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探小說家的未來之書》

作者：周愷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12月

ISBN：9787544784047

定價：48.00元

偵探小說家的未來之書

吉林詩人孫文濤說：“九十年代，在北京的東北人敢殺人是出名的，有位黑龍江北部礦區老兄，三十五歲，從無前科，礦山破產流落北京及關內搶出租車，殺人紅了眼，竟連殺二十多人創下震驚血案。”這是我要講的這個故事的前提，否則你不會相信這是件真事。我認識羅麗是在一九九五年五月，我記得很清楚，她屬豬，那年正好二十四歲，《中國作家》組織了一次詩會，開始是在文化部大院上課，后來被趕到北京煤炭干部學院。離開北京前一天，我們五個年輕詩人去爬了長城，晚上在學校附近吃涮羊肉，本來說好由一個北京人做東，吃完后，他發現錢被偷了，我們的錢湊一起也不夠，羅麗說她回宿舍拿，我陪她，我問她，是哈爾濱的？她說，是。我問她，談朋友沒有？她說，談了。我再問她什么問題，她都不回答了，她裝作沒聽見。那天晚上，我從一堆交換的詩稿中，找到了一首她寫的《詩和詩人的陰謀》 ：瘋婆子的哀傷，被閃電切碎，打鐵匠盜走一塊，鑄成的劍，由楚人買走，數年后，他橫尸垓下。我還能背誦，是因為后來發生的事。一個月后，我在自貢和前妻辦了離婚手續，說不上是什么原因，我們沒有財產，也沒有子女，離婚就像分手，從民政局走出來，不知道該怎么和她告別，我讓她把我送她的東西都扔掉，她穿過街道，兩分鐘后不見了。我回家清理她的毛發和遺留的衣物，又點了一盤蚊香，她的氣味也在消失，不是突然，而是一點點地，像海水變成淡水。我寫了一首詩，大意是，衣服很快會被穿破，就連衣服也不能把兩個人再連在一起。我們離婚前，她已經和另一個男人好上了，我經常會想，我和那個男人共享她，在同一張床上，那天晚上，我又開始想這個片段，躺在床上的，成了我認識的或者愛過的其他女人。我從書柜里取出詩會的通訊錄，找到羅麗的地址，假冒約稿的名義給她寫了一封信。七月，羅麗在哈爾濱收到我的信，八月，她給我回信了，留的卻是北京的地址。她說她沒有寫詩了，再也不會寫詩了，她正在北京念速記班，很快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她說她在寫偵探小說，發表了一篇，稿費很驚人。她寫了很多，不像初見時那么冷漠，末尾還留了一個呼機號。我在書攤買到了她的小說，那是一本很粗鄙的雜志，封面是《湮沒的青春》的劇照，基本是一些政治緋聞和色情故事，羅麗的小說是在倒數第二頁，只有兩三千字，而且字體很小，我費力地讀完，她模仿愛倫.·.坡的《黑貓》，把墻壁換成了地板，把黑貓換成了螞蟻。那陣子，我又拿了一個青年詩人獎，我寫信告訴她，我很快就會來北京，我照著她北京和哈爾濱的地址郵了兩封過去。她沒有回信。九月份，我父親去世了，他臨死時還不知道我已經離婚，他問我的妻子怎么沒來，我說她出差去了。料理完父親的后事，我在老家住了一個星期，我在構想一起謀殺，如何在當下殺死一個未來的人，例如通過慢性毒藥和疾病。十月份，我去了北京，領完獎，我找了個電話亭打羅麗的呼機，我在電話亭等了很久，她沒有回撥過來，于是我又去找她留的地址，那里曾是一家夜校，已經空了，我問搬到哪兒去了，商鋪老板告訴我，是一幫騙子。我住的是組委會安排的招待所，招待所旁邊是錄像廳，那天晚上放的是一部香港三級片，觀眾看到一半就把手伸到了褲襠里，我希望電影早點結束，可是他們干了又干，我提前回了招待所。我托人將我的回程票延了一周，又去買了紙和筆，打算把我構想的小說寫下來。那一個星期，更多時候我是在尋找羅麗，我甚至去了煤炭干部學院，當然都是徒勞，我花光了帶去的錢，離開時，把寫有小說的紙也掉在了招待所，至今我都想不起那頁紙上寫了些什么。回到自貢，我被文化館辭退了。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我認識了一些不該認識的人，差點進了監獄。