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在記者會上表示：“雖然許多國家的防疫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世界范圍內，新冠疫情的蔓延其實正在加速，至暗時刻還遠未到來。”疫病逼近，人類與微生物千百年來的糾葛有哪些？歷史上的先例有哪些？美國女記者勞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早在1994年出版的非虛構作品《逼近的瘟疫》（The Coming Plague）中就指出：“微生物是人類的宿敵，他們并沒有因為科學發明了醫藥、抗生素和疫苗而銷聲匿跡。” 此后，2006年加勒特在為此書中文版所作序言中再次強調全球化背景下國界越來越難隔斷人們之間的交往，一旦發生傳染病幾乎沒有一國可以置身事外，各國必須協同合作，警惕病毒再次卷土重來。事實證明，加勒特的擔憂不無道理，2020年我們重讀這部具有前瞻性的作品，仍然膽戰心驚，深受啟發。

《逼近的瘟疫》一書打破學科邊界，用12個章節詳細記述了百年來人類與鼠疫、麻風病、天花、玻利維亞出血熱、肺結核、拉沙熱、埃博拉、豬流感、艾滋病、軍團癥等疾病多維度的博弈過程。書中前六章圍繞不同疾病單獨展開，后六章則以當代學界的幾大熱議話題為核心。加勒特通過描寫歷次疫情發展中的代表人物、重要事件、環境背景，結合大量數據分析，將往往繁瑣枯燥、舉步維艱的科研過程以故事的形式展現在讀者面前，同時探討了疫情之下各因素間復雜的因果關系。從中不難發現諸多傳染病暴發具有一定共同點，其中最具里程碑意義的是人類與三種最兇險的病菌感染做斗爭的經歷：細菌感染、艾滋病和SARS，它們可以說是微生物為人類敲響的三次警鐘。加勒特在梳理疾病演化脈絡之余，對歷次應對措施也作了總結與反思，并據此闡述了對未來公共衛生發展的建議與人類命運的擔憂。

從歷時性來看，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猩紅熱、腦膜炎、淋病、霍亂、白喉等細菌感染性傳染病對人們來說仍是致命的。雖然已知悉是某些微生物作祟，但由于認知的局限性，當時學者們所掌握的理論依據、技術手段僅能得出消滅病菌這一條出路。20世紀40年代抗生素的醫用價值被證明之后，諸多從前致死率較高的頑疾得以輕松治愈，加上隨后的50年代，脊髓灰質疫苗大規模接種的成功和有機氯一類化學藥品（常用于合成農藥及殺蟲劑）的發現，人類逐漸陷入盲目的極度樂觀，進而踏上征服微觀世界、全面消滅疾病的歧途。當時只有極少數科學家對此有所顧慮。隨后的幾十年中，過分樂觀的惡果逐漸顯現：過度噴灑殺蟲劑導致生物富集、水土污染，濫用抗生素以至于2006年在南非發現耐藥性超強的新型結核病菌，繼而牽連出癌癥、基因病變等其他至今依舊棘手的問題，至此，戰勝細菌的幻想破滅，一場討伐最終以人類的慘敗告終。

值得一提的是，加勒特記錄下人類在戰勝疾病過程中凸顯的盲目自信和過度樂觀。譬如，書中提到20世紀上半葉，蘇聯、東歐等政府部門都一度堅信通過接種疫苗、毒殺害蟲、消滅病菌、化學制藥等手段，人類終將迎來一個無病無災、美好燦爛的21世紀。美國衛生部、教育與福利部為此還曾專門開過研討會，商議人類對自然控制力進一步加強背景下未來公共衛生的發展計劃。回顧歷史，此類略顯滑稽的論調與眾所周知的后續現實形成鮮明的對比，增加讀者閱讀趣味的同時又達到了警示后人的目的。

殊不知，人類雖在與微生物的博弈中占了絕對上風，微生物致病的威脅暫時不復存在，卻忽略了技術和認知進步，同時微生物也在逐步進化以適應新環境，而人類科研的速度遠不及微生物變化的速度，這也是歷史悲劇一再重演的原因之一。

人類傳染病斗爭史上的另一場噩夢便是艾滋病，直至今日人類依舊未能攻克這一死亡魔咒。加勒特在多個章節都曾提及艾滋病的發現歷程與應對反思，未來的防控形勢也是加勒特最為擔心的問題之一，可見其在傳染病史上的獨特地位。自20世紀80年代初，首例艾滋病患者在美國被發現以來，防控推進極其艱難，治療手段與藥物研究的進展也很緩慢。而病毒的傳播速度卻相當可觀，當人們還陷于口水戰時，病毒早已不動聲色地踏上環球之旅。

