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收官之年。習近平總書記用“令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勝利”來形容全黨、全國人民八年來持續艱苦奮斗所寫下的光輝篇章。為時代命題所激勵，文藝領域也呈現出令人欣喜的變化，特別是以“脫貧攻堅”為題材的系列創作，如中國作協主持發布“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創作工程”大型叢書、作家出版社出版“決戰脫貧攻堅系列叢書”、中國作協與人民日報社聯合舉辦“決勝2020”征文、以“歷史視野下的脫貧攻堅與新鄉村書寫”為主題的博鰲論壇、“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系列會議等，立意高、氣象新，集中體現了新時代文藝“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

融入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指出：“推動文藝繁榮發展，最根本的是要創作生產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文學與時代的關系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核心命題之一，無論是理論話語還是文學創作，都要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不斷地深化認識、總結經驗。就如何處理文學與時代的關系，《講話》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要求。這是我們黨的宗旨，只有把握新的世情、國情，才能迎接新文藝生態所帶來的挑戰，才能將“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落到實處，讓更多的人參與到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事業中來。

《講話》中提出文學與時代關系的命題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凡此種種都警示我們，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給政治和社會生活帶來了深刻變革，也引發了美學、文藝創作領域的持續論爭。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前期論爭的焦點是文學與政治的關系， 90年代之后焦點則轉向市場、消費主義、資本邏輯對文學審美、作家操守、出版發行機制的影響等問題。上述問題需要實事求是、辯證對待。一方面，市場化的運行規律和激勵機制推動了文藝體制的改革，催生出多種民間文藝團體；另一方面，文藝作為特殊的精神產品有不可替代的社會功能，不能放任市場邏輯的支配。因此，《講話》提出了新的標準：好的作品既要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要通過市場實現價值，應該是“經得起人民評價、專家評價、市場檢驗”的作品。

《講話》抓住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文藝中最突出的問題——浮躁。浮躁看似是作家心態，是個人選擇，但理解和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在于社會層面。市場經濟對社會生活的負面影響，如“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粗制濫造”等對精神生活的傷害尤為顯著。因而，《講話》將“人民”定位在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的位置，這不僅是針對作家的具體創作而言，同時也是對社會主義文藝的整體考量。在這個語境中，“人民”有著雙重身份，既是市場中的讀者群體，也是社會效益意義上的“民心”。對于作家而言，只有走到人民當中去，才能擺脫消費主義和資本邏輯的制約，找到真正的讀者，打開認識時代生活的渠道，解決創作中受束縛、資源枯竭、為市場需求所支配的重復生產狀態。為人民而創作，成為作家處理與時代關系時一個重要準繩。在這個問題上，《講話》沒有作抽象說教，而是從作家創作的甘苦入手，分享交流作家心中深藏的求真、求精的心氣，寓批評于扶持和激勵之中。尤其是《講話》還大量引述古今中外名家的創作歷程，使文藝工作者置身于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脈中，獲得強大的精神感召和思想支撐。

《講話》啟示我們，對文藝問題的考察，要從現實訴求出發，根據社會現實的需求從紛繁蕪雜的現象中抓住社會的主要矛盾；對文學藝術等精神生產的分析，不能只是從觀念到觀念，而要從時代發展的宏觀條件來把握精神生產的特點。在這個意義上，“為歷史存正氣，為世人弘美德、為自身留清名”對于文藝創作而言，并不是外在的要求，或道德意義上的拔高，而是將人民作為文藝的服務對象和力量之源，將文學與時代的關系視為一個不斷探索、發展的過程。我們的文藝創作如何無愧于時代？只有處理好這個問題，文藝工作者才能正確認識文藝的地位和作用，認識自己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文學藝術才能夠贏得廣大人民的認同。

返本開新

黨的十八大以來，大批作家奔赴全國重點扶貧地區，深入生活，實地采訪，甚至直接在當地掛職，參與扶貧工作，迅速地融入到時代的重大課題中。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就要堅持以時代發展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并不僅僅是一種個人情懷，它和求真務實的調查研究方法密切聯系在一起。2020年，中國作家協會集中推出的“脫貧攻堅”系列作品，其中大多采用報告文學這一體裁，這不僅是紀實傳統的回歸，更是“調查研究之風”的具體實踐。

紀實類文學創作不僅避免了碎片化寫作，更與當下流行的重“寫真”而少談寫作者倫理等觀點不同。這類報告文學寫作的出發點可以說是“立場”。這個立場不是抽象的立場，而是要融入其中，基于“深刻的理性認識和具體的實踐行動”上的熱愛。它的內涵遠非單純的贊頌或者批判所能涵蓋，這是從最高的意義上考驗作家的真誠和境界。

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在新時代只有自覺踐行黨的群眾路線，才能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獲得最廣泛、最牢固的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群眾路線”被稱為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這是黨建中的寶貴經驗。自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這一經驗被貫徹到解放區的文藝創作中，延安文藝自此繁盛。

改革開放走過40多年，從延安時期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革命文學血脈不絕如縷，越來越多地被憶及。今天人民之于文學的關系討論在作品的創生、作家的成長、批評標準的衡定等方面作出了更切合文學內在規律的表述。《講話》“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的表述，本身就在實踐它所要傳遞的理念，呈現出既具思想性又有感召力的風格。這是我們黨歷經磨難、歷史積淀的經驗與智慧。

在2014年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到他1982年赴正定工作前夕，八一廠的作家、編劇王愿堅送行時對自己所說的話，“你到農村去，要像柳青那樣，深入到農民群眾中去，同農民群眾打成一片”。舉一個作家的例子來勉勵即將工作的青年領導干部，對今天的讀者來說似出乎意料，然而當我們了解黨員作家的傳統，這樣的贈言不僅在情理之中，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環境下更加意味深長。它啟發我們跳出功利主義式的路徑來理解文藝的功能，更好體會《講話》對文藝的定位：“為什么要高度重視文藝和文藝工作？這個問題，首先要放在我國和世界發展大勢中來審視。我說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夢想。”

《講話》根據國內外新形勢，提出了時代新命題，是新時代文藝創作的理論綱領和行動指南。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文化政策的指導作用，適時根據新形勢調整文化政策，以推動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順利進行。從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號召廣大文藝工作者深入群眾，“推陳出新”“百花齊放”開創人民文藝的先聲，到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講話》提出“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闡明文化自信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作用，其中的精神一脈相承，薪火相傳。我們黨的文化政策并不僅僅是對策和方案，本身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它的實踐品格期待著更多、更深的理論闡發。中國共產黨既是中國先進文化的引領者、踐行者，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弘揚者。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值此之際，回顧黨在不同時期的文化思想與方針政策，使我們更加堅定文化自信，進一步增強我們在文化轉型時期的自主應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