一九九七年底，我賣掉了房子，從香港轉機去哥斯達黎加，那里有很多中國人，有一位詩人在圣何塞經營中餐廳，我去和他合伙，他的妻子也住在那里，有幾次，那位詩人不在家，她往我身上蹭，暗示我和她上床，我裝傻躲開，出于離譜的責任心。一九九九年，普拉塔尼約發生地震，那位詩人和妻子先回國，我一個人經營不下去，把中餐廳轉讓出去，去南美洲游蕩了一圈，二〇〇〇年回國。至此，我與羅麗已經有快五年沒見過面，沒有通信。我再見到她是在書店，她被擺了整整一個書架，我買走了她的五部小說，那時，我在北京同時做幾份工作，晚上就讀她的小說，她在前言里將這些小說定義為非虛構小說，也許這只是一個心理把戲，小說里的兇手使用的作案工具和他們的反偵查手段形成戲劇性的反差，就好像他們意外地殺了人，然后欺騙警察，欺騙讀者，欺騙自己，這不過是個誤會。我開始撰寫書評，包括她的小說，在收集她的個人經歷和作品背景過程中，我意外找到了一篇一九九七年的采訪，談的是一位因搶劫殺人罪被判死刑的詩人，雖然沒有提及被訪者的姓名，但我從那段戀情中找到了她的影子。一九九三年，她在松花江邊的賓館上班，哈爾濱一個小有名氣的詩人追求她，他寫詩給她，她不為所動，有天晚上，他打電話到前臺，問她想不想見他，她掛斷了電話，過了兩個小時，他濕漉漉地站在酒店門口，把衣服頂在頭上，他在深秋的夜晚游過了松花江，他教會她如何用詩表達愛情，他和她做愛時，他總是讓她放浪一點再放浪一點，那時她已經知道，他和很多女人都有肉體關系，她們甚至見過面，她的詩的主題不再只是愛情，還有嫉妒和欲望，有一次她夢見他們做愛，他掏出一把榔錘，敲碎了她的腦袋，驚醒后，她看到他在寫詩，“我走在空無一人的廣場上，先我而去的人，猙獰著從四面八方涌來，我孤零零地回頭，遠離死神之夜多么寧靜。”她坐在他旁邊，幾乎崩潰。他終于消失了，毫無征兆地消失了，直到一九九五年八月，他托人帶來口信，讓她到北京去，她因為不知這個口信的真假而沒有動身，當年十月，他在北京被捕，次年被判死刑，在執行死刑的當天，她才得知，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他在長安街伙同東北同鄉，搶劫后殺人滅尸。報道的最后引用了她的原話，“有一次，我和他聊到了他的一個老師，他跟我講了我很多，他的手在顫抖，他送我回賓館，坐的那輛車車速很快，他的手緊緊抓住前排椅背，下車時，他說，如果他出了車禍，那個老師還得繼續活著，這太讓人傷感了。”我知道，她接受采訪時撒了謊，她很可能是那起謀殺的見證人，我沒把這個猜想寫進文章里。二〇〇二年，我的工作固定下來，在傳媒公司做文案，和女同事結了婚，好像突然某一天，我的日子就變得好起來，一些人翻出我以前寫的詩，一些人等著讀我新寫的文章，我們過著穩定的生活，我不再執著于多年前那個古怪的構想。二〇〇三年，我的詩集和評論集出版了，緊接著又是一本散文集，都賣得不錯，很巧的是我和羅麗同屬一家出版機構，我后來得知正是那些關于羅麗小說的書評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二〇〇五年，在出版公司的安排下，我與她又見面了，距離我們初次見面正好十年，她是飯桌上的寵兒，我坐在離她很遠的位置，不確定她是否還認得我，飯局快結束時，她走過來敬我一杯，然后叫出了我的名字，讓我開車送她回去，我差點哭了出來，是生理性的哭泣而非心理性的，我們聊版稅和我在國外的糟糕經歷，我送她到了樓下，她擁抱我。那天晚上我沒有回去，我們在床上背誦海子的詩，“黑夜從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豐收后荒涼的大地，黑夜從你內部上升。”她說，海子寫這詩時，已經死過一次，他飛到山巔或者比山巔還要高的地方，看到的不是日落，而是黑夜像莊稼一樣，從大地深處冒出來，她說，詩人總是被詛咒，我們說到了很多人，她說，至少有一件事是美妙的，他們都不會衰老，最后我們說到了那個殺人犯，我提起了那篇報道，我問她，那女人是不是她，她是不是撒了謊，她說，我沒有資格和她談論這些，我被她趕了出去，我坐在路邊的椅子上，等著天亮，然后回家昏睡，躺在床上，我聽到了自己的鼾聲，我意識到，我正在變老。