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用清醒的目光注視世界”——《米蘭·昆德拉：一種作家人生》新書發布會暨分享會在南京先鋒書店五臺山總店舉行。江蘇省作協主席、作家畢飛宇，該書兩位譯者——浙江大學文科資深學者、翻譯家許鈞，南京大學法語系副主任劉云虹等一起暢聊米蘭·昆德拉以清醒注視世界的作家人生。分享會由《譯林》雜志社社長兼執行主編王理行主持。

畢飛宇、劉云虹、許鈞、王理行（從右至左）在《米蘭·昆德拉：一種作家人生》新書發布會現場。

很少出現在公眾場合、不愛與讀者面對面交流、不喜歡留下文學文本以外的資料、作品解讀存在許多悖論……對作家米蘭·昆德拉的認識向來眾說紛紜，這無形中增加了為其作傳的難度。傳記作者、法國作家讓–多米尼克·布里埃曾做過記者，對材料有新聞敏感性，在《米蘭·昆德拉：一種作家人生》中，他將昆德拉的生活歷程，置于更大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求證，也結合了解昆德拉的評論家、翻譯家、作家所提供的公開或未公開的資料和談話內容，力求呈現一個更加鮮活完整的米蘭·昆德拉。2020年初，上海雅眾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引進《米蘭·昆德拉：一種作家人生》，由許鈞、劉云虹翻譯，該書中譯本于今年1月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是國內引進的首部昆德拉傳記。

復調的小說和人生

上世紀80年代，米蘭·昆德拉開始進入中國作家和學者視野。198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韓少功、韓剛翻譯的昆德拉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此后，昆德拉成為國內引進翻譯的最熱門的作家之一。2002年，上海譯文出版社購買了昆德拉13部作品在中國大陸的中文版權，特邀多位法語文學專家和學者翻譯，到2004年，13部作品全部翻譯完成。

畢飛宇20多歲大學畢業時正好趕上昆德拉熱，當時熱愛文學的人坐下來必談昆德拉，而很多年輕人來參加傳記發布會，也說明昆德拉的影響并不局限于某一讀者代際。在畢飛宇看來，《米蘭·昆德拉：一種作家人生》就像“一個好的拉桿箱”，“無論昆德拉的生平如何，也無論他寫過怎樣的作品，你把傳記拿到手之后，就可以打包整個昆德拉”。特別是作者布里埃不僅資料做得好，其文學理論和文學概括能力也非常強。畢飛宇舉例說，布里埃在傳記中將昆德拉的詩歌創作來源歸納為兩個來源：以艾呂雅和阿波利奈爾等為代表的法國超現實主義以及以馬雅可夫斯基為代表的未來主義。在講述昆德拉小說創作的復雜性時，除了碎片化、復調、循環敘事以及與音樂的關系等基本特征之外，作者還通過將昆德拉與卡夫卡的一番比較，從哲學和共產國際運動等角度，分析和概括了米蘭·昆德拉的基本精神構造。

《米蘭·昆德拉：一種作家人生》，讓–多米尼克·布里埃 著，劉云虹、許鈞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許鈞認為，昆德拉是游走于各種文化之間的作家，他的文本在不同國家、文化中呈現出不同的面目，我們從閱讀中獲得的昆德拉形象可能都是不完整的。昆德拉今年92歲，但他的人生似乎仍然存在另一種可能，“因為昆德拉這一輩子，把人生看作是無限的，他永遠是在追求拓展之中，在不同的地區和不同歷史階段，他的形象是模糊的，就像他的小說那樣，是復調的”。

作者布里埃在書中寫到，昆德拉不僅是誤解的受害者，而且是誤解的制造者。對此，許鈞表示，有時候誤解也是理解的一部分，比如昆德拉在作品中寫政治，目的不是政治本身，而是它背后的東西；寫性包括一些形而下的內容，也是因為對人在某個階段所遭遇的事情、心態以及背后暗涵的人性感興趣。如何透過文本去探討昆德拉的一些思考在許鈞看來非常重要，“各種各樣的誤解、理解加在一起，才有可能一步步地去透視昆德拉小說中可能至今還存在的隱秘的角落，閱讀這部傳記，可能會看透一些隱秘的東西，但它提供的只是昆德拉的一種作家人生，不是全部”。

文學之真與歷史之真

畢飛宇對于昆德拉在捷克的生活遭遇低潮時靠什么營生有巨大的好奇心。他沒有想到，當時昆德拉靠研究星相學并為雜志寫相關文章賺稿費養活自己，雖然相較于昆德拉的整個文學創作而言，這更像是游戲，但畢飛宇幾乎可以斷定某種神秘主義的東西在昆德拉身上是有所體現的。“如果把他和哈維爾做一個比較的話，你就會發現其實昆德拉要信命得多，也圓滑得多；在幾種不同的文化之間，他都很好地保全了自己。”

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中，昆德拉用捷克語創作的作品遭到禁止。時過境遷，捷克的出版商要求翻譯出版他用法語創作的作品時，身在法國的昆德拉卻以過于市場化為由拒絕了。畢飛宇認為，談作家人生時，形而上的問題極為重要；但對任何一個具體人的具體生活，形而下的問題同樣重要。對昆德拉來說，歷史發展過去了，“那一頁翻過去了”，在經過漫長歲月后，即使意識形態問題已經解決了，但日常生活可能已經物是人非，不能對接了。同時，作為精神家園的語言也已經發生了變化，這對于昆德拉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

