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三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的相遇

1983年，當75歲高齡的趙家璧回顧其出版生涯時，自己27歲時集結諸名家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仍是其一生中最了不起的成就。于是因應上海文藝出版社《中國新文學大系》影印本“重見天日”，趙家璧寫作長文《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以歷史當事人的身份回顧五十年前的編纂經過。對于他來說，人生的晚年恰逢“新時期”，自我的生命經驗借助時代展開而產生更多活力，不得不說這是一種幸運。

《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最終發表于《新文學史料》，然而“史料”的“破土而出”，往往有賴于現實的召喚和內在的熱情。換言之，有兩種力量驅動著趙家璧寫作此文：一方面，作為《大系》的直接當事人，自己有責任將往昔歷程重新講述，這是其當仁不讓的義務；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學”在“新時期”的回歸，本身就是“撥亂反正”的應有之義，是1980年代擺脫“封建”、“走向現代”的文化縮影。“今之視昔”的書寫行為帶有自我生命的追尋意味，這是誰也無法代替的；但1980年代的中國，也同樣需要《大系》為這個國度的新生重塑“現代”品格。

趙家璧曾于1957年發表短文《編輯憶舊——關于中國新文學大系》，文中提到：“解放后，很多人建議把‘中國新文學大系’重印。我認為原版重印，似無必要。”原因在于“今天的讀者可能還不滿足于讀像‘中國新文學大系’那樣的選集，而要求看看‘五四’時代出版的完整的原本”。另一方面，《大系》產生于“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國民黨的重重阻撓，私營出版社間你死我活的競爭，以及私營出版社內部爭權奪利的矛盾”的“舊社會里”，已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邏輯運行。時間來到1983年，趙家璧卻改口說：“我不必作什么違心之論，再說重印‘似無必要’等話了”，因為當今“嚴冬過盡，陽光普照，文藝原地，春意盎然”，無須擔心惹是生非。《編輯憶舊——關于中國新文學大系》寥寥千余字，而《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長達三十頁，從篇幅也可看出，趙家璧此時明顯放任了回憶的權利，因沒有外在阻力來壓制抵達過去的筆頭。當所“憶”之“舊”重新獲得歷史意義，并借由“今天”這一時間裝置煥發生機，“舊”亦向未來投射出值得借鑒的參照。正因如此，《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成為研究者探尋《大系》乃至現代文學史的重要文獻。

直至今日，研究者仍更關注“史料”對應的時代，而非“史料”產生的那一瞬間。具體到趙家璧此文，現代文學研究者從中孜孜以求的乃是《大系》的具體編纂過程，當代文學研究者則更漠然視之，并不認為其在1980年代的文化、思想脈絡中發揮有分量的作用。不過，趙家璧沒有忘記自己寫作的初衷，除回顧“三十年代”，還有為《大系》的續編事業作宣傳之用：

現在這套《中國新文學大系》（以下簡稱《大系》）十卷本，不但早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影印精裝重版發行，而且最近該社正在總編輯丁景唐領導下，積極進行續編二十卷1927—1937的工作。全書分理論、小說、散文、雜文、報告文學、詩、戲劇、電影八個部門，已邀請周揚、巴金、吳組緗、聶紺弩、蘆焚（師陀）、艾青、于伶、夏衍撰寫各卷導言，也附《史料·索引》。這部續篇包括的時期，正是當時我們稱之謂“第二個十年”的。

在文章結尾處，趙家璧對即將到來的續編不無期待：

這些續編，都是我們當年所殷切盼望著有人來做下去的。時隔五十年，這些新文學運動的寶貴遺產，在黨的領導下，正在有組織地分期分批地做好整理、編選和寫序工作，這將在國內外發生一定的影響，而且肯定會遠遠超出三十年代《大系》的質量。這是最足以告慰于九泉之下的蔡元培、茅盾等前輩作家的。我在這里，真誠祝愿上海文藝出版社早日勝利完成此項光榮任務！

