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大昕年譜長編》，李經國著，中華書局2020年11月第一版，128.00元

有清一代學術，歷經大、精、新三個發展階段，對傳統學術做了頗富成效的整理和總結，并體現出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獨特治學取向、旨趣與關切。在此歷程中，乾嘉間諸學人，或賡續清初顧炎武、黃宗羲、閻若璩諸大師所倡治學之途轍，或別辟蹊徑，拓展學術新領域，而尤以樸實考經證史之特征，彰顯出其時的學術格局與氣象。其中，錢大昕可謂一承前啟后的重要人物。

關于錢大昕其人其學，學術界已進行了既有廣度又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豐碩。陳文和先生主編的《嘉定錢大昕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增訂本，鳳凰出版社，2016年），較為系統、全面地匯集了錢大昕先生的學術著述和生平事跡。然而，隨著相關文獻的不斷被發現、發掘，如何更為清晰、深入、提綱挈領地呈現錢大昕先生一生的學行及影響，便顯得尤為迫切了。中華書局近期推出的李經國先生所著《錢大昕年譜長編》，可謂在此方面作出了新探索。該著由譜前、年譜、譜后、附錄（傳記資料）幾部分組成，計65萬字。承蒙李先生惠賜大著，拜讀之后，深為其用功十余年之精神所感動，尤欽佩于其在書中所呈現的諸多新收獲。大體而言，該著值得稱道者，有如下諸端。

第一，征文考獻譜新編。錢大昕先生本人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十七歲時著手自編《竹汀居士年譜》，是譜記事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閏四月初八日、六十五歲時止。其后，其曾孫慶曾又將此后十二年事跡續編為《竹汀居士年譜續編》，并以案語的形式，對大昕先生自編年譜中有關事情做了說明，時在道光十一年（1831）。自此之后，便無新譜問世。時隔一個半多世紀之后，陳鴻森先生始有志重撰錢大昕先生年譜，并先行刊發長文《〈錢大昕年譜〉別記》（載《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下冊，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年），于錢大昕研究頗有裨益。李經國先生《錢大昕年譜長編》的推出，可謂繼武前修，更出新意。是著不惟篇幅相當可觀，而且在文獻的發掘、利用方面，尤為特色突出。據書后參考文獻，計列有“手稿及未刊文獻”116種，“已刊文獻”478種，這還僅是作者過目并在文中征引者。更可注意的是，李先生所利用的文獻，不少是稀見的手札、稿本、善本，有的甚至是孤品。其中，既有通過圖書館或私人收藏而獲得者，也有他自己的收藏，如陳垣先生舊藏錢大昕家書冊十五通、蔣祖詒先生舊藏錢大昕致李文藻書札冊十八通等。

顯然，這些一手、珍稀文獻，對呈現錢大昕先生的生平學行，提供了豐富而新鮮的素材。茲舉錢大昕致李文藻手札一例，通過這批手札，我們不僅進一步領悟到二人之間深厚的交誼，而且得以了解錢大昕托李文藻刊刻《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的進程和細節，更據以得知錢大昕在小學方面的認識、造詣和取向。如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二十六日札中，錢大昕先生說：“仆兩三年內學問無所進，惟于聲音、文字、訓詁，似稍窺古人小學之本……仆資性拙鈍，獨于此事似有神解，自謂得千載不傳之秘。”夫子自道，足見其對小學的重視和致力。若聯系其助秦蕙田編校《音韻述微》、分校《佩文韻府》、商榷段玉裁《詩經韻譜》、與孫星衍論《說文》、與費士璣論聲韻學、辨析“雙聲疊韻”、與臧庸論古音學、序謝啟昆《小學考》、與王念孫論《廣雅疏證》等，可見錢大昕先生在研討小學方面，用力既勤，所造亦精。

