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天（2020年11月14日）是第二屆“鐘山文學之星”頒獎的日子，這個獎是獎給35歲以下的青年寫作者。

按例，頒獎結束后是屬于年輕人的啤酒、擼串和聊大天環節。去年，是6月30日。今年，因為疫情，頒獎拖到了11月。去年在寧海路口的敬師樓，今年還是。只是換了一幫青年而已。11月，少了南京夏天的熱力，卻是南京最好的季節。樹樹葉黃。風過處，有金屬的聲音。從6月到11月，如果用來比附文學，可能是一個寫作者一生最好的時光。可是，今天有多少寫作者有一個6月般激情熾烈的起點？又誰能保證，他們之中誰能經歷季節的鍛造走向11月的成熟，文學金屬般質地的成熟？

這個專題也是早在計劃中。專題的題目“青年沖擊”（或者說“青年震蕩”），據說是一個20世紀60年代的舊詞，卻被選為《牛津詞典》2017年的年度詞語。好像有一段時間，中國的報紙雜志也熱心于選年度關鍵詞，比如《新周刊》。當然，這個詞怎么來的，它的來歷，有沒有什么《牛津詞典》選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詞被賦予青年對于行業未來的沖擊或者震蕩之意。譬如文學，今天的青年，包括這些“鐘山文學之星”們，可乎？

將未來托付青年，容易招致機械進化論的詬病。這也是事實。觀乎世界，能引發沖擊或者震蕩的，也不必然就是青年，甚至往往青年多孱弱也并不稀見。可是，未來最終是要交與青年的手中，文學自然難免。可是，正是如此，常常是我們把世界的頹然歸于青年的頹唐和不爭。比如，對于今天我們時代文學的不景氣（文學“不景氣”說，我存疑。這里，我只是從我們今天習見討論文學的話術和邏輯），我們很少去指責我們這些中老年寫作者的頹唐和不爭。我們寧愿去指責比我們更年輕的一代，似乎也忘記了，今天的“青年”也曾經是我們生命的“青年”——我們的青年時代曾經有多少抗爭和奮起？而我們之所以可以理直氣壯地指責年輕人的頹唐和不爭，無非是我們熬到了有資格去指責。我們以年長為資格，慈善主義式地讓渡些微的權力給青年們，然后心安理得地成為居高臨下頤指氣使的指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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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我們指責的青年們呢？他們在怎樣地生活？在怎樣地寫作？那些擁有高光時刻的可數的幾個青年，那些極少數的獲益者，是不是我們時代青年的全部？

更多的青年以細語匯流的眾聲存在著。他們因為面目的相似而面目模糊，他們的獨異，藏匿何處？這需要我們小心辨識。

所以，當我們把謝青皮、王蘇辛、豐一畛、張玲玲、盧德坤、王陌書，這六個寫作者很偶然地放在一起，和他們站在一起的是更多的青年寫作者，和他們一樣的微弱的細語者。而寫作者，最可能成為孤立無援者。所謂抱團嘩變的文學革命更多的是一種幻覺而已；所謂青年沖擊或者震蕩需要沉身于他們中間諦聽和觸摸才能感覺到的。

那這個專題命名“青年沖擊”，不是想聒噪文學革命——文學在今天越來越成為私人的事業，何來革命？而是想矯正一些對青年寫作習焉不察的偏見，舉幾個樣本，看一片“田野”，也不只是為對他們的同質化指責作辯護，我尤其在意的是青年寫作者可以不可以相互“批評”？尤其是，這種批評他們愿意不愿意公開發表？因為，以我和他們交往的情況來看，青年寫作者聚集在一起從不吝嗇對同行的激烈批評。現在，讓這些聲音在紙上相會。

2020年“花城關注”做了城市、縣城、家庭、鄉鎮、世界和虛擬世界的“樹洞”六個中國空間。由23位青年寫作者共同完成，嘗試從不同的通道進入這些空間——他們的可能和無力，某種程度上，正是文學介入中國現實的限度之數種面向。而今年，我想，以文學批評的從業者身份對我們時代的文學提問。是提問，不一定是回答。徐晨亮說，去年的六個專題像博物館的六個展廳。我同意他的說法。幾年時間，徐晨亮將《中華文學選刊》改造成最具在場性的“大文學”雜志。據說這本雜志，年底就終刊號了。我不敢夸張說這是文學在它時代的命運，畢竟一個刊物停了，我們的文學還會繼續。

而現在，我開始提問，第一個問題，何謂我們時代的青年寫作？

選自《花城》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