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她在歷史上與不同的東西方文化進行交流，如14世紀的印度文化、15世紀的阿拉伯波斯文化，以及16世紀的西方文化。通過這種碰撞和交匯，該國形成了其獨特的熱帶文化。詩歌作為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也突顯了這種獨特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底蘊。

馬來詩歌可以分為兩大類，即古典詩歌和現代詩歌。對于最早的詩歌形式是如何在馬來社會形成并在當地進行傳播這一問題，學界還存在分歧，未能做出明確的解釋。大多數學者認為“班頓”（pantun）是馬來社會最早的詩歌形式。古典詩歌的類型較多，扎巴列出了8種，之后的學者在其基礎上有所增加，哈倫則共列出了34種傳統詩歌類型。其中有幾類術語源自外來文化，但被馬來社會借用后，其形式和內容都發生了改變，如來自于印度語詞匯的“古玲當”（gurindam）、“斯洛卡”（seloka）和“曼德拉”（mantera），以及來自阿拉伯語詞匯的“沙依爾”（syair）、“納贊”（nazam）、“瑪斯納威”（masnawi）、“哈扎”（ghazal）及“魯拜”（bayt）等。但其中影響最深、傳播范圍最廣、普及程度最高的類型是班頓、沙依爾、古玲當、斯洛卡、“達里本”（talibun）及“謎語”（teka-teki）。古典詩歌具有較強的格式規范，不同類型的詩歌擁有各自的結構、形式和押韻特點。整體而言，對仗工整，末尾有固定的押韻形式。如班頓一般以四行詩歌為主，每行包含四至五個單詞，末尾以a—b—a—b模式押韻。達里本則是四句以上的班頓，一般為偶數，如六行、八行、十行、十二行、十六行或更多。沙依爾也由四行組成，每行包含至少九至十二個音節構成的四個單詞，末尾以a—a—a—a模式押韻。沙依爾和班頓的區別在于，沙依爾以四行為一個詩節，組成更長的詩歌。古玲當和斯洛卡則是兩類不同功能性的古詩，前者具有教育意義，屬于忠告和囑咐，后者則屬于諷刺詩，尖銳又不失詼諧。兩者有時也采用沙依爾或班頓的押韻模式。從詩歌的內容來看，有的包含敘事如沙依爾和達里本，有的則非敘事性，如班頓和古玲當。詩歌主題以浪漫愛情、寓言故事、歷史及宗教為主。從其功能性而言，有些詩歌有宗教元素，有些不含宗教元素，有些則含有巫術。幾乎所有的傳統詩歌都以歌曲的形式或特殊的韻律來表達，絕大多數詩歌成為了民謠。這些古典詩歌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們出現在各種歌舞表演、社會和宗教習俗及儀式中，用來塑造品德、愉悅人心、歌頌神靈、祈福除穢及傳承文化。由于古典詩歌韻律性極強，朗朗上口，有很多經典詩句直到今天仍被人們廣為傳誦。

與古典詩歌相比，現代詩歌的出現約在20世紀初。馬來現代詩歌的發展一般分為四個大的階段，分別是新詩開始至獨立前（1913年至1956年）、獨立后至1969年、1970年至1999年及2000年至今。如果將第一階段具體細分，還可以分為二戰前、日據時期及獨立前這三個階段。學界普遍認為，1913年由奧馬爾·穆斯塔法創作的《詩中的幻想》標志著第一首馬來新詩的誕生。從奧馬爾創作了第一首新詩至二戰前，并沒有太多的詩人效仿這種自由的詩歌形式進行創作。阿里認為，1924年《教師雜志》的發行促進了馬來亞新詩創作的發展，1934年的三月刊上曾發表了幾首新詩，這些詩歌的創作者包括邦谷、卡斯瑪尼、尤素福和達哈魯丁·阿哈瑪德。雖然一些詩人所表達的主題和中心內容是全新的，但當時絕大多數詩歌的形式還是受限于傳統詩歌的體例。

20世紀50年代，隨著民族解放運動高潮的到來，馬來文學進入發展的新時期。如果說20世紀30年代是現代詩歌剛剛起步的階段，在形式或內容上仍受到傳統詩歌的影響，40年代的詩歌突顯了民族主義和抗戰精神，那么50年代的詩歌則從傳統中逐漸剝離，形成一股新生勢力，這些詩人中不乏受到西方作品影響而進行大膽創新者，他們在保證詩歌美學的同時嘗試擺脫古典詩歌的模式。這時的文壇出現了兩種文學流派，一派提倡“為社會而藝術”的口號，被稱為“五十年代派”（Angkatan Sasterawan’50，簡稱“Asas 50”），其中包括烏斯曼·阿旺、沙末賽益、克里斯·瑪斯和瑪蘇里等，他們提倡文學革新，作品大多反映戰后馬來亞社會的貧困和勞動人民的怨恨，同時也表現革命者爭取國家獨立的決心，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另一派則提倡“為藝術而藝術”，以哈姆扎為主的一小群作家不同意“五十年代派”的想法，他們認為藝術是一種自由的創作，不應該被任何口號或意識形態所束縛。這兩派作家展開了長時間的意識形態上的論戰。由于大多數媒體的編輯們也堅持文學應為受到資本家壓迫的底層階級發聲抗爭的理念，而且“為藝術而藝術”派的追隨者也不多，因此“五十年代派”成為了當時的主流。就詩歌主題而言，逐漸從早期的浪漫主義詩歌向愛國主義詩歌進行轉變，二戰后的詩歌體現了對民族主義的抒發和日益高漲的反殖民主義熱情。據卡迪爾統計，日據時期六家報刊社發表的105首詩歌，其中愛國詩歌占80首。但與20世紀30年代相比，日據時期的詩歌整體水平偏低，更多地呈現出一種輿論導向。1946年至1949年六家報刊社發表的詩歌中約有半數是以民族主義為主題，呼喚形成一個獨立國家的意愿高漲，詩歌已經成為馬來民族反對英國殖民者、強化斗爭精神的工具。詩人們更關注社會和國家現實問題。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關于道德、時代變遷和自然的詩歌主題出現。