幾天后，她給我打來電話，她沒有道歉，說了一句突兀的話，她說我是她預想外的部分。那段時間，我們總是這樣，傍晚的時候，打一通電話，爭吵，最后像情人一樣和解，我和她每周見一次，她告訴我，她在寫一部很長的書，但又不肯透露任何細節。有一次，我們做完愛，睡不著，就坐起來寫詩，我寫了一首《陽痿》：在一九九五年的五月十九日，和二〇一五年的五月十九日，點燃二〇〇五年的蠟燭，她在這片燭光中，從一個盡頭，號到另一個盡頭，那遺失的經驗，約等于一支蠟燭的長度，抑或兩次射精的時間差。她說我抄襲博爾赫斯的《致一枚硬幣》。我念了奧克塔維奧.·.帕斯的詩：蜂鳥，安然，不是在枝頭，而是在空中，不是在空中，而是在瞬間。我說，他們將時間空間化，一九九五年和二〇一五年是掛在墻上的斗笠和簸箕，風吹進來，它們同時搖晃。她說她的墻上只掛著一九九五年。她也寫了一首詩，是一串陌生的人名，我不明白她的詩想要表達什么。我發現妻子在跟蹤我，她躲在商店里、人群中，有時候開著車，我想她是故意讓我看到她。我開始厭倦支離破碎的羅麗，以及她帶給我的碎片式的憂傷，我們見面次數在減少，她打來的電話，我總是讓它響很久才接。妻子問我，為什么不要個孩子，我立馬答應了，我戒了煙，盡量少地外出。我聽說羅麗又交了一個新的男友，傳這個話的人也知道我和她的事，他們告訴我，想看我有什么反應，我沒有吃醋，沒有男人會真正愛上她。我突然想要給未來的孩子取一個名字，這是一個很神圣的儀式，他或者她將頂著這個名字度過一生，我在讀過的書里尋找只言片語，試圖賦予它更宏大的背景，我將擬好的名字抄寫在一張白紙上，閉上眼睛，從中圈出一個，我閉上眼睛，羅麗寫的詩就閃現在眼皮上，那首盡是人名的詩，我竟然一字不漏地背了出來。有一天，我路過一所中學，兩幫孩子在校門口鬧事，他們扭打了起來，有個男生挨了一棒子，倒在地上，他們停下來，圍住他，他們喊他，他像死了一樣，我走過去，走到一半，嚇住了，我害怕我會聽到某個名字。這種不祥的預感又出現了很多次，報紙上的尋人啟事、后記里的鳴謝名單、作家辭典、寄錯的郵件，有些名字在我猝不及防的時候，闖進了我的生活，更加可怕的是那些沒有出現的名字，它們像隱藏極深的陷阱，又像我久候的客人。終于，一張不孕診斷書結束了我們的造人計劃，是妻子的身體出了問題，她懷著歉意四處尋求偏方，被我勸阻了，我竟然有幾分竊喜。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這一天平淡無奇，我最后一次見到羅麗，她因為抑郁住進了醫院，我拎了一筐水果和一束花去看她，當時還有另外幾個朋友在場，她盡量避免談及未來，我和她除了問好外，幾乎沒有對話，她似乎也在避免和我談及往事，有會兒，她望向窗外，誰也不理，這一幕恍如隔世，我們尷尬地離開，走出醫院，我買了包煙，一支接一支地抽，最后惡心地蹲坐到草坪上。五天之后，她從醫院的天臺上，一躍而下，沒有留下任何遺言。她的母親在她的創作室找到了她的遺稿，一共十二本，六本是手寫稿，六本是打印稿，每一頁都標注了日期，記錄了每天的狀態和生活，她的母親起初以為是日記，最后發現這部遺稿終結于二〇〇七年九月三十日，也就是她死后一年。她像個神婆一樣，事無巨細地推算未來，在最后一篇里，她寫道：我焦慮地等待這一天的來臨，實際上，這一天早已成為我的記憶，這個游戲像病毒一樣侵占了我的日子，假如某天，并不像書里所寫的那樣，我就會感到如夢游一般，如同日歷上，不曾有過這么一天。遵照她的遺愿，她的家人將她墓碑上的死亡日期改為了二〇〇七年九月三十日。一年后，我拿到了這部遺稿的復印件，妻子在客廳看奧運會的開幕式，我在書房打開第一本，第一篇的日期是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這一天發生了很多事，或者會發生很多事，都已不再重要，電視里的播音員說，“日晷發出的時間之光點亮了鳥巢。”我提筆寫下這段文字，假如藏著什么秘密，這秘密也只關乎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