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0年，粉絲文化一如既往地提供了諸多網絡流行語，同時此前被神秘化的“飯圈”（粉絲圈子的簡稱）屢次出現在大眾視野中，因技術賦權而被寄予了諸多浪漫想象，并呈現出復雜的局面。

不同于遵循傳統社會生活中科層制與權力金字塔邏輯而組織起來的文化圈，“飯圈”是基于粉絲個人的“趣緣”——即共同的偶像、愛好與興趣等形成的某種“趣緣”共同體。當粉絲文化隨著“飯圈”向更廣大的群體傳播，進入到大眾視野之際，粉絲文化也失去了以前局限在小群體中的神秘性，而被納入理性審視之中，也即粉絲文化的“祛魅”。

2020年，是粉絲文化祛魅的一年。

這種祛魅發生的契機，首先源于2020年上半年嚴峻的疫情。抗疫一線，“飯圈女孩”迅速將日常“趣緣”網絡轉變為行動，以極快的行動力與較強的組織性，馳援湖北、捐贈物資，并加入志愿服務。這也為祛魅后的“飯圈”提供了社會認同。

“飯圈”文化在疫情期間也顯示出某種特殊價值。現場直播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搶建之際，宅在家中的人們以“云監工”自詡。“飯圈”的粉絲依據圈內規則，給各種機器車輛取名，并以粉絲文化中“挖掘機天團”出道的方式表達出來，以另一種方式表達著對武漢與中國的祝福。

粉絲文化的祛魅，還源于商業化的運作方式。疫情發生后，部分線下的文化娛樂活動與消費不得不轉移到線上，尤其是明星帶貨蔚然成風。在浪漫主義的粉絲文化想象中，“飯圈”的存在降低了明星的接近門檻，但在現實粉絲經濟的邏輯中，粉絲提供了相對穩定的流量與精準的消費群體。對粉絲而言，追星行為的背后是其建立了自己與大眾文化中聚光燈中心明星的聯系。追星的背后，存在豐富而復雜的文化與集體身份生產機制。但資本關注的是這種生產力，因為它一旦釋放，將會帶來巨大而穩定的流量，而流量意味著粉絲文化變現的可能與消費潛力。正如直播帶貨的火爆所顯示的，資本推動粉絲文化進一步祛魅。

在這種祛魅中，粉絲文化的依附性也日益凸顯。“飯圈”的形成依托于大眾文化，而大眾文化背后是一個個包括影視制作公司在內的文化資本。文化資本與內容生產方出于實現商業目標的考慮，深度介入“飯圈”以及粉絲文化發展過程中。對文化資本而言，“飯圈江湖”盡管有聚合、有分離，但由于粉絲長期生活在特定的“飯圈”之中，有類似于信仰式的追星行為與情感投入，因此對“飯圈”有較強的依賴性。大眾文化的生產者利用粉絲的高黏度，實現文化產品的生產與變現。

然而，對“飯圈”商業價值的過度開發，也導致亂象叢生，使得粉絲文化成為治理對象。在對商業變現與商業營銷的無限追逐之下，一些“飯圈”誘導未成年人無底線追星，誘導粉絲“打榜灌水”，為“引流”挑起圈子互撕等，對互聯網秩序及網絡生態環境都造成一定的損害，致使“飯圈”淪為“黑圈”。

對此，2020年下半年，教育部等部門聯合開展未成年人網絡環境專項整治行動，專門針對涉及未成年人不良網絡社交行為和現象。不過，即便如此，在2020年年底，依舊出現了粉絲大面積“養號”注水某平臺的新聞，一時間輿論嘩然。這種商業化的介入，是基于流量變現、文化變現邏輯展開的，難免會對受眾價值觀念以及主流價值形成沖擊。這類熱點新聞，對社會也是一個提醒：“飯圈”在商業過度介入后的治理，任重道遠。

當前，“飯圈”的狀況也影響到了大眾文化的供給狀態。在此背景之下，追星已不再是無足輕重的問題，“飯圈”及“飯圈”治理，關系著今天和明天的社會文化狀態。

（作者：李飛，系中華女子學院文化傳播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