只是，期待與祝愿時常落空，趙家璧也不例外。直到今天，人們記住的仍是1935年良友版《大系》初集。自1984年起陸續出版的第二編“1927—1937”、第三編“1937—1949”，乃至溢出“新文學”范疇的第四編“1949—1976”、第五編“1976—2000”，并未被賦予更多的文學史意義。例如，陳平原認為《大系》在1980年代的“續命”，只能算“畫上了并不十分完美的句號”。之所以不完美，“就因為第二至第五輯《大系》的編者，雖也殫精竭慮，但其水平及影響力根本無法與第一輯比肩。……趙家璧之后的《新文學大系》，基本上是蕭規曹隨，談不上有多大的創造性。但這是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文化思潮、出版體制、編者眼光、讀者需求等決定的，沒有人能‘力挽狂瀾’”。劉勇亦認定“這些后來的文學大系的建構都是不成功的，未能較好勾勒出中國文學的整體格局和框架，反而顯出凌亂、冗雜的缺點，或是材料齊備但是缺乏特點和清晰的脈絡梳理，無論在成就還是在影響上都無法與第一個十年的大系相提并論”。黃子平則用“虛構的連續性”定義《大系》的一系列續編，但也承認，續編“距良友版有半個世紀的時間空隔，其中引發的文學史難題非常豐富”。此后雖未見黃子平再去處理該“文學史難題”，不過這一提示仍然對今天理解《大系》續編開啟了新的契機。

當“新時期”的現代文學研究界重新建立起以“三十年”為歷史尺度的衡量標準時，在1980年代“浮出水面”的“第二個十年”，即第二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以下簡稱“滬版續編”），便擁有了別樣闡釋價值。珠玉在前，初集太過耀眼，1980年代興盛的現代文學研究，未把注意力投在與學科同時并進的這套有關新文學“第二個十年”的大型叢書，似也可以理解。換言之，這是一個有關“重返八十年代”的問題，是當代歷史演進的浪花與回響。“現代文學”需要在更切近的視野中得到審視，并由切近逼迫出縱深，這是兩個歷史時刻的巧遇提供給我們的奧秘。現代文學的歷史圖景由1980年代的知識結構中產生，用楊慶祥的話說，即“今日之現代文學的基本格局可以說奠定于1980年代的一系列話語模型”，在此形構中，“現代”被高強度地“賦魅”和“放大”。但在歷史化的探求與挖掘里，此前未予與聞的文本材料，將會提供新的理解方式。

二、香港如何續編

根據趙家璧的回憶，在初集編纂時續編即提上日程，但因抗日戰爭的爆發而流產。夭折的續編沒能應時產生，成為無法彌補的遺憾。蔡元培在初集總序中，曾對1930年代之后的中國許下期待：“希望第二個十年與第三個十年時，有中國的拉斐爾與中國的莎士比亞等應運而生啊！”趙家璧在《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里引用該句，進而提供了一個關鍵的歷史信息：

翻印《大系》的那家香港出版社于一九六八年又搞了一套《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1928—1938》，也是十卷本。在他們的《總序》的最后一段話里，居然把上述蔡元培為一九三五年良友版《大系·總序》里所表示的重要期望，接了過去，自稱為是蔡序《大系》的繼承者，在海外漢學界中造成了混亂。法國漢學家保爾·巴迪，對這部所謂“續編”，還有微辭；國內學者更不會輕易承認這種自命的繼承。我作為《大系》的主編者，有責任作此申明。

趙家璧語氣嚴厲，對這套1968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以下簡稱“港版續編”）的不滿躍然紙上。他表面上不滿于莫名出世的港版續編試圖僭越“正統”、混淆視聽，實際更為焦慮的是被他人“捷足先登”，完成了自己早已設想，但因時代之故延宕至今的出版規劃。不過也從側面提示，這套不知名的港版續編，有必要成為我們觀察滬版續編的重要參照。事實上，內地文學界及研究界對港版續編著墨不多，只存有零星記錄。從記錄的反應來看，不明就里占絕大多數。1975年5月7日，在初集編纂時助力趙家璧甚多的茅盾，在致葛一虹的信中疑惑于“《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不知何人編輯”。即使博學、敏銳如陳平原，亦不知“以‘香港文學研究社’的名義影印重刊這套《大系》，且依其體例編選了1928—1938年間的新文學作品，題為《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的“香港的有心人”是誰，只留下一句“那些化名的編者至今無考”。而趙家璧冷淡、強硬的敘述，也未給予讀者更多關于港版續編的信息。因此，在對滬版續編探討之前，須對港版續編進行一番整理。

