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李東華主編、蒙曼顧問的《中國女孩》系列叢書中，來自不同年代的中國女孩，在作家們的筆下異彩紛呈，仿佛芬蘭女詩人伊迪特·索德格朗筆下“穿著五顏六色的衣服散步的姐妹”。她們美好的容顏、清澈的眼神，江河水一樣流過歲月，也流過我們心間。

秦文君的《我和美妹》以及戴縈裊的《忘憂女孩》是這套書中很特別的兩本，這種特殊性不僅僅因為兩本書的作家是母女，她們的文字有著天然的呼應與文脈的傳承。更重要的是，通過她們的文字，我們能夠感受到她們各自時代的轟鳴與交響。這些鐫刻青春記憶的樂章，通過她們個性化的筆端汩汩流淌，成為了中國兒童文學的時光長廊中的中國少女形象。

秦文君的寫作不沉溺也不放縱文字，她好像天生通靈那個少女的“窄門”，于瑣屑幽暗處見星辰大海，風花雪月處滿是人間煙火。她最擅長的是將這煙火里的七大姑八大姨一網打盡，將那些熱氣騰騰的人間事信手拈來，因而她的少女文學既輕快好讀，又豐富深邃，她故事里的人物都看似家長里短、人情練達，實則充滿了文學的光輝和悲憫。

《我和美妹》中秦文君寫遙遠年代的少女，筆觸極盡女孩的敏感細膩，同時又灑脫不羈，呈現一種生活化的俏皮又深刻的友情。她也寫男孩女孩之間的懵懂情愫，絲絲入扣，尤其將少年的青澀純真鋪展在大曠野的時代悲劇中，將個人化的情感體驗深植于命運的無常中。在嚴峻酷烈的環境中，少女們單純、熱血，頑強生長，悲劇性地呈現獨特的理想主義和浪漫情懷。而她們的美是生機勃勃的，在風雪中屹立的，讓人過目不忘。作家靈動的文字、飽滿的激情真正立足于人性，顯出一種超越時代的審美特質和力量。就像秦文君自己所說，要寫出“人之初的顫栗”。這種微妙的骨子里的“顫栗”，讓她的文本敘述始終有一種奇特的控制力。這種罕見的戛然而止的能力，讓她的作品常常余音裊裊。應該承認，秦文君的這種寫作才能是和她的文學稟賦有關，然而對于一個兒童文學作家而言，其作品內涵的深厚更是和時代熔爐的歷煉息息相關，那是一個作家在生活的滄桑之地上開出的純真燦爛之花。

說到青年作家戴縈裊，她生活的時代完全和母親不同。我必須十分審慎而小心翼翼地對待“承接了她母親的文學理想”這一命題。像縈裊這樣的、出生成長在中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作家，他們的自我意識強烈，眼界見識遠遠超越父母輩，因而與其說母親的文學理想給了她影響，不如說母親寫作的背影烙印在她的童年。她日后所熱愛的數字或者文字，都是屬于她的靈魂召喚，就像紀伯倫所說“因為他們的靈魂屬于明天”。

這批年輕的“85后”作家，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年代，蒸蒸日上，新生事物層出不窮，令人目不暇接。然而這一代獨生子女，在物質日益豐富的世界學習和生活，同時背負了太多父輩的期望。這一代人得到的愛越多，她們背負的心靈負擔就越沉重，精神上的寂寞也就越深重。在這個意義上，戴縈裊的文學嗅覺相當敏銳精準。她寫的《忘憂花開》，極其準確地抓住了她那個時代少年們的心靈痛點，她們看似無憂無慮，實則一直在苦苦探尋著自我的價值、人生的意義。整個作品筆調清新，原生態地展現上個世紀90年代末少女們的精神氣質，敏銳地刻畫出世紀之交少年們的心路歷程，實屬不易。

此外，《我和美妹》和《忘憂花開》各自作品中塑造的母女形象存在差異。在秦文君的筆下，母親與女兒的形象是犀利倔強的，更多的是緘默與對抗性的，彼此的語言簡潔鋒利。而在戴縈裊的筆下，母親的形象是溫柔和煦的，民主開明的家庭氛圍中，愛得很有分寸和智慧。如果說秦文君筆下的“我”通過逃離母親來宣言熱血青春的獨立追求，她們的背景音樂是白樺樹林間蒼涼的交響，那么戴縈裊作品中的“我”，則更多通過一種溝通交流與循序漸進式碰撞，表達她們長大成人的孤獨和愁緒，那是一種梧桐樹下小提琴式的傾訴基調。

而這樣的對比，也讓人不禁感慨真正歲月如歌。或許這也是《中國女孩》叢書的初衷所在：任時光流轉，一代一代人迥異的成長和境遇，而始終不變的是中國女孩們對生活的無限熱愛、對愛與美的追尋，她們臉上始終充滿向上的、理想的青春光澤，恰如索德格朗所說的那樣，“宛若我們山谷上的春風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