昆德拉將自己包裹嚴密，這對傳記作者來說是個挑戰。在寫作中，布里埃常常在昆德拉的作品當中探尋分析，試圖串聯起昆德拉的人生和思想。作家的作品是否在一定意義上是個人的自傳值得思考，而從昆德拉的人生和作品無疑將牽扯出部分文學真實和歷史真實的關系。許鈞在讀昆德拉的傳記和小說時，是當做互文來讀的。他從三個方面加以解讀。昆德拉的作品是要勘察人的存在，由此意義上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一種哲學道理。同時也要放到歷史當中去把握，昆德拉小說中的很多歷史情景令讀者感到熟悉，有時甚至會引起強烈共鳴，能夠通過小說的歷史呈現以及對歷史境遇中人的存在的呈現，設身處地地反思人的選擇和境遇。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昆德拉曾說過人生不是草圖，沒有彩排，在作品中也表達過人不能總是處于兩極，而要從中尋找屬于自己的位置，他對人生的思考在詩學意義上變得更為豐富，“讀小說，不是讓你去相信什么東西，只是讓你去感覺什么東西”。

“正如這部傳記中所提到的，哲學創造概念，音樂動用情感，小說是發明一種感受器。”身為小說家，畢飛宇對文學有自己的答案，用書中的話來說就是“小說面對的是相對真理”。在他看來，小說家先于哲學家發現問題，在哲學體系產生之前，小說家已經誠實地去面對和表達生活了，但寫小說的人也不要覺得自己都是對的，“永遠別這樣，我們能夠擁有的僅僅是相對真理，好作家都是相對真理的擁護者”。

被翻譯的昆德拉

《米蘭·昆德拉：一種作家人生》由許鈞和劉云虹合譯。對此許鈞表示，該書的文字風格簡潔，但翻譯起來困難不少，好在自己和劉云虹都嚴格遵守翻譯的忠實原則，力求忠實地去還原內容以及形式原本的面貌和意義；并盡量注重前后文風的契合。劉云虹介紹說，翻譯過程中首先做的工作是在閱讀的基礎之上，盡可能查找相關資料，還原史實，做到在大的敘事背景層面不出錯誤；同時在前期請教了捷克語專家，梳理了書中涉及的人名、地名、書目等專有名詞；鑒于傳記內容與昆德拉不同類型的作品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互文關系，譯者在翻譯時也需要時時查閱昆德拉的小說、戲劇、詩歌等作品，以便能更準確地理解傳記中的一些情境。

布里埃在傳記中也寫到了昆德拉與翻譯——他遭遇的翻譯的困境、面對的翻譯問題以及如何做出極大的努力去解決問題。1980年，昆德拉與好友芬基爾克勞（Alain Finkielkraut）有個對談，但芬基爾克勞問到“米蘭，你之前絢麗多變的文風是怎么到后來變成了質樸簡潔的文風”時，昆德拉非常驚訝，他自認文風從不是絢麗多變的，為什么讀者會有這樣一種閱讀印象？當昆德拉回頭再去讀《玩笑》的法文版時，發現譯者不是在翻譯作品，而是在改寫甚至重寫作品，這讓他非常不滿。1990年，昆德拉出版小說《不朽》，這是他最后一部用捷克語寫作的作品。布里埃在書中提到，從20世紀70年代直到1990年，作為作家的昆德拉處境尷尬——他用捷克語寫作，但他的讀者首先是法語讀者，他寫作的語言并不是最初讀者的語言。所以在這十多年中，昆德拉不得不一直面臨翻譯的困境，他曾在隨筆《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遺囑》當中都提到，既不愿意讀者對自己的語言有任何誤解，也不喜歡譯者刻意美化他的作品。

作為譯者，劉云虹對此印象深刻，也生發出很多思考。“在普魯斯特的意義上來讀昆德拉的小說是不可能的”，她說，昆德拉非常明確地表示，自己不追求語言的獨特性，而追求質樸明晰的風格，追求每一個字都有相對應的非常準確的意義，不會讓讀者在閱讀中產生模棱兩可的感覺。劉云虹認為，從細節的角度看，昆德拉在寫作過程中不僅想到了讀者，更首先想到了譯者，想到怎么樣寫才能夠更方便譯者把語言所表達的意義準確、清晰地用另一種語言呈現出來。1990年《不朽》出版后，法國伽利瑪出版社力邀與昆德拉合作十幾年的法語譯者Fran?ois Kérel來翻譯，但Kérel不巧有事沒能翻譯。在該書法語版出版后，讀者驚訝地發現，譯者是一個叫Eva Bloch的名不見經傳的人，對此Kérel提供了一種思路——為了能夠忠實地去再現作品，昆德拉化名親自翻譯了這部作品。劉云虹說，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翻譯與與米蘭·昆德拉的創作觀乃至人生觀都存在密切的關聯。作為譯者，也有責任盡可能忠實地去還原昆德拉的一生。

“昆德拉的人生有很多來生。”許鈞曾想寫一本名為“翻譯造就了昆德拉”的書，他認為對昆德拉來說，翻譯意味著對一種忠誠的堅守，“他絕不回到過去，一直走向未來，這一點他非常堅定，所以我相信，他的作品所構成的這種生命，有很多來生，而翻譯就是來生的創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