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0年12月12日至14日，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第九屆代表大會暨2020年學術研討會在呼和浩特市開幕。此次年會由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內蒙古大學主辦，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承辦。會議為期3天，來自全國3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約240名學者線上線下齊聚一堂，就史詩學與口頭傳統研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跨學科與民間文學研究、中國現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等議題展開討論。

開幕式現場

開幕式由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黨委書記喬旺主持，內蒙古大學黨委書記朱炳文致歡迎辭，肯定了此次年會既是對我國少數民族文學領域學術交流的促進，同時也是參會者以文學研究的形式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共同團結奮斗”號召的具體行動。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院長魏永貴對學會的支持與信任表達了感謝，并簡要介紹了呼和浩特的歷史文化、發展現狀及學院的學科建設與辦學情況。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會長朝戈金發表講話，回顧了此次會議的籌辦情況，簡要總結了學會成立41年來的不平凡歷程以及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并向長期以來關心和支持學會的各級領導表示衷心的感謝，向為學會可持續發展付出辛勤勞動的歷屆顧問、會長、副會長以及全體理事致以崇高的敬意與謝意！

開幕式后，朝戈金作大會主題發言。他強調，近年來我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繁榮發展，取得了顯著成績。黨和政府長期關懷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和研究事業，長期以來，大家走出了一條田野調查與文本研究相結合的學術道路，并與國際學術前沿進行對話，學科涵蓋中國各少數民族口頭與書面文學研究、文學史、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以及資料學建設；中國史詩學在邁向國際的道路上卓有成效，并帶動了其他民間敘事研究；三大史詩作為中華民族偉大文化遺產，已進入國家話語層面。朝戈金會長對少數民族文學的教學、教材制訂編寫、學術研究推進路徑，文學基本觀念及方法的轉變、多重文化身份常態化的時代語境下的文學書寫等諸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與思考。最后，他強調少數民族文學學科的發展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前面的路還長，任務也格外艱巨，應當竭盡全力做好學術工作，不辜負這個偉大的時代。

第一分會場

寧梅（倫珠旺姆）（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梳理了各民族關于《格薩爾》的人物學說，認為《格薩爾》不是虛構的文學人物，也不是一個特定的歷史真實人物，而是以是多康鄧柯嶺倉家族先祖為原型，綜合中華民族歷史上的諸位王公、各個英雄的事跡，交融匯聚起來的“箭垛式的人物”，體現出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的獨有特征。

納張元（大理大學文學院）從收集整理、產生特點以及傳承保護等幾個方面介紹了彝族史詩《梅舊咪就》，認為作為一部畢摩史詩，《梅舊咪就》沒有受到其產生地點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變遷的影響，其具有獨特的交流機制、語言體系以及演述場景。在這部史詩傳承日益困難的今天，我們應正確認識《梅舊咪就》演述的神職人員，認識到搶救史詩的重要性，關注史詩的傳承保護。

羅文敏（汕頭大學文學院）對《格薩爾》與《伊利亞特》兩部史詩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由于敘事思維的不同導致了它們敘事風格的不同，《伊利亞特》重視敘事，強調時間思維；《格薩爾》重視抒情，強調空間思維。

秋喜（內蒙古民族大學）對1959年以來《格斯爾》的十余部漢譯版本進行研究，以口頭詩學、譯介學等學科理論和方法，闡述了不同漢譯版本的節譯或者編譯等內容的加工、翻譯的技巧、不同時期譯文本的傳播及其對格斯爾史詩研究的重要學術價值和意義。

高健（云南大學文學院）認為大馬散社區的司崗里演述主要可以區分為火塘邊的司崗里講述、“鬼林”里的司崗里念誦、“大房子”中的司崗里演唱三種存在形態，并在一定程度上分別對應著學界的神話、咒詩與史詩三種文類，并從演述場域、演述方式、演述篇幅、演述人、演述內容、演述價值幾個方面講述了司崗里口頭傳統，回答了為什么要唱司崗里的問題，認為唱神話（史詩）更全面地并富有意義地呈現了神話。

王艷（西北民族大學）認為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在口耳相傳、文本、小說、漫畫、廣播、電視劇、舞臺劇、網絡游戲、電影等多種媒介之間形成跨媒介敘事的互文，共同建構了多元共生的故事世界。