1968年5月，香港世界出版社發行十卷本《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匯集由香港文學研究社編選的1928—1938年的新文學作品。港版續編共十集，分別為《文學論爭集》《小說一集》《小說二集》《小說三集》《散文一集》《散文二集》《散文三集》《詩集》《戲劇集》《電影集》，各集均有相關導言，導言作者依次是藝莎、常君實、黃河、尚今、君實、嵩山、豫夫、南海、石橋、藝莎，總序作者為譚詩園。導言作者大多以化名示人，出版前言解釋其原因為“本來每冊編者姓名，應該分別刊出，以示鄭重，但今時今地，似乎還是不刊為宜”。“今地”喻指香港，“今時”則為火紅色的1968年。之所以導致無法將編者名目公之于眾，原因是“文革”在中國內地的發生，不僅已使續編中收錄的作家蒙受悲慘命運，更因革命烽火已在香港蔓延，而有可能牽連編者、出版者的安危。前言如此描述編纂過程：“最后決定，分在三地——東京、星加坡、香港進行，于是開始匯集資料，選定每冊的編者，資料集中寄港，加以整理后，再分寄三地編者編輯，編好后，陸續寄港排版，這工作我們前后做了四年之久。”在港版續編付梓之際，編者內心“充滿了興奮和不安：興奮的是，這件困難的工作，終算完全給克服了；不安的是很多選文的作者，都有著不同的際遇，和不同的環境，和四年前大不相同了，這是非我們所能預料的”。

如果輕信這真誠的表述及其背后艱難的歷程，并以此為線索，在三地之間逡巡徘徊，最終將會失望而返。港版續編的出版之難實實在在，然而若要理解其難，則更需要下一番功夫，因為當事人有關“這件困難的工作”的敘述，已經遮蔽了真實發生的歷史狀況。此番“難上加難”，使得我們不僅無法從趙家璧那里直擊要害，甚至也不能從港版續編的出版前言中獲得些許真知。目前學界僅見陳國球《〈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總序》一文，曾揭明該叢書出版情況。陳國球提示：“編輯的主要工作由在大陸的常君實和香港文學研究社的譚秀牧擔當；然而兩人之間并無直接聯系，無法互相照應。另一方面，二人各因所處環境和視野的局限，所能采集的資料難以全面。在大陸政治運動頻仍，顧忌甚多；在香港則材料散落，張羅不易；再加上出版過程并不順利，即使在香港的譚秀牧亦不能親睹全書出版。”因同情體察整個出版過程的艱辛，陳國球認為港版續編雖難說完美，但仍能說明“香港的文化空間的意義”以及“承載中華文化的方式與成效”。

陳國球的研究把握到歷史的真實面向，即港版續編由分居北京、香港的兩位編輯合力完成，新加坡、東京僅為出版社的“虛晃一槍”。身在北京的編輯是《小說一集》和《散文一集》的導言署名作者常君實，在香港從事整理、編選、出版工作的則是“藝莎”，真實姓名為譚秀牧，其時在香港文學研究社隸屬的出版機構擔任編輯。1982年，譚秀牧曾于香港《星島日報》連載隨筆《我與〈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從個人角度回顧了港版續編的出版來由；2012年，譚秀牧在其網絡博客披露包括常君實書信在內的更多細節，其中提到“1960年代，在國內的常君實先生，編輯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第二個十年期（1928—1938），名為《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似是作為第一個十年期的延續篇”。但由于種種晦暗不明的原因，“常君實先生編的‘續編’，送到香港文學研究社來的，只有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等共八冊”，缺失史料與理論兩卷。于是譚秀牧“自作主張”，舍棄史料卷，增加電影集，用筆名“藝莎”承擔起剩余兩卷的編輯和導言撰寫任務。

