命。潘遲到了一小時，到達時夾克衫的袖子和褲腳皆已然濕透。一開始我沒能認出，少了聚光燈和西服，他看起來有些上了年紀，膚色很暗，頭發凌亂，黑得不自然，應該染過。個頭比我記憶里還要矮些，腹部微微腆出。某種意義來說，他跟我在浙江看見的那些基層官員沒什么區別。他將外套脫下，抖摟雨水，重又套上，告訴我剛才是步行來的，因為距離不遠，所以讓司機提前回去休息，并未料到會下雨。我站起身跟他握手。

“先吃飯，吃完再說。”

“出門有些晚了，法圭那邊現在由老婆兒子負責，”他解釋，“下午打款出了小問題，耽誤了點時間，實在對不起。”

我說沒事。餐廳在四樓。他要了一碗米飯，說待會兒我們去頂樓酒廊，那邊提供果汁咖啡，可以慢慢聊。然后說，餐廳主廚是他小學同學的兒子，小時候他和同學常常打架，對方個頭高，掄人很疼，他因此吃過不少虧。畢業后兩人沒什么聯系。三四年前同學聽說他盤下這家店，找到他們當年的小學班主任，一起提了煙酒來道歉。老太太以前講話很大聲，現在早已耳聾了。他并未收下煙酒，工作照例安排。

“能幫盡量幫，不是嗎？”他看著我。

吃完已經9點多。我們在酒廊找了個相對偏僻的位置，最西靠窗的卡座。我要了橙汁，他要了瓶礦泉水，看我攤開筆記本，又打開錄音機，敲了敲桌子，什么都不如聽和記靠譜。你想知道什么盡管問吧。

…… 

張玲玲，女，1986年生于江蘇，小說散見于《作家》《十月》《山花》《西湖》《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等。2019年出版小說集《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