李穎（哈爾濱師范大學）主要從創作題材、形象特征以及藝術形式三個方面介紹了通古斯英雄史詩。認為從史詩的題裁上看，故事的母題主要集中在出征、征戰、娶親或復仇幾個母題上；從形象特征上看，史詩主要以孤獨出生與神奇成長的主人公、動物助手以及魔鬼幾類形象為代表；從藝術形式上看，史詩主要采取講唱結合的方式。同時，作者也揭示了通古斯史詩的不足之處。

白圖亞（內蒙古社科院教研處）對羅斯、蒙、藏、漢史詩傳說中的女性意象的文化象征意進行了比較研究，以此討論不同族群、不同文本、不同思維模式下形成文化的差異性。

楊杰宏（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舉例分析了我國少數民族口頭傳統存在的三種形態，提出當今民族民間文化生產存在的“格式化”弊端，借此引申出理想化的口頭傳統文本這一概念，論述了智能化文本的整理范式及其重要意義。

李國德（內蒙古科技大學包頭師范學院）探究了亞里士多德“戲劇化”的史詩觀問題，認為其對古典史詩理論價值重估及當下國內外史詩學研究有一定理論意義。

阿婧斯（內蒙古師范大學）對蒙古史詩《江格爾》的圖像表達情況展開了研究，舉例分析了當代《江格爾》的插圖、數據庫和動漫所采取的轉譯策略和各自的形式特點，以期拓寬對于《江格爾》的研究視野，從而助益于古老史詩的當代傳播。

都達啟·薩日娜（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以納·賽音朝克圖詩歌為例，通過分析當代詩歌與民間傳說雙向轉化現象，探究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的互動關系及各自的發展規律，認為其對建立民間集體創作與作家個人創作的新關系，繁榮文藝都具有深刻的意義。

汪立珍（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研究院）綜合近70年文獻研究與本人實地調查，對東北人口較少民族史詩與說唱文學的關系進行辨析，明晰作為經典學術話語的“伊馬堪”的內涵與外延與作為東北人口較少民族族群內部話語的史詩意蘊與敘事結構。

屈永仙（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通過對壯族史詩《布洛陀》與傣族史詩《巴塔麻嘎捧尚羅》的比較研究，分析得出兩部創世史詩在不同宗教背景下的異同點。

孟令法（重慶工商大學法學與社會學學院）以浙南畬族史詩“高皇歌”、祖圖長聯與“傳師學師”為例，闡釋了史詩圖像作為儀式用具的敘事特征，及其敘事內容對生活事件的映射。

周翔（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闡釋了壯族射日神話與壯族布洛陀文化相結合而形成的神祇與英雄的雙重敘事，這類少見的神話類型主要描寫布洛陀的神奇睿智，它對于本民族知識與文化價值的傳承及創造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體現了多重民族文化內涵。

王威（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基于J.L.奧斯汀的《如何以言行事》，論述了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對口頭傳統的重要影響。

郭麗潔（廣西桂林靈川縣融媒體中心）從達斡爾族人的民族身份以及民族民間文化記錄者的視角出發，努力創作出受大眾歡迎的、有生命力的作品，通過講好民族故事，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

陳滿達胡（內蒙古財經大學法學院）在對藏族文化研究的前提下，梳理《格薩爾》史詩的法學脈絡，不斷開掘藏族的法律文化及其內涵，以豐富中華法系多元文化。

阿布都外力·克熱木（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瑪納斯》研究中心）從口頭詩學的發展歷程及其翻譯引進中國的學習與運用過程來考察口頭詩學的中國化發展歷程，指出了帕里-洛德理論在應用中國多民族民間文學實例過程中的本土化過程。

王紅（廣西大學文學院）梳理并展示了密洛陀古歌中大量的疾病、醫藥書寫，疾病-醫療敘述中蘊含生活展演、神藥兩治、醫療人文等觀念，認為這些創作觀念對于當代民間文藝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民族醫藥的發展具有啟示意義。

吉差小明（西南民族大學）從口頭詩學視域下，研究彝族古歌的演述和傳承，探討口頭詩學對中國民族史詩傳承機制建立的作用的和影響，為民族史詩的傳承和口頭詩學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思路。

