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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繪《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

1923年夏，林語堂從德國萊比錫大學獲得語言學博士學位后回國，經胡適推薦，被北京大學聘為英文系教授。其時，新文化運動陣營已悄然分化，以魯迅、周作人為核心的“語絲派”，和以胡適、陳源為首的“現(xiàn)代評論派”各自為陣，頻頻論戰(zhàn)，口誅筆伐，言辭激烈。留學歐美的林語堂加入文學社團“語絲社”，與魯迅并肩作戰(zhàn)，很出乎人們的意料。

1925年5月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持續(xù)發(fā)酵，為反抗校方封建專橫治校，學生上街示威游行。擔任女師大英文系教授的林語堂緊隨魯迅先生，為進步青年吶喊助威，支持他們的正義行動，甚至與學生一起走上街頭，同軍警搏斗，為此眉頭上還留下了傷疤。

章士釗、楊蔭榆下臺后，林語堂在《語絲》發(fā)表《插論語絲的文體——穩(wěn)健、罵人及費厄潑賴》，附和周作人的觀點，提出“費厄潑賴”（fairplay的譯音，原意為公平競爭，這里有“不窮追猛打”的意思），只針對思想不攻擊個人，“不打落水狗”。12月29日，魯迅撰寫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刊于1926年1月10日《莽原》創(chuàng)刊號），對林語堂提倡“費厄潑賴”精神，“對于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以及周作人的打落水狗即是打死老虎，“也是不大好的事”的言論，提出委婉批評。文章從“論‘落水狗’有三種，大都在可打之列”“論叭兒狗尤非打落水里，又從而打之不可”“論不‘打落水狗’是誤人子弟的”“論塌臺人物不當與‘落水狗’相提并論”“論現(xiàn)在還不能一味‘費厄’”“論‘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等六個方面，把“落水狗”比作失敗的敵人，在冷峭尖利的諷刺中，層層剖析，環(huán)環(huán)緊扣，深刻闡述了“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必須痛打落水狗的論點，強調不能手軟，指出“倘是咬人之狗，我覺得都在可打之列，無論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林語堂讀了魯迅的文章后，意識到自己的認識遠不及魯迅來得深刻、透徹，于是以《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第三節(jié)小標題“論叭兒狗尤非打落水里，又從而打之不可”的題意，繪制了一幅《魯迅先生打叭兒狗》的漫畫，發(fā)表在1月23日《京報》副刊。畫面中，魯迅頭戴氈帽，八字胡，身穿長袍大氅，手持長竿，站在河邊，痛擊正在河中拼命掙扎的一只落水狗，并在左上部題寫“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后從而打之”，形象而直觀地反映了魯迅“痛打落水狗”的思想。

3月10日，林語堂又撰寫了《泛論赤化與喪家之狗》，與魯迅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形成前后呼應，旗幟鮮明地鼓吹“痛打落水狗”主張。一個星期后，“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執(zhí)政府槍擊請愿學生）發(fā)生，林語堂和魯迅分別寫下《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記念劉和珍君》，痛斥反動軍閥的殘暴行徑，表達了對烈士的敬佩和悼念。林語堂后來還陸續(xù)撰寫了《討狗檄文》《“發(fā)微”與“告密”》《釋疑》（后改題為《打狗釋疑》）等文章，嘲諷那些所謂的“學者”“紳士”為“文妖”，積極配合魯迅對北洋軍閥及其“正人君子”們的斗爭。在《釋疑》（1926年4月19日《京報》副刊）中，林語堂指出：“狗之該打，此人類皆同意。弟前說勿打落水狗的話……現(xiàn)在隔彼時已是兩三個月了，而事實之經過使我益發(fā)信仰魯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后從而打之’之話。”在思想和行動上響應并支持魯迅一以貫之的斗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