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囂日》

作者：李檣

出版社：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11-01

ISBN：9787559452535

定價：59.00元

虛妄，戛然而止的旅程或中年變法

何平

談論李檣的小說，難以回避的一個詞：無聊。這個“無聊”，也許可以置換成“虛妄”。《喧囂日》這部小說集里，李檣有意識為主人公準備了各種“無聊的形式”。《柔軟下來》里謝東民與妻子李小艾的日常生活往往由爭吵、猜忌、冷戰所構成；《星期五晚上干什么》的“他”在深夜街頭不斷地徘徊與遐想，卻又難以言明徘徊與遐想的指向所在；《爬行游戲》中同樣名叫謝東民的男子則對“爬行”行為形成了近乎病態的迷戀心理……頗具意味的是，《星期五晚上干什么》里主人公的名姓不斷重復，“謝東民”、“余浩”頻繁以不同的身份面目穿梭于迥異的情境場合，這似乎也與李檣在寫作過程中格外在意的“無聊的形式”構成微妙的呼應關系。

不過，假如因此就將小說集《喧囂日》的敘事主題設定為“無聊之人行無聊之事”，又顯然是片面的。事實上，一方面《星期五晚上干什么》的“他”、《爬行游戲》的謝東民、《大雪之夜》的余浩也許可以被歸類為“無聊的人”，但我們更應該注意到，他們的“無聊”其根源在于這些男性人物缺乏足夠的能力表達自己對于所處世界、對于周遭人事的情感態度，相反，他們的情感著力點時常很輕易地被某種根深蒂固的社會結構與倫理秩序消解或者說挾持，這也導致“謝東民們”最終只能作為“無聊之人”去“行無聊之事”。從這個角度而言，“無聊”其實是一類男性群體具有必然性與普遍性的生存策略，甚至于可以認為，他們需要通過“無聊的形式”重新確認相關內容被遮蔽的意義：《星期五晚上干什么》的“他”不斷找尋前任與友人，是為了重新確認自我生活方式的意義；《爬行游戲》里謝東民學習蛇的樣子進行爬行，是為了重新確認自我在社會系統中所處“位置”的意義；《喧囂日》的謝東民在大學畢業前夜送暗戀的女生回家，以及種種記憶片段的涌現，則是為了重新確認青春過往的意義。盡管小說中的主人公試圖以“無聊的形式”去破除固有生存模式與情感障礙的束縛，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他們最終卻被一種相近似的壓抑感纏繞，是“更濃黑的夜色和寒冷”。而他們在后知后覺中將“無聊的形式”內嵌為日常框架里的“硬塊”，且逐漸將這些“硬塊”編織為他們人生當中揮之不去的凋敝本質。

另一方面，李檣對照小說主人公所面對的“無聊的形式”，屢屢營造出一類封閉性與流動性共存的空間狀態，那就是旅程。而如《烏城在別處》《星期五晚上干什么》《長安行》所敘寫的旅程，又似乎沾染著一層不可觸碰的夢境。不過李檣在文本中構建的模糊、晦暗、混亂、漫長的旅程，并非旨在借此與人物所處的現實環境形成明晰而又激烈的對抗關系，因為旅程往往在某個不經意的節點戛然而止，無法抵達夢寐以求的終點。在李檣的小說中，旅程之于旅人，這本身就是一則具有諷刺意味的寓言：《烏城在別處》的“我”在“烏城”之外無休止地兜轉徘徊、《星期五晚上干什么》的“他”從睡夢中醒來，但“感覺還像在夢里那樣飛著，找不到地方著陸。一旦落下去，就會有人拿著刀追著要砍死他”，《長安行》的青年一龍滿心期待能與戀人重逢，卻因前往長安途中的意外遭遇而下落不明。本因具有想象性質與彼岸指向的旅程，只是在延續著旅人們無法逆轉的命運軌跡。