烏哈娜（北京大學）認為《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蒙古語族諸民族各類文本中與“創世者”“創世者的助手”“進化為宇宙的早期物質”等相關的母題存在共性與差異性，是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諸民族在語言、歷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變遷的見證。同時，各類文本及其異文都不僅限于講述單一情節和母題，多個文本復合性突出、靈活多變的母題和情節成為這些文本被廣泛接受和廣為流傳的重要因素，也是蒙古語族諸民族神話流傳至今，保持多樣性的內在動力。

海瑞（內蒙古師范大學）基于前人的研究經驗，認為蒙古史詩的隱喻基本可以分為三大類，即文本表層的隱喻、情節結構的隱喻與基于文化土壤的隱喻。

田夢（中央民族大學）結合田野調查的成果，以比較研究的視角分析達斡爾族 “鴻雁故事”與梁祝故事的異同及其背后的文化內涵。

王京（中國科學院）對1962-2020年間知網收錄的2236篇女媧相關研究文獻為基礎，采用文獻計量學方法，運用CiteSpaceⅤ軟件繪制知識圖譜，對發文量年度分布、變化趨勢、高頻關鍵詞、節點突發性等進行分析，提出了基于本研究數據的女媧研究熱點演進規律，并根據前沿問題的分期特點對女媧研究時期進行了劃分并對該研究方法的局限性進行了驗證與反思，提出了完善研究方法的建議。

奚利（云南大學）介紹了景頗族創世史詩《目瑙齋瓦》的演述場域，認為其發揮著構建民族認同，維系著社會秩序，調節人際關系的作用。通過創世史詩的吟誦以及儀式的實踐出入于歷史與現實之境，連接起過去與現在之流并最終將族群日常生活整合入民族文化的歷史進程中并不斷綿延下去。

王曼（中南民族大學）從同源共祖、一源多流以及多源合流三個方面論述了多民族神話與中華民族共同體間的聯系，認為中國各民族創造并傳承下來的神話生動而具體地再現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桑杰才讓（中央民族大學）主要討論了藏族民歌產生生態思想的原因與背景文化，認為藏族民歌是藏族生態思想的一個重要的文化載體，通過歌詞與曲調，藏族先民在如何處理人和大自然共存的問題上做出了表率，這對創建文明社會，推動可持續性文化旅游產業提供了具有重要價值與實踐意義的建議。

第二分會場

張晶（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闡述了遼金時期的文藝活動與作品在中國文藝及審美意識發展進程中有其獨特、重要的地位。指出作為具有同志地位的契丹、女真上層及士大夫的文化觀念，尤其是關于華夷關系方面的觀念變化，對于遼金時期的文藝有深刻的影響，也產生了諸多的審美質素，從而為中華美學增添了生機勃勃的活力。

郝青云（內蒙古民族大學文學院）認為元雜劇中的大團圓結局是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在元雜劇大團圓結局的改編過程中，出現的不合情理的“硬傷”，實際上是多民族文學和文化聚合過程中無法避免的矛盾和沖突。但基本價值觀的一致性，則使充滿矛盾的聚合走向了融合。

王素敏（包頭師范學院文學院）也對元雜劇中的大團圓結局做了詳細的論述。她認為，元雜劇大團圓這類劇情模式的形成，與蒙古族傳統的審美心理和思維方式有重要的關系，進而她把元雜劇大團圓結局的描寫方法總結為三類，并分別對它們做了詳細地分析。

于東新（內蒙古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重點評價了周雙利教授的致學品格與學術貢獻，他認為周雙利教授在學術研究中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章黃學派的“無征不信”，通過對薩都剌、楊景賢和貫云石等少數民族漢文作家細致全面的考察，認識到少數民族文人的“邊緣活力”對于中華審美內涵的擴充有著重要意義。周雙利教授不僅是內蒙古民族大學早期學科的領軍人物，也是構建“中華大文學史觀”、探索“中華文學多元一體”理論的重要學者。

韓麗霞（赤峰學院）對清朝鐵保輯《白山詩介》的編撰體例、材料來源、編選目的和編選標準等問題做了簡要的介紹。

王亞偉 （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論述了元代文人對“蓮社”故事的多種看法，總結出他們共同的目的是借古化今，移化不同群體之間的的交友之道、改善社會風氣，這提現了元代文人的歷史責任感與社會擔當。

周錦國（大理大學）介紹了明末清初白族著名作家何蔚文的戲劇創作重點評價了其5部作品的主要內容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并指出其在云南文學上的重要地位。