據譚秀牧公開的2010年常君實致羅瑯的書信，常君實自述在1960年代，香港世界出版社經理陳衛中“很想出版1928年后這套書的續編作品，陳先生給中國新聞社領導王紀元（中新社第一副社長）和副社長吳江，請在國內請人來做這項續編的工作，吳江就請我來做這項工作，我立即做起這件事”。常君實頗有宏大的計劃，意欲續編三十卷，包括“續編一：1928—1938”“續編二：1939—1949”以及“補編1917—1949年”。他從1964年開始發稿，到1965年6月編完“續編一”十卷并撰寫各集導言，最后“由中國新聞社蓋上公章包好寄往香港”。至于“續編二：1939—1949”，在他編完四卷后，“文革”的爆發致使工作被迫中止。早在1987年，《人民日報》刊登對常君實的采訪。在訪談中，他向記者吐露心跡：“我是1952年調到出版社后開始編書的。先編了十卷本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當年魯迅先生等編了1917年至1927年那一段，我接下去編了1928年至1938年那一段。原先想繼續編下去，后來因“文革”就停了……”可以說，當年趙家璧未完成的夙愿，幾乎由常君實一己之力實現；也和遭遇戰爭的趙家璧類似，突如其來的社會變動令常君實措手不及，并使手頭的工作戛然而止。

如果說港版續編由常君實一手操辦，那么其人其事的隱而不彰，反倒顯露出學界視野上的盲區。據資料顯示，常君實有可能是“中國編書最多的人之一”，“留下的文字數以億計”。他于1920年出生，河南原陽人，曾用筆名石橋、黃河、南海。抗戰時期在西北聯大師范學院學習。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北京《新民報》編輯，人民出版社三聯編輯室編輯，《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編委，《雜文報》顧問。在作家文集出版領域，曾負責編輯《張恨水全集》《唐弢文集》《郁達夫自選文集》《鄧拓全集》《吳晗全集》《廖沫沙全集》，此外還有《中國古典文學叢書》《臺灣現代文學叢書》等二十五套叢書，也曾為香港特區和東南亞各國華僑編撰大、中、小學語文及歷史、地理課本十余套。常君實龐大的工作量既為諸多作者編織出由作品構筑的人生，也給從事文學研究的后來者打下最初的基石。

除卻編輯工作，常君實亦有少量文學創作問世且被注意到，例如《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散文卷二收錄其《玄武湖的春畫》，《中國新文藝大系：1937—1949》散文雜文集收錄其《衛輝河畔的晚照》與《改良大鼓書——談高原鈞的快板〈水滸〉》。在《人民日報》另外一篇對其編輯生涯的整體速寫里，點出常君實“本來可以成為詩人、評論家、學者，但他甘愿為他人作嫁衣裳，為了編書而放棄了自己的愛好”。

此外，查閱常君實書信中提及的中國新聞社相關材料，又毫不意外發現他的身影：

中新社創建初期，臺灣國民黨政權出版的各類書籍基本占據了香港和海外華僑的文化、藝術、教育讀物市場。1954年，中新社由王紀元負責，以香港中國通訊社名義，在香港陸續辦起由中新社供稿的《鄉土》《教育月刊》《良友》《幸福》等刊物。到1960年，中新社在香港建立的出版發行機構已有4家書店、3家畫報社和7種期刊。……1958年1月至1966年6月間，中新社還委托國內資深編輯常君實先生為海外華僑子弟編寫讀物，近10年間，先后編寫了文學、歷史、大中小學語文課本等共計5000多萬字，打破了臺灣教材及讀物一統天下的局面。

