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當諾貝爾文學獎以“having created new poetic expressions within the great American songtradition”為由頒給鮑勃·迪倫時，音樂界和文學界都為之震動。諾貝爾文學獎肯定了《鮑勃·迪倫歌詞集(1961－2012)》的文學性，打破了人們對音樂這一藝術門類的印象與認知，提醒我們重新審視音樂與文學、社會、時代之間的關系，將現有的歌詞研究范疇進一步“去邊界化”，拓展當代“歌詞”指代的含義外圍。

從文體的角度來看，歌詞的形式本身就帶有詩的韻味；由旋律自然劃分的段落構成了歌詞的層級；反復或重復的音節在往復中富有強調與平衡的意味；最重要的節奏在行進中打破了鋪敘的平淡之感，往往給予歌詞意想不到的高光時刻，既可以是積累情緒的爆發，也可以是情緒的收束與安撫。同時，從文本的角度看，歌詞的內容或主題往往與當下大眾文化生活需求的新轉變以及社會話語場域中的新訴求緊密相關。在女性寫作受到關注的今天，我們也應注意到在音樂領域中女性創作的歌詞出現的變化，勘探當代流行歌曲中由女性創作的歌詞文本的現實價值與社會功用。

天生自信：

尋求改變的新世代

隨著音樂與古風、嘻哈、二次元、Cosplay、游戲等Z世代喜愛的流行文化相互碰撞，改變了原本一些音樂類型偏小眾化與圈子化的狀況，衍生出受Z世代追捧的多元化的“出圈”音樂作品，嘻哈音樂就是如此。對成長于新世代嘻哈音樂創作人而言，她們的文化背景、生活經驗、價值觀念與情感模式明顯與前輩音樂創作人不同，這些要素共同推動著歌曲文本中女性形象的轉變。

花木蘭的故事經歷了樂府、詩詞、小說、戲劇、電視劇、電影等多種藝術表現形式的演繹，由于對故事主題不同維度的強調，花木蘭的形象也不斷地被改變。出生于1998年的劉柏辛創作的《木蘭》與出生于1995年的毛衍七創作的作品《巾幗木蘭》相類似，都以現代的語言方式重新建構了花木蘭的故事,從其個人意識的角度塑造了睥睨一切的自信的“女性英雄”形象，傳遞出對女性價值的認同。歌詞中淡化了歷史性敘述中“代父從軍”“榮歸故里”等主要故事情節，延續了對“誰說女子不如男”論斷的批駁，著重刻畫的是在戰場上英勇殺敵的花木蘭，“孝道”“忠君”不再是歌詞主要傳達的主題或木蘭流露出的主要情感。她無視那些“還端著舊成見、舊觀念”的人們的性別偏見，不屑戰場中設置的性別障礙，用自身的實力證明女性也可以成為英雄。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首歌曲的情節展開是以花木蘭以被迫隱匿女性特征，對照男性英雄的行為標準作為前提的。實際上，文本中“木蘭”所追尋的并不是真正的女性自我的個體意識。但在毛衍七的另一首說唱作品《我的新衣》中，我們看到了真正的具有女性自我的個體意識的女性形象。

一直以來，女性與“衣服”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在男權的話語體系中，女性本身就被視作可以被男性隨時丟棄的衣服，女性也需要“衣服”來獲取男性的注意力進而取悅他們。在《我的新衣》的歌詞文本中，女性的精心打扮是為了自己每天不同的驚喜，“新一代女王出現\快點都給我讓開\我從來不搭眼看他們設下的障礙……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驚喜\穿我的穿我的新衣\從來不敷衍打扮的精心”，以“穿衣自由”這種細節化的心理訴求作為女性表達喜好取向與自我主張的突破口，在自由且不受制于世俗眼光的時尚態度下潛藏著自信張揚的女性性別意識，積極尋求著女性能夠自行掌控自己生活的每一種細小可能，進而不加偽裝地真實做自己。

批判社會現實的接力棒

女性嘻哈音樂唱作人創作的作品并不只局限于由流行文化天然附有的大眾娛樂或消遣功能，或是單純地表達個人的想法，也能以個人化的歌詞表述對社會現狀的體會與思考，接過了“新民謠”批判社會現實的接力棒，實現對于社會現實的介入，呈現出一個“當局者”對于所處世界的態度。而歌詞看似有限的篇幅，也為以社會事件或生活片段為細小切口，關聯起個人與世界的提供了另一種途徑。