王滿特嘎（中央民族大學）對二十世紀20、30年代蒙古國的戲劇文學做了詳細地梳理、總結與概述，并認為20、30年代蒙古國戲劇文學的形成過程中分別受到了中國的戲院藝術以及前蘇聯戲劇文學的影響，進而他認為該話題對于深入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蒙古族戲劇文學的發生、發展以及相互影響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范子燁（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認為中國古典文學中的長嘯意象來源于我國北方游牧民族的喉音藝術，與北方草原的薩滿文化有密切的關系。道教和方術之士對草原呼麥藝術的吸納和轉化使之成為漢語文化系統中的長嘯。蘇軾對長嘯的文學書寫具有典范的意義，這一文學現象構成了一個頗具特色的文學個案。

米彥青（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以滿蒙八旗子弟詩作中對原鄉（蒙古地區或東北地區）的詩歌書寫為切入點，分析其中具有的對原鄉的疏離感。八旗子弟筆下的原鄉疏離感有其因果與呈現，是完整的文學事件，呈現的是中華各民族交融演進的一端，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書寫中極有意義的一環。

廖善維（廣西大學文學院）通過研究《嶠西詩抄》的版本流變、選詩取向與民族特色的論述，認為《嶠西詩抄》有著重要的存史意識與詩學追求。

高娃（內蒙古民族大學蒙古學學院）介紹了自己的選題原因和國內外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狀況，想要通過個案研究，對清史、滿族史和清代蒙古史中的一些問題稍作補充。

馬志英（北方民族大學）闡釋了國家與家國觀念的概念，選取了有代表性的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進行分析，認為他們受其所處地域環境的特殊性，在心理與情感上受到了云南的自然地理環境與社會文化環境的雙重影響，進而影響著他們地精神狀態與創作實踐，形成了其深重悠遠的家國情懷，成就了內容豐富的家國情懷書寫。

張麗杰（內蒙古師范大學文學院）通過梳理《蒙古王府本石頭記》中的女性品評，認為其有強烈的抒情性、純樸的真實性，體現了獨特的民族特性，有重要的承載價值。

黃燁（湖北工程學院）認為耶律楚材作為元朝少數民族文人的代表，在其詩歌創作中借鑒謠諺的現象，不僅反映了古代少數民族文人創作和民間創作之間的有機互動，還反映出古代民間文學批評史上對謠諺問題特征的深刻認識。

魏永貴（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對20世紀以來古代北方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進行了總體梳理，指出中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由最初關注北方少數民族詩歌的漢語創作逐漸轉向在多元文化視野統攝下的較為系統和全面的研究，研究內容得以拓寬，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得到了豐富和提升，邁向學科和學理性層次的研究趨勢已然形成。

陳博涵（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以趙孟頫和程鉅夫的文學作品為中心，對元初招賢政策與南方士人仕進關系做了深入細致地論述。他認為，對這一過程的探討，對深入了解元初士人文學創作的心態史，以及元代民族交融過程中多民族共同體形成的內在動因具有重要意義。

徐美恒（天津廣播電視大學、西藏民族大學）通過對藏族古代代表性小說的細致分析，認為相較藏族史詩和詩歌等文學樣式而言，藏族古代小說在宗教敘事層面具有獨特性，其中呈現了濃厚的宗教氛圍。

周逢琴（西南科技大學）對蒙古族詩人三多的生平、代表性作品及其藝術風格等展開了論述。通過比較三多和江西詩派詩歌的比較，認為江西詩派對三多詩歌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郭前孔（濟南大學文學院）介紹了鐵保文學家族，對鐵保文學家族的生成肌理和文學家族成員創作風格等問題做了整體把握。

劉雅君（云南民族大學）認為由于彝文古籍在內容上強烈的綜合性，使彝文古籍的文獻目錄分類與現代圖書分類學之間時常出現沖突。她通過對造成該問題的原因進行詳細的分析，認為可以依托完善的數字平臺建設解決彝文古籍的分類問題。

達日汗夫（蒙古國國立大學）根據俄羅斯著名蒙古學這波茲德耶夫的研究，參照理藩院檔冊等的記載，通過詳細的統計，對清末呼圖克圖·呼畢力罕的相關情況做了深入分析，并對呼圖克圖·呼畢力罕駐錫寺院對蒙古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做了細致地論述。