綜合上述材料，應能確定常君實雖身在北京，卻一直在為香港文化事業從事編輯工作。他于1965年基本完成續編，此時距離“第二個十年”被定性為“文藝黑線”組成部分的“三十年代文藝”還有一兩年時間。等到港版續編正式出版的1968年，“三十年代文藝”早已成為需要被“破除”的“迷信”。大批當年從事革命文藝的作家、知識分子遭受“革命”的反噬；被常君實勉力留存的他們的作品，只能在香江沉默而頑強地流傳。在“嚴冬過盡”之后、上海文藝出版社意圖“再續前緣”之時，不唯有“新時期”的涌動氣氛鼓舞著滬版續編破土而出，不只是顯在的傳統即1930年代良友版《大系》初集對其“鞭策敲打”，作為1960年代“北京—香港”艱難互動的產物，港版續編也是其潛在展開對話的歷史存在。“三十年代”“六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的交融碰撞，正是擺在我們面前亟待闡釋的“文學史難題”。

三、“工程”背后的源與流

“混亂”“微辭”“不會輕易承認”，趙家璧對港版續編的評價絕不算高，同時也給人一種因不了解而加劇的冷漠語氣。不過事實并非如此。即使常君實對于公眾再默默無聞，身為編輯家的趙家璧也不會失去專業的敏感，從而真的忽略同行的付出。1981年11月23日，趙家璧在致馮亦代的信中講述了認識常君實的經過:

從北京回來已近二月，不知你近來忙得如何？這次在京，由范用同志的介紹，認識了常君實同志，原來港版《新文學大系續編》是他一手編寫的，而且現在還在搞三篇、四篇。據他說一直是在黨（通過僑委和中國新聞社總編輯吳江同志）的領導下進行的，至今還在干。最近，他又把編寫經過，寫了一封長信給我（這是我在京時要求的），才使我恍然大悟。我記得曾為文在《讀書》上批評過這種“不正之風”，原來不是香港的出版商主動搞的。我對此實在不能理解。據常告我，他未得分文港幣稿費，現在“三聯”也是臨時工。我這個鄉下人實在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這位吳江同志你一定熟悉的吧。你是否可以告訴我一些實際情況。因為我準備寫一篇較全面、系統的回憶《大系》的出版史話，勢必涉及港版的續集，不免會發些牢騷，你看應如何正確看待？

如果沒有此封書信的公開，那么僅憑趙家璧的回憶文章，我們斷然不知背后還有如此復雜的糾葛。從最終發表的“出版史話”來看，趙家璧仍然保留了“牢騷”的部分，想來在正式下筆前，馮亦代已解決了他的內心困惑。因而，上海文藝出版社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可以順利地擺脫現實顧慮和歷史包袱，在“新時期”為此前被貶為“三十年代文藝”的“第二個十年”正名。

滬版續編由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丁景唐負責，趙家璧擔任顧問。在其陳述的出版緣起里，因“文革”時期對“第二個十年文學遺產”的銷毀，以及文壇前輩的前后謝世，丁景唐首先強調了“搶救史料、收集整理史料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所幸的是，“新時期”初期對現代作家文集和文學運動、論爭、社團相關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出版，都為滬版續編提供了賴以支撐的文獻基礎。同時，在指導思想和編選原則上，既要“排除‘左’的思想干擾”，又要“在確立反帝反封建的作品占主導地位的前提下，兼收各種流派、風格的代表作品”。丁景唐說：“只有當瞿秋白、潘漢年以及馮雪峰、丁玲、艾青、胡風等政治上作了徹底平反，才能公正地編選他們的作品。”而在另一方面，還頗為審慎地“強調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實事求是地編選了周作人、林語堂、杜衡（蘇汶）、穆時英等人的代表作品，我們并不因這些后來的變化而忽略了他們在當時的影響”。也許可以說，如果沒有1980年代“文化統一戰線”的恢復和“歷史問題”的解綁，那么滬版續編想要達到平衡而有分寸感的處理，將是異常困難的。

