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紀之交的文化語境中，新媒體和新技術往往指向互聯網媒介，它不僅在傳播層面加速了文本的傳遞，而且還在哲學層面重塑了詩人與信息的關系。普泛化的媒介平臺和影音兼備的自媒體傳播方式，使寫作者與多媒體信息互相嵌入交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交互性趨向立體，私人領域與公共空間逐漸融合。同時，新媒體時代和新娛樂時代分別在文學的觀念與文學的接受層面上消解了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本質，媒介技術視域中的聲、光、文三類異質性數據信息相互通約，打破了彼此之間的不可譯性。面對技術化生存這一時代背景，詩歌也以其自身的特性尋找與新媒介的結合點，且至少在四個向度上有所體現：

一是以網絡文學為先導，在詩歌領域則是以網絡詩歌為關鍵詞，形成網絡詩歌的寫作與傳播熱潮。隨著自媒體平臺的日趨完善，一系列依賴于線上生存的自媒體作者乃至詩群大量涌現，藝術活力在云端得以釋放。二是詩歌與其他媒介的實驗性整合，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它自身的文體壓力。一些詩人利用多媒體的形式將動畫、音樂甚至JAVA程式匯入詩歌，建立起兼容語言、圖像和聲音的多重結構，演繹超文本性的視聽品質。三是人工智能詩歌寫作，一方面讓人體驗到工具理性與自動化技術結合產生的威力，另一方面也觸發人們反思詩歌的媒介化生產導致的諸多問題。四是詩歌營銷風氣日盛，以跨界營銷的方式將詩歌推入時尚風潮，提高了詩歌的曝光度和影響力。

如同15世紀印刷技術問世對于西方小說普及產生的巨大影響，每一次傳播媒介的技術革新都帶來了文學生產與消費模式的轉變。有趣的是，印刷媒介的發展沖擊了傳統的詩、樂、舞一體的藝術格局，而今天以“互聯網加”為核心的新媒介卻重新統合起各種藝術形式。“云端”的詩歌寫作改變了紙媒的傳播方式，此外，它也對詩歌的主題模式、情感向度、詩義結構、審美形態等產生了顯著影響。新媒體詩歌不僅屬于技術美學的產物，還催生出一場詩歌符號文化的革命，而“超文本性”則是這些“賽博文本”的核心屬性。在紙媒時代，詩人進行創作時無論是采取字意識、詞意識還是句意識，其緣起點均未超出“字符”思維的范疇，而在新媒體時代，以簡雋和含蓄著稱的詩歌文體如果想要涵容更多的“此在”經驗，就需要詩人有意識地將“意象”與“圖像”貫通一體，在“字符”思維的基礎上去探求符合新媒體時代特性的意象建構方式，為讀者提供“通感”閱讀的可能。當詩歌的審美內蘊（含蓄、朦朧、歧義）與網絡的技術特征（跨界性和未完成性）相互貫通的時候，新媒體詩歌的審美內質便脫穎而出。

不過，負向效應也不應忽視，在三個方面需要警惕：一是“唯技術論”。一些寫作者沉迷于無節制的技術狂歡，過度使用影音媒介，使讀者空有一次性的閱讀快感，卻很難建構起文學性的美感。圖像和聲音在為詩歌拓展感覺效果的同時，它對文字書寫的淡化和文學觀念的泛化，很可能會抽空詩歌審美的基礎，從而遮蔽本屬于詩的語義思維特質。因此，如何有效整合跨界經驗與詩歌語言的復雜關系，讓新媒體詩不游離于“詩”的屬性，恐怕將是它需要面對的實際問題。二是“虛假及物”。在娛樂文化的浪潮中，部分詩人秉持一種通俗實用的、迎合感性現代性的審美傾向，將大眾文化對“物”的關注作為審美基點，強調個體的感官經驗和欲望的合理性，從見證者和體驗者的雙重層面抒寫生活現實，這正應和了流行文化即時性、消費化、符號化的特點。然而，新媒體詩歌眾聲喧嘩的表象背后，依然可以看到“剪貼文化”“快餐文化”造就的大量廉價復制的粗糙文本，媒介現實對生存實際的再現并未使人感受到寫作的難度和靈魂的深度，詩歌文本在媒介面前變得過于透明，其專屬自身的抽象性與哲思感則日漸式微。三是“新媒介的話語權力”問題。媒介經濟對詩歌命名、詩歌事件的操控策略，往往在于如何吸引受眾的注意力，所牽涉出的轟動效應往往會使人們只關注事件而忽視文本，真正屬于詩的內質則隱匿在現象背后，逐漸喪失了與人類痛感經驗的聯系。以上諸多問題的產生，均源于詩歌的準入門檻越來越低，而寫作倫理不斷下移的趨勢，自然會降低詩歌應有的思想境界和藝術水準，進而導致大量缺乏耐性的詩人和偽詩的出現。客觀而言，新媒介文化并沒有為詩歌帶來明顯的整體性藝術提升（在詩語、詩形、詩質中尤以詩質為甚），更未確立它自身的歷史感，這或許才是熱鬧下的真實。

美國學者邁克·查薩爾在《無束縛的詩歌》一書中曾說，詩歌具有在媒體形式中尋找新的受眾和意義的能力，它可以借助新媒體建構自身的文化意義。在他看來，新的媒介形式不僅沒有偷走詩歌的讀者群，而且給予人們更多體驗詩歌的方式。雖然他談到的是美國新媒體詩歌的發展前景，但也給了我們一種比較文化視野上的參照，使我們了解到跨媒介技術與詩歌的聯姻，既是注重詩、書、畫一體的中華古典文化傳統，也是當前國際詩歌的普遍性經驗。詩歌的敵人不是新媒體，而是詩人自己，面對技術的白晝，是被動等待詩歌黑夜的到來，還是努力在技術化語境中建立一種人文主義的詩語氛圍，完成新媒體時代詩歌精神的進階之路，是終結還是蝶化，這是時代留給詩人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