齊季在（內蒙古師范大學蒙古學學院）通過文獻考察和比較，初步考證了蒙古文抄本《陳賽金傳》的來源系漢族黃梅戲《羅帕記》。不過，她認為，雖然二者比較接近，不過由于還未窮盡相關材料，故而暫且還無法完全肯定其譯本來源。

圓圓（內蒙古師范大學蒙古學學院）通過對《聊齋志異》滿文譯本和蒙古文譯本的詳細梳理、比較和分析，認為《聊齋志異》的兩種蒙古文抄本之間沒有相互傳抄的可能，其中一本直接譯自滿文譯本，另一本則在以滿文抄本為底本的基礎上可能參考了漢文原著。

李薩出拉娜（內蒙古師范大學蒙古學學院）通過對蒙古文《施公案》與鼓詞《施公案》的主要人物形象、故事情節及其中的重點案件的比較和分析，她認為內蒙古圖書館所藏蒙古文《施公案》是施公案題材鼓詞《訪五虎》的蒙譯本，并且在翻譯過程中，也出現了增加、刪減和改寫等改編現象。

李珊珊（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通過對八旗駐防科舉制度的演進過程、科舉制度下駐防士子的濡化以及駐防旗人詩歌寫作的多維化等問題的深入探討，認為八旗駐防科舉制度對駐防旗人的文學創作的生成和延續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王璐（寧夏大學人文學院）對蔣湘南生平及其《七經樓文鈔》進行了系統地梳理，認為蔣湘南的開放治學精神及其經學致用的學術態度值得后人學習和借鑒，其詩文集也是研究少數民族文學的極具價值的參考資料。

方璐（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通過對《三驚奇》中展現的中心思想以及文本的重句、定格、和聲、押韻情況的分析，認為該文本對民間歌謠體有所吸收，顯示了作者鮮卑寶源作為虔誠佛教徒將佛思想世俗化的用心，反應了西夏文學的發展水平。

邵晨宇（廣西師范大學）分析了《師春》《丹》和漢代仙話中的復活故事，認為在先秦兩漢時期，“復活”母題的真實性和圣神性仍然存在，復活故事被用來強調社會道德和倫理規范，體現了先人對于死亡有著深刻的思考和對永生不死的渴望。

第三分會場

朱供羅（昆明學院昆明學院人文學院）選取臨滄傣文抄本古籍譯注本《唐僧取經》與漢族名著《西游記》故事作文本比較，認為兩種文本在主要情節與思想主題基本上是相似的，但是傣族文本中的描寫有著獨特的民族特色，部分情節與其文本形式與漢族“唐僧取經”故事存在差異。

馬克來克·玉買爾拜（新疆教育廳）探討了柯爾克孜族獨特的約隆歌文化，分別從演唱約隆歌時的飲食、服飾、技藝（歌手）、坐騎、習俗等方面展示出約隆歌自成體系的一套獨特文化系統，對國家對即將泯滅的約隆歌的搶救工作表示欣慰與感謝。

蔡蔚（中南民族大學）以哈尼族遷徙史詩《哈尼阿培聰坡坡》為切入視角，指出哈尼族在遷徙過程中的變與不變的兩個方面，在地理上表示為定居與遷徙，在文化上表現為固守傳統與革新創造，哈尼族獨特的民族精神便是在這樣動態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吳曉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對“黃帝四面”這一流傳千年的神話作出獨到的解釋，以天文、古音、文獻、民俗、出土文物等豐富的材料論證“黃帝四面”神話實際上是太陽在南北回歸線之間運動的神話表現形式，即太陽在春、秋分時運行到東西兩極，夏、冬至運行到北南兩極，除了“黃帝”神話以外，還論述了舜征四兇、舜耕歷山、舜死蒼梧、堯治天下等神話與天象或天文歷法之間的關系。

魏清光（西南民族大學）對比路易·艾黎所翻譯的《朗鯨布》與原文，發現英譯本中既存在對原文的偏離，也有對英語語言文化的偏離。對原文的偏離包括書名、物品名稱、思維方式、語域、歷史文化等方面，對英語語言文化的偏離包括英語文化符號、西方思維方式、書寫、語法等方面，通過對英譯本偏離手法和動機的分析以期對少數民族文學的對外譯介提供啟發和借鑒。