除了“無聊”或者“虛妄”，與“戛然而止的旅程”，還應注意到，李檣小說集《喧囂日》往往內嵌著一組“青春—中年”的結構關系，但李檣在《喧囂日》《十年燈》《一張臉，兩張臉》等作品中對于年少青春的聚焦，其根本意圖依舊還是聯系著作者本人顯然愈發感同身受的中年之境。或者可以認為，李檣試圖通過一種特定的青春書寫模式返照當下多數中年男性屢屢感受到的遺憾與缺失。與之相關，假如結合與李檣年齡相仿的南京作家如黃孝陽、曹寇、趙志明、李黎等人的小說，我們能夠察覺到這些寫作者試圖在自己創造的虛擬世界之內進行“中年變法”。這里也涉及到一個問題：“中年變法”所“變”的究竟是怎樣的“法”？“法”，當然可以指認為是某種已然確認邊界與秩序的規范、守則。具體至小說集《喧囂日》中的諸篇，“法”又可以引申為中年男性群體需要遵循的角色義務及相對應的行為模式與情感態度。細究“謝東民們”的“中年變法”，首先要意識到李檣在小說內指涉的“中年”并不限定于通常所認定的生理層面的“中年”。如《愛情是如此縹緲》的主人公謝東民與翁小麥在旅途中經歷一番激情纏綿之后，兩人返程途中卻“變得少有話說”。謝東民雖然在生理年齡上處于青年與中年之間的過渡期，但他已然體驗到諸多中年男性在進入婚姻狀態后難以逃脫的精神困境，“我感到一陣虛浮。皖南一行我經歷了什么，陌生、性誘惑、激情，還有莫名的平靜，最后的無聊之感”。

李檣部分小說里男性主人公身體層面的畸變，也是相應人物進行“中年變法”的一種值得關注的特殊形式。《爬行游戲》的謝東民借助身體達成了在外界看來極其怪誕，卻又逐漸受到城市中女性歡迎與模仿的爬行行為。而謝東民本人在“身體變法”的過程間，其思維模式與情感態度也產生了明顯轉向，瑣碎日常裹挾下的人際結構模式對他而言成為了一種時常生發出焦慮感的負累。小說結尾處謝東民意圖通過爬行逃出看管他的房間，“透過窗戶上密集的鐵絲網絡，他看到了發著幽藍之光的夜空，以及天邊幾顆微弱的星星，雖然都很模糊”。或許可以視為一種具有共通性的現象，《烏城在別處》《喧囂日》《大雪之夜》等小說里的男性主人公在經歷生活突圍的挫敗后，往往陷入某種介于現實與想象的模糊境地。這未必是李檣有意為之的寫作目標，但卻是“謝東民們”必然的結局走向。

至于《柔軟下來》中謝東民的“中年變法”，則是將好友崔燦的家庭變故作為重要的參照對象，從中完成對于自己現實處境（包括與家庭成員之間的相處模式與行為情感）的重新審視與反思。這似乎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雷蒙德·卡佛的小說《羽毛》，一個家庭（“觀看者”）從另一個家庭（“被觀看者”）的不堪與波折中汲取生活的動力，在近乎窺探的體察中獲得感知幸福的分寸感。而謝東民本人“中年變法”的要義則是使自己“柔軟下來”，如同謝東民身處的出版業整體狀況，在經歷某種難捱的寒冬后“進入相對平衡狀態”。他所改變的并非“法”，而是自己如何看待、處理男性進入中年之境所要面對的局限與騷動，并在此基礎上作出真誠的調整，拾起對于生活本身的敬畏之心。當謝東民能夠以全新而又具有“平衡狀態”的視角與心境去理解中年之“法”，他也因此獲得了重新與世界進行對話的可能性。這或許也是李檣小說集《喧囂日》帶給讀者們的某種啟發：在“謝東民們”將“無聊”視作對抗中年之境的生存策略的同時，他們之中的一個“分身”卻于“無聊”時常被忽視的暗面尋找到有關中年之“法”更為遼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