在加勒特筆下，艾滋病可以說是一種十分戲劇化的病毒，病毒中的“荒誕派”。加勒特用相當多的篇幅詳細介紹了各個時期、不同學者對艾滋病臨床癥狀與病理機制的探索過程，通過引用柯倫等學者的研究報告，深入挖掘個別病例的成長經歷，真實地還原了當時研究人員的舉步維艱。加勒特對病患各階段體貌變化的描寫極具視覺沖擊力，敘述正值青春的小伙兒如何在發病后短短數月淪為羸弱不堪的垂死之人，最終因“卡氏肺囊蟲肺炎”喪命。這種怪誕的反差頗具戲劇沖突感，并將艾滋病帶來的恐慌溢于字里行間，為這份報道增添了幾分小說的質感。加勒特指出艾滋病未能及時防控的主要原因并非來自技術層面，當時生物化學已有一定基礎，識別疾病類型、致病途徑等流行病學基本要素只用了兩三年的時間。即使并不清楚其病理機制具體如何運作，憑借這些基本認知也足以切斷部分傳染途徑。癥結在于這種新型疫病牽扯到諸多敏感因素：性取向、倫理、道德、政治、人權、平等、種族、自由、宗教等。人們常被輿論氛圍裹挾，難以客觀看待這種疾病，患者常常遭受歧視與排擠，得不到相應治療。加之當時全球化趨勢初步顯現，頻繁的人口流動猶如火上澆油，使得傳染病的擴散一發不可收拾。

經過幾代科學家的不懈努力才得以弄清艾滋病毒何以置人于死地，但相應的治療手段至今仍在摸索，不過這場浩劫倒是反向突出了免疫力的重要性。結合同期其他研究，專家們普遍認同在找到應對免疫系統不可逆損傷的辦法前，面對未知的疫病人類自身的免疫系統是最堅實的護甲。這一觀念的確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人們對“亞健康”的關注，同時為后來的“健身熱”做了一定鋪墊。防患于未然，治病于未病，是傳染病防治最理想的狀態。

SARS是繼西班牙大流感后影響最為深遠的傳染病之一，它的暴發將公共衛生事業建設再次推向了新的高度。2003年，SARS來襲，致死率高、傳播途徑多、無特效藥、人群普遍易感、城市人口密集加上臨近春運人口流動激增，一場大流行就這樣慢慢逼近。

在分歧與沖突面前，宏觀世界與微觀世界卻似乎有著某種微妙的默契。加勒特在書中寫道：“在微生物的世界，戰爭是時刻不斷的，大多數生物生存的必要條件就是其他生物的死亡。”不過她也提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微生物的世界，也有難得一見的聯合行動，這時他們會暫停內訌，以應對共同的敵人。他們交換基因、揚長避短對抗抗生素的威脅，從而更舒適的寄生下去。”人類又何嘗不是如此？諸多爭端最終因戰而平，過盡千帆、沉浮俯仰，仍是戰火不斷。1971年至1980年，烏干達先后經歷了軍事政變、烏坦戰爭、財政虧空等多種危機。隨之而來的嚴重饑荒使烏干達人一度以河馬、大象、猴子、大角斑羚之類的野生動物為食。根據加勒特的記述，恰恰是這一時期，瘧疾、麻風、結核、霍亂、麻疹、黑熱病、埃博拉、馬爾堡、剛果出血熱等宿主存于非洲的疫病在烏干達大規模暴發。病餓交加、物資緊缺、政局混亂、難民偷渡，烏干達不得不寄希望于國際社會。1978年，《阿拉木圖宣言》在世衛組織召開的130國衛生部長會議上應運而生，宣言重新定義了“衛生”，并將其納入基本人權之中。從前扼制烈性傳染病是件相當血腥的事，基本上只能靠等，等所有患者、帶病牲畜一一死去，除非他們能奇跡般的自愈。每次慘烈的疫病大流行都是在用鮮血強調“合作共贏、聯防聯控”的重要性。

SARS席卷全球，不僅給了21世紀一記重擊，迫使人們回望那些快被遺忘的抗疫血淚史，而且SARS也是首個在全球流行的冠狀病毒，是有能力影響各國政治、經濟、外交等重要領域的傳染病。根據以往經驗，面對未知疾病，沒有特效藥，通過地緣隔離切斷傳播鏈仍是最有效的防控手段。不過這對跨領域、跨文化合作而言無疑是一重大考驗。

據《黃帝內經》記載：“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東西方先賢已達成共識，“防”比“治”更有效。黑格爾曾預言：“人類唯一從歷史中吸取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回到當下，再看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病毒，不禁悲上心來：疫情不分國界，生命不論貴賤，病毒不知人情，科學不諳世故。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也面臨挑戰，我們或在“共同體”中尋求自我定位，或被迫與它保持距離，但迫在眉睫的是我們需要重新建構對疫病的理解，只因在微觀世界無聲的戰場上沒有誰會成為贏家，逼近的疫病已經敲響全球的警鐘，且鐘聲長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