在討論環節中，納欽對吳曉東的“黃帝四面”論述提出了“如何看待炎黃子孫的傳統民族觀念”的問題。吳曉東以另一篇文章（《逐鹿之戰——一個曬鹽的故事》）分析了炎帝與蚩尤等人物形象的產生是太陽曬鹽的神話表現，并總結道學者求真的結果并不一定阻礙文化的傳承與身份認同。朱供羅提出舜的另一個與“四”相關的故事“網開一面”或“網開三面”同在場師生進行進一步的交流探討。吳曉東認為該故事與太陽運動是否相關還有待研究，但是該故事更直接體現出的是舜仁愛的品德，又因為舜的發音與順字相同，所以在很多地方舜也被當做是孝順的象征與孝子的代表，對于這種發音相同或字詞中存在關聯情況，吳曉東又舉了后羿、前羿；耶穌、耶嬸等例子，納欽也結合自己的田野經歷提供了耶律阿保機被地方民眾理解為“野驢阿保機”的例子，本場會議在大家的歡聲笑語中順利結束。

丹珍草（楊霞）（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認為格薩爾史詩一直是藏族當代作家文學創作的靈感源泉，已成為藏族當代文學豐富的再創作資源。說唱千年的格薩爾史詩經過世代傳承，在當代文學的現代語境中已然有了新的傳承形式與表達方式，三個作家，三個文本，三個神授藝人……作家筆下的格薩爾史詩又表現為一種現代性身份，“書寫中創作”與“演述中創編”，作家文本與民間敘事，彼此互文、疊合、雜糅產生的轉寫、改寫與創新效應，甚至現代性的修辭敘事策略，詩性語言與抒情傳統，延續著人們對古老民族史詩現代神話的想象與敘述。

王繼霞（內蒙古科技大學）認為現代回族報刊紅色歷史書寫具有鮮明的民族化大眾化特質。它針對現實進行思想動員，聚焦一線摹繪戰事動態，借鑒各種資源充實抗戰理論；它面向族裔內外建構廣泛的傳播鏈條，以多樣的文類和樸素的語言提升文藝的宣傳效應。這些實踐體現出極具思辨性、開放性、發展性的民族化、大眾化建設理念，有效弘揚了回族愛國主義傳統，增強了其與主流社會的溝通聯系，助力了抗戰救亡事業，提升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凝聚力。為此，梳理歷史，汲取經驗，以促進新時代文藝民族化大眾化建設，意義重大。

張歆（廊坊師范學院）認為1949—1966 年的少數民族文學話語在新的民族國家建構、發展社會主義文藝、民族識別的歷史語境中孕育、發展。少數民族文學問題自然被納入我國民族政策的總框架中，從民族文藝政策宣傳、文學刊物及出版社的選稿標準到文學批評，都一意構建和諧的中華多民族文學版圖。這一階段的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的電影改編作為“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 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為我們提供了多重維度的、充滿矛盾的文化景觀，是一種含有深刻的歷史必然性的文藝實踐。

孫恒存（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認為目前少數民族網絡文藝的海外傳播尚待加強，尚未形成“走出去”的自覺意識。少數民族網絡文藝傳播在網站建設與維護、社群引導與培育、譯介推廣與展銷、轉化“周邊”與產業、研究理論與實踐等問題上仍然存在不足和缺憾。為此，提升少數民族網絡文藝傳播力度需要完善少數民族網絡文藝網站的建設、引導少數民族網絡文藝社群活動、實施少數民族網絡文藝譯介工程、提高少數民族網絡文藝轉化的效益、加快少數民族網絡文藝研究的進度。

李瑛（云南師范大學）在各位專家發言之后進行了發言評議。李瑛認為當代民族文學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楊霞的發言以本民族的視角進行了深化研究，抓住了民族文學研究的精髓。該研究通過具體文本的解讀提出了民族文學傳統的當代價值、深度挖掘、多元化挖掘等問題，給了我們非常好的啟示。王繼霞的研究屬于當代文學史料學這一新興領域，展現了在文本研究之外，史料對文學研究的重要意義。王繼霞研究的紅色文化主題讓人耳目一新。張歆的研究中“話語實踐”的提法很好，電影劇本的創作具有特殊性，其話語實踐應該進行多元化的解讀。另外要注意多民族影像中“多民族”的界定。孫恒存的發言主要討論的少數民族網絡文藝傳播的三種途徑，是一個可以繼續發掘的新話題。李瑛認為當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語文學創作已經形成特有的“云南現象”，同時也是獨特的文學研究對象，特點鮮明，成績突出。同時對當代云南跨境民族作家母語文學創作的興起與發展、內容與形式、漢譯與分享、傳播與影響等成就進行了簡要的評價和總結。