第二，知人論世彰潛研。《錢大昕年譜長編》不僅盡可能系統、全面地呈現錢大昕先生求學、仕途、交友、游歷、學術成就等人生諸多面向，而且著眼于知人論世，通過廣泛勾勒、匯集與錢大昕有關涉的人物，力圖展現乾嘉時期學人生活與思想的風貌。基于此，李先生遂在書中不憚繁難地廣征博引與錢大昕先生有交往者的文獻。此一處理方式，既彰顯了錢大昕的交游圈，又在一定程度上刻畫了乾嘉時期學術生態的狀況。而為了準確、完整地“復原”當時的一些信息，作者遂對“譜主與友人往來書札、唱和詩詞者，原稿與刊行稿相異者，題跋與札記并存者，稀見刊本者，雖為已刊文獻，也多作征引，以更好呈現原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作者看來，“譜撰人主觀刪汰之語句、已刊詩文之注文，有時恰潛伏有關鍵線索，可據之推斷詩文撰寫時間、考證譜主書札交往之活動等”。對所引文獻之次序，作者亦做了主次分疏，如稿本、刊本并存者，鑒于刊本每有改動，所以優先考慮用稿本；他人刊行錢大昕詩文、錢大昕詩文集并存者，因互有異同，故優先選用他人所刊，以存未經改動之原貌；部分差異較大的詩文，則兩收。如乾隆十五年（1750），錢大昕與王鳴盛、王昶、曹仁虎作聯句詩送王峻歸常熟，王昶《春融堂集》所收詩作與錢大昕《潛研堂詩集》所收該詩即有文字差異，王鳴盛《西沚居士集》中此詩與錢大昕詩集所收者亦有差異，所以，李先生同時收錄了錢大昕、王昶兩人的文本，并對錢大昕、王鳴盛所記文字差異做了交代。通過如此用心、詳細的排比，以錢大昕為主而形成的一幅潛心研究、淡薄名利的乾嘉學人群像，鮮活地浮現在讀者面前。

第三，析疑訂訛求得間。李先生《錢大昕年譜長編》，給人一個很明顯的印象，那就是樸實，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對錢大昕先生的人生歷程，做了原原本本的呈現，而不事褒貶議論、故弄玄虛。此可見其對錢大昕先生治學風格與精神之體味。當然，由于長編中所涉史實、文獻等間或有不備、差異甚至抵觸者，所以李先生采取按語的形式，或交代有關情事之背景，或辨析其異同，或訂正其訛誤。如錢大昕先生文章結集時刪去了寫作時間，詩集大致按時間順序排列，然部分時間錯亂，不少詩、文結集時有修改，李先生經過比勘錢先生詩文原稿、同時期師友所刊錢先生詩文等，便厘清了其間的差異、彼此間的關系，以及一些詩文的具體撰寫日期。本長編盡管以錢大昕先生自編年譜、慶曾年譜續編為基礎，然并未照搬，而是對其中存在的問題，參照相關文獻做了訂正，計有二十余事。他如考訂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趙君碑》題跋中“辛亥”當為“庚戌”，陳垣先生《錢竹汀手簡十五函考釋》中所說“第十二函”當為“第十一函”、寫作時間“嘉慶元年”應為“乾隆五十七年”等，無不體現出李先生研讀文獻的精心，正所謂讀書得間也。作者之所以下大功夫做按語，當然意不在吹毛求疵、炫博耀奇，而是頗有錢大昕先生所強調的“惟有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共白”（《廿二史考異序》）之品位。

讀李經國先生《錢大昕年譜長編》，收獲是多方面的，諸如內容之豐富、文獻之珍稀、關聯一時學術翹楚之眾多等，不一而足。尤有進者，該著的問世，將在很大程度上引發學界關于錢大昕研究甚至清代學術研究的熱情，而如何評價、定位錢大昕及清代學術，或許是其中的一個重點和挑戰。