1935年良友版《中國新文學大系》之所以成為現代文學學科史上不可繞過的存在，與各集主編的加入、參與息息相關。換言之，并不是《大系》所收錄的作品有多重要，而更在于“留下了作為‘過來人’的先驅者所帶有的自我審視特點的評論”，即胡適、鄭振鐸、茅盾、魯迅、鄭伯奇、周作人、郁達夫、朱自清、洪深、阿英等“新文學”的“權威人士”為各集寫下的導言。滬版續編為凸顯正統“血脈”，于是在1982年12月，丁景唐趁赴京出席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和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成立之際，專程拜訪夏衍、聶紺弩，請其為電影集、雜文集作序；接著又看望葉圣陶，葉推薦吳組緗為散文集作序；之后，丁景唐專訪周揚、陳翰伯、邊春光、許覺民、袁鷹等全國文聯、國家出版局、社科院文學所、人民日報社負責人并聽取意見。不僅如此，丁景唐設想除各卷有序之外，還要有一篇“高屋建瓴、統貫全書”的總序，他認為“胡喬木是寫總序的理想人選”。1983年6月1日，胡喬木在京接見丁景唐與另外一位編輯郝銘鑒，就滬版續編的編纂問題和1930年代中期上海黨史問題進行了兩個半小時的談話。胡喬木覺得“總序不容易寫”，認為“不寫是息事寧人的辦法”，并以蔡元培的政治考慮為由婉拒了丁景唐的請求：“你們要我做蔡元培，我是不高興的。現在又沒有人壓迫你們，何必一定要個總序？”

若胡喬木答應為續編作總序，那么可與周揚序言共同構成理解人道主義討論的另一組對照文本，不過可惜的是，如今我們只能看到周揚在1984年3月寫成的文字。這位在1930年代走入文壇，四五十年代執掌文壇，六七十年代身受凌辱，1980年代回歸復出的革命文人，將自己曾熱情投入的“三十年代”定義為“戰斗的年代！光榮的年代！”周揚不忘強調魯迅的先驅作用，無法忘懷李偉森、柔石、胡也頻等“年輕的文藝戰士”，在此所表達的，是對自我歷史實踐與文學事業的忠誠，畢竟左翼文藝運動為其奠定了貫穿始終的生命底色。然而“文革”對“三十年代文藝”大加貶損，周揚亦被牽連其中，等到被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后，他當然不認可自己受到的戕害。但由于新中國成立后文藝的激進化過程與他本人息息相關，因而過去的歷史包袱仍然身背在肩。正是這份復雜的心情，致使周揚一方面贊揚當年“高度的革命熱情和無私無畏的膽量”，同時又對自己其時曾犯下的“左”傾情緒、“左”的思想、“左”的傾向、左派幼稚病，一一加以反思。周揚在結尾處語調低沉：“回首往事，我既為自己能夠投身于那個偉大的時代而感到欣慰，又為自己的幼稚，為自己給革命事業帶來的損失而感到心情沉重。”這是內在于“三十年代文藝”主潮的文學者才會發出的聲音，包含了記憶所喚醒的身心創痛，以及創痛結痂之后對歷史遺跡的回望。

相比周揚，不那么內在于1930年代左翼文學運動的作家們，對五十年前往事的情感投注，遠不如對“文革”以及“新時期”初期寒暖交織的政治文化狀況。滬版續編小說卷共有七集，占比超過叢書的十分之三，然而僅有巴金兩千余字的敷衍文章作為前綴，實在不符《大系》要旨。亦如胡喬木的推辭，巴金并不認為自己是“適當的作序人”。他自陳沒有精力、時間重讀作品，無法做出符合實際的評價，也不能寫出精彩的導言。巴金強調“何況我又是個病人”，但“一再推辭都得不到諒解”，最后還是依照編者退一步的建議，只好“寫點感想”。巴金起筆先是“‘文革’期間我給戴上了精神的枷鎖，什么也不敢想”，然后直言“新文學是講真話的文學”，進而回憶“文革”時曾罵自己“白吃干飯”“放毒害人”，此時反省卻又覺得并未“虛度一生”。序言其后收錄在影響深遠的《隨想錄》中，想必此篇的閱讀量遠比其他序言更多。又如吳組緗在散文集序言中直接批評“獨尊”革命現實主義的“鄙陋和偏狹”，認為把文壇之爭“扯到什么思想政治路線上去，那也是指鹿為馬”。吳組緗既反感“過去是只講思想性，講點藝術就有宣揚資產階級趣味之嫌”，又不認同1980年代中期僅僅“作興講藝術”，而是提倡持重的“合二為一”的理解方式。顯然，巴金與吳組緗更關心當下的自我狀態與現實變化，未把作序本身視為一件“大事”，而這與滬版續編所期待的理想模樣相距甚遠。