1957年馬來亞獨立后，一批在師范學校學習和受過中等教育的年輕詩人開始嶄露頭角。這些教育機構中不得不提的是蘇丹依德利斯師范學院和馬來亞大學。這兩所院校培養了一大批接受馬來教育的民族主義詩人，其中包括瓦哈·阿里、達爾瑪威賈亞、吉哈迪·阿巴迪、柯瑪拉、巴哈·再因、卡辛·阿哈瑪、魯斯當、三蘇丁·賈法和納赫瑪·賈米爾等。詩人們更多地關注這個國家在獨立后的發展，延續之前的民族主義主題的同時，他們強調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和團結一致，關注農村的貧困問題、城鄉發展的不平衡、經濟分配的不均衡，及社會階層的不公平。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受到英式教育的詩人。他們的詩歌較為自由，民族主義色彩不那么濃重，其中包括費道斯·阿卜杜拉、阿卜杜·卡法·易卜拉欣、阿妮斯·薩碧琳及穆罕默德·哈吉·薩勒等。

如果說20世紀60年代的主題主要圍繞著貧困和獨立后的發展，那么，70年代的馬來詩歌在不失詩歌語境的優美和語言風格的審美價值同時，更加體現了詩人的思想立場，更多地呈現出作家個人的反思和情感抒發，繼而形成了一些重要詩人的身份象征。其中特別突出的是巴哈·再因、穆罕默德·哈吉·薩勒和拉迪夫。這三位詩人擁有自己獨特的詩歌風格。巴哈·再因善于寫諷刺詩，主題以城鄉的割裂和傳統社會的破碎為主。穆罕默德·哈吉·薩勒的詩歌語言優美，形式多樣，1973年前曾用英語寫作詩歌。拉迪夫則更重視詩歌的優美和選詞的謹慎。另外，于1971年設立的馬來西亞文學獎為馬來西亞文學發展史開啟了一個新傳統。政府給發表在馬來西亞媒介的優質馬來語文學作品頒獎，這是政府對文學家們在發展語言、傳播智慧和提升思想的道路上所做貢獻的一種肯定，因為文學的發展也同樣促進了民族和國家的發展。文學獎促進了詩歌的創作，從1971年至1976年，參賽的詩歌數量從1322首增長至2023首。除了馬來學者數量的增加、高等研究機構和師范院校數量的增多以及報刊的蓬勃發展外，馬來西亞社會也給了更多新詩人空間和機會，其中也包括那些涉足馬來文學創作的非馬來裔詩人，如年紅（原名張發）、約瑟夫·瑟萬、吳天才、林天英、阿旺·阿都剌、莊寶福等。這個時期還出現了一批優秀的女作家，如再哈斯拉、祖麗娜、西蒂·再儂、再頓·阿佳瑪茵、莎愛拉等。1974年，祖麗娜·哈山出版了個人詩集《如茫茫道路》，標志著馬來西亞第一本女作家詩集的問世，比第一本男作家的詩集《波濤》晚了13年。1976年，女作家西蒂·再儂出版詩集《夜晚的吟唱》。20世紀80年代各種文學獎項應運而生，其中比較有名的是1980年開創的詩歌王子獎。國家文學家獎頒給詩人烏斯曼·阿旺和沙末賽益，東南亞文學獎頒給了詩人巴哈·再因、烏斯曼·阿旺、拉迪夫、柯瑪拉和西蒂·再儂，都使得80年代成為著名詩人成長的重要階段。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詩歌創作的主題更加多樣化，伊斯蘭教和形而上學的主題也逐漸成為一個新的趨勢，關于神性的探討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具有伊斯蘭教色彩的馬來文學的發展，其中就包括羅斯里·K·瑪達里和蘇海米·哈吉·穆罕默德的作品。另外，世界大環境促使馬來西亞詩人也將目光投放到國際話題上，特別是與人道主義和伊斯蘭世界相關的問題。除此之外，詩人們依然關注著民族和國家的命運和未來、國家團結的重要性、對民族歷史的反思和充滿智慧并豐富生活閱歷和民族文化的旅行記錄，另外還有一些進行實驗詩歌創作的詩人。

20世紀90年代至今，詩壇涌現出很多新鮮的面孔，他們在年幼時就開始寫作，比如祖麗娜·哈山的女兒萊哈妮，她撰寫的兩首歷史主題詩歌都斬獲了馬來西亞文學獎。另外還有妮薩和“90后”作家杜阿·蘇佳納都在詩歌界取得了不小成績。這些新晉詩人努力提高自己的作品數量和質量，以期與資深的詩人媲美。他們的出現形成了良性的競爭氛圍，并積極地推動詩歌創作的發展。總的而言，馬來西亞的詩歌界異彩紛呈、百花齊放，老、中、青三代詩人匯聚了不同的智慧、理性、表達內涵及朗誦風格。他們共同推動馬來西亞詩歌的發展，也成為馬來西亞詩歌史的忠實記錄者。

（本文系《馬來西亞詩選》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