觀錢大昕先生一生，不惟學問博大精深，其人品亦為人所稱道不已，且能以“讀書立品”自勵勵人。正因如此，在當時及其后學人眼中，錢大昕乃是一位“通儒”（盧文弨）、“儒宗”（趙文哲）、“一代儒宗”（汪中、江藩）、“一代大儒”（袁翼）、“博學通經大儒”（臧庸）、“乾隆中一大儒”（胡培翚）、“經師”（王昶）、“一代經師”（吳騫）、“海內通人”（汪中），等等；而清高宗對錢大昕，亦有“碩學淹通”之評。這些相當一致的評價，顯然并非一己之私好，而是代表了知識界對錢大昕先生之學術、人品的高度肯定和認可。如果觀照錢大昕先生“博洽經訓，尤精史學，通六書、九數、天文、地輿、氏族、金石，熟于歷代官制及遼金元國語、世系”等造詣，以及其“于經典詁訓，篤信漢儒，不喜后來新說，然亦未嘗輕議宋儒”之治學態度，諸人所評洵謂名副其實。無怪乎凌廷堪發為“體大思精、識高學粹、集通儒之成、祛俗儒之弊、直紹兩漢者，惟閣下一人而已”之感慨，段玉裁有“集經史學之大成者”之贊嘆，李斗認為“精深純粹，合惠、戴二家之學，集為大成”，阮元更以錢先生能兼人所難能之九事（《十駕齋養新錄序》）而給予高度推揚，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將錢先生列于吳派經學大師、歷算學大師、小學家、考史學家、金石學家五個門類了。顯然，學術界推崇錢大昕先生之史學成就是有根據的，但觀之以上諸學人所衡論，對錢先生之定位，似可再斟酌。而且，就乾嘉時期學術發展而言，惠棟、戴震、錢大昕可謂代表了一時學術風氣、取向和特征。然惠棟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去世，戴震亦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去世，之后至嘉慶九年（1804），錢大昕就成為學壇的中流砥柱人物和學術風向標了。加之大昕先生弟子門人多達二千余人，且與阮元、畢沅、謝啟昆、汪志伊等封疆大吏學術往來密切，故其影響既廣且深。

在致“一代儒宗——錢大昕紀念展開幕暨《錢大昕年譜長編》新書發布”賀信中，陳祖武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竹汀錢先生學養湛深，繼往開來。先生之學，博贍通貫，樸實無華，遠紹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近承惠定宇、江慎修、戴東原，集諸樸學大儒學術之大成。不惟以乾嘉史壇巨匠崛起，而且拔理學舊幡，樹樸學新幟，乃以一代樸學宗師而永垂史冊。”以“一代樸學宗師”來衡定錢大昕先生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地位，可謂一種全新認識。此一全新認識，不惟有助于對錢大昕先生學術歷史地位的準確判定，成為推動對錢大昕先生學行深入研究的新起點，而且“也是尋求解決清代學術歷史定位問題的突破口”。基于此，陳先生在賀信中又提出一個值得學界同仁思索的大問題，即：“前輩師長既以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而賅括歷代學術，為何我們新時代的學人還要把清代學術的冠名問題留給后人呢？”也就是說，以“清代樸學”來賅括清代學術，或許是當下一個值得致思和探究的大議題。

最后，尚需指出的是，李經國先生原本學物理出身，后來因緣際會，對古籍文獻產生濃厚興趣，而因結識啟功先生、周紹良先生二位前輩學者，遂留意于搜集乾嘉學者文獻，更得馮其庸先生教誨啟發，乃致力于錢大昕先生事跡之編年。自2008年底著手，歷時十余年，以“拉網式”查閱、搜集千余種文獻書籍之所得，乃成此《錢大昕年譜長編》。經國先生這種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和對學術的熱誠，無疑是值得欽佩與贊揚的。而據經國先生說，其收藏中不僅有一批錢大昕先生致友人的手札原件，而且還搜集到不少錢大昕先生的散佚之作。既然如此，我們期待經國先生繼續發揚“學術者，天下之公器”精神，再接再厲，將錢大昕先生手札、散佚之作分別結集出版，于推動錢大昕研究、清代學術研究，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