由女性rapper葉曉粵參與作詞的《請保護那女孩》，從女性乘坐滴滴順風車遇害這一社會事件為原點延展開去，打破被侵害女性群體的沉默，也為女性受害者在案情曝光后遭遇社會輿論的二次傷害鳴不公。歌詞一開始就反諷“完美受害者論”，女孩的美麗與自我展示絕不是她們受到傷害的理由，“注意裙子不能穿得太短\要記得別化太精致的妝\時刻注意你的言行和打扮\不能喝醉不能回家回得太晚”，在這種一切悲劇的源頭在于女性不自愛的論調下，女性要救贖自己也只能依靠于自身。歌詞同時抨擊了社會輿論環境對女性困境的不以為意、對女性呼救的視而不見與對女性遭遇傷害后“鍵盤俠”對女性的惡意和不尊重的態度。越來越多的女性意識到社交媒體熱搜帶來的流量式的關注并不能真正地為女性解決問題，“就算聽到絕望呼喊\有幾個伸出援手\犯錯的永遠不知悔改\道歉也裝得惺惺作態\圍觀的習慣冷漠編排\憤怒的到最后也只能作罷”，所以她們更要為更多平凡普通的女性的困境真誠而熱烈地發聲，呼喚全社會關注女性的自由與安全，正如葉曉粵在談到創作初衷時所說：“如果不能安全地走在星空下，那教我們追逐星空又有什么意義？”

于貞在《說唱新世代》中現場演唱的《她和她和她的故事》也極具批判的意味。于貞用敘事拼接了三個女孩的生活片段，展現出各自生活困境的橫切面，有種撲面而來的親切感，能引起有相同遭遇女性的共鳴。歌詞一開始就直指諸多社會倫理標準對女性角色的規訓，想留長發擔心也只是藏在手術帽下的女醫生Lisa面臨著職業道德帶來的自我管束；一場重要會議中被痛經困擾的Rita只能用她心理上對父母預想人生設定的反抗來抵消生理疼痛；面試律所的女律師Lina面對著的是職場對女性的成見與不成文的規則，“她們說要小心以公謀私的惡意\男孩子氣不然被當成花瓶\問你婚姻你說從沒考慮\被排擠姐妹幫你出氣”。歌詞文本中真實的傳遞出現代城市女性工作中的窘迫經驗，再現現實生活中女性在職場上遭遇的種種不公。在這一文本中，職場公平仿佛是一種悖論，職業女性在職場中被期待著成為“去女性化特征”的存在，她們不能擁有長發、不能因為痛經影響工作、要男孩子氣。文本的最后于貞鼓勵女性依照自我的意愿，接納真實的自我，依照自我期待進行人生價值的找尋與實現，而不是被諸多條框束縛著被塑造成他者眼中完美的職場女性。

拒絕定義

與無限可能的“X”

2020年也被大眾媒體稱為“姐年”，“姐姐”是今年上半年當之無愧的熱詞之一。先有《三十而已》這部女性群像熱播劇，后有頗有話題性的綜藝節目《乘風破浪的姐姐》。無獨有偶，年初霸屏的選秀類節目《青春有你2》和《乘風破浪的姐姐》都是要為觀眾呈現“不定義”的女團。而《乘風破浪的姐姐》更是聚集了一群年齡在三十歲以上的姐姐，打破選秀節目中女性偶像年齡偏低的現狀，打造風格多樣、年齡跨度較大的“姐姐團”。這其實從側面折射出社會話語與流行文化中對于的女性態度的一種反省姿態——我們是否不自覺地以另一種隱秘的方式定義著女性，從而遮蔽了其人生的更多可能？而這種隱秘的定義方式可能是年齡、角色、或者生活方式，乃至于情感傾向。

在《乘風破浪的姐姐》的第一次公演中，寧靜、阿朵、袁詠琳三人合作了歌曲《蘭花草》，這一版的歌詞由唐恬改編，用女性感知世界的詞語來描寫女性顯得尤為動人：“風雪點過妝\歲月方留香\無需誰在旁\裙裳亦飄揚……那女子有著的樣子\美的放肆眼角帶刺\風霜雪雨都留在影子變成故事\不住在誰的花園\不再為誰剪花枝\闖浮世抱憾事念情詩\她自己決定 。”文本以女性的獨立的意識樹立起個人的價值立場，歌詞中的女性不再依附于誰而存在，她們無懼風雨，敢于屏蔽掉外界對女性年齡的爭議聲音，撕掉大眾觀念中對于女性年齡的刻板印象標簽。女性的年齡并不直接與女性在社會生活中應該扮演的角色相關，二十歲的青春雖然可貴，但三十歲也有肆意生活與廣闊天地，什么年齡該結婚成為妻子、什么年齡該生育成為母親，都不是一個帶入數值就能獲得結果的數學公式。一場重新發現女性價值“朝山中去”的探索之旅，寓示著女性無懼年齡的定義，歲月的沉淀與閱歷反而會賦予女性從容與自信的姿態，她們會建立起內心世界的秩序，勇敢而堅韌地專注自我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