雖然如艾青、于伶等認真梳理十年文學脈絡者，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向《大系》初集的致敬，但從整體觀之，這些在“第二個十年”投身文學的序言作者，因為不可逆的年齡與身心狀況，從而缺乏充沛的動力和熱情以應他人之請。由于1980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已經通過初步的學科建設而蹣跚起步，吸引了相當一批敏感、富有創造性、為理解時代命題之深而投身學術的青年學者，事實上也不再需要“新時期”的“老年人”們承擔解釋歷史的全部責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陳平原認為《大系》續編僅為“出版工程”而非“文學史著”自然毫無問題。不過，如若沒有枯燥的史料打撈、拯救工作即“出版工程”悄然進行，我們能否期待啟發心靈的“文學史著”接二連三地憑空產生？只有將滬版續編和同時代展開的現代文學研究放置在一起，也許才能理解這份“笨拙”的工作的意義。

二十巨冊、一千二百余萬字的滬版續編，原計劃從1984年起三年內完成，但最終出齊已是1989年10月。由于續編根據不同進度而分卷陸續出版，導致較早出版的小說、雜文、詩等卷印數達二萬冊，最遲的史料索引兩卷分別只有七千、六千六百冊。史料卷不僅印數最少，負責核實校對工作的編輯武杰華，甚至未及出版之日便因病逝世。既為“工程”，總要有龐大的“施工”團隊，他們是上海文藝出版社的辛勤耕耘者：郝銘鑒、陳福康、鄒嘉驪、孫颙、魏心宏、丘峰、趙南榮、林愛蓮、宮璽、李國強、孟濤、武杰華、陳朝華……連同前述構成本文線索的趙家璧、譚秀牧、常君實、丁景唐，絲毫不用懷疑的是，“外部研究”亦有值得認真對待的心靈、精神創造。正是這些默默的編輯，在學界慣常理解的“外部”支撐著文學的生成和延續。如程光煒所言，“‘編輯史’與‘創作史’的歷史互動，恐怕遠比‘以作家作品為中心’的文學史更具有研究的難度”。

余言

在出版之初，滬版續編曾被賦予“發揚五四新文學的革命傳統；反映新文學運動的歷史面貌的特殊使命，定為促進新時期文學的繁榮旺盛”四大任務之一，但從其產生的反響看，期望最終落空。在“撥亂反正”氛圍下，將“三十年代文藝”扭轉為延續啟蒙價值的“第二個十年”，并小心翼翼地緩解左翼文藝內在的激進性，是滬版續編的關鍵所在；但等到面世的1984—1989年，“撥亂反正”全面讓位于“走向世界”，與“革命”相關聯的思想與歷史，不再如燈塔般指引進路，還被新一代知識人審視和疑慮。即使重新“歸隊”，回到“現代文學三十年”的序列，但和綁定啟蒙神話的“第一個十年”、掛鉤主潮的“第三個十年”相比，“第二個十年”在當代歷史和文學中的位置，仍然歧見叢生。從“三十年代文藝”到“第二個十年”的變化過程，表面上是文學掙脫時代枷鎖而獲得解放，實際也暗含著新的審美機制對過去文學圖景和當下精神現實的形塑。《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在1980年代的起與落，也許能幫助我們意識到“新時期”的“現代文學傳統”，絕不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