劉為欽（中南民族大學）認為吳仕民先生的長篇小說《鐵網銅鉤》有著很強的民族意識。作品通過敘述鄱陽湖地區人民的抗日斗爭，表達了中華民族的國家意志；通過敘述趙、朱兩村的矛盾和沖突， 彰顯著作者對中華民族社會結構的認知與關切。充盈著民族意識的《鐵網銅鉤》是吳仕民先生多年來對民族工作深入思考的結果，是吳仕民先生民族工作理念的感性顯現。

畢海（中央民族大學）認為借由對童年記憶的重寫，對北京文化的重構，對“兒童文學”的重述，“京味”作家葉廣芩以成熟的敘事，質樸的情感，詩化的筆調，塑造了生動而鮮活“耗子丫丫”的形象，擴展了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藝術畫廊和美學形態，重建了古都北京的文化記憶，并在寫作實踐中創構一種有關童年書寫的回憶詩學，為當代文學尤其是當代中國兒童文學提供了重要的民族形式探索。

海曉紅（北方民族大學）認為木斧文學史料大致包括筆名史料、書信史料和詩文評論史料，這三類史料的整理研究發現，作家身份認知變化與作品主旨之間的關系，“文白之爭”與作家創作，“蜜蜂社”、《路和碑》與木斧之關系等是木斧研究中的疏漏。究其緣由，史料意識的匱乏引致搜集、整理資料不夠完善是關鍵原因，應當引起研究者的重視。

邱婧（廣東技術師范大學）強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少數民族漢語詩人在創作過程中糅合了國家話語、民俗資源和族裔經驗，其中“解放”、“階級”、“平等”的國家話語在創作中起到了指向作用；而此時作家文學和民間文學尚未有明確的學科分野，因此詩人汲取了大量的民俗資源，包括民間文藝改編，再加之地方性知識-族群經驗的運用，從而共同形成了共和國早期少數民族漢語詩歌的整體風格。

涂鴻（成都師范學院）認為中國西南區域少數民族詩人的寫作，由于其獨特的區域文化形態、地域性詩歌群落的構建、地方性經驗的抒寫、鄉土生態意識與文學觀的生成、真切的生命熱度的率真傳遞，使得西南區域少數民族詩人的寫作有其獨特的藝術呈現。當詩所表現的精神內涵處于一種深刻的矛盾之際，作為內容的載體——詩的藝術形式也將發生重大的變異，以擺脫它同樣深刻和備受矛盾折磨的命運。

丹珍草（楊霞）（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作了評議：李瑛的發言選題特別有意義。當代文學母語創作面臨的困境需要被進行歸納和分析。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的雙語作家值得被研究。劉為欽討論的小說《鐵網銅鉤》體現了民族國家意識，闡釋視角非常巧妙。關于漢族身份作家創作的問題討論很多年，見仁見智，隨著時代的更迭，也許會出現更科學客觀的結論。畢海對作家葉廣芩童年敘事和成長地的提法很有價值。對作家一定要了解其成長地，才能對其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作家成長背景甚至其家族背景的研究對我們研究作家作品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邱婧發言的視野開闊，進行了學術史的梳理。涂鴻的話題點到了少數民族詩人書寫精神家園的普遍性和共性。詩人精神書寫與其民族信仰有關，精神性的東西在生活中被處處感受到的話，才能夠深入到某種民族文化中去理解其精髓。海曉紅發言中將“史料”作為話題是很有價值的研究，文獻是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重要基礎，客觀的文獻歷史的考察是民族文學研究的重要手段。

第四分會場

田月梅（天津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認為在朝鮮半島現代詩人居留中國的“東北”書寫中，可以分為“土著型”詩人、“定居型”詩人、“居留型”詩人，這些詩人筆下的母性的原型空間、開拓的定居空間、書寫空間又體現出一定的生存與思想的空間特性。

羅紅流（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研究生）通過對韋杰三詩歌的分析，認為在其短暫的創作生涯中，他的詩歌在藝術精神上已鮮明地體現出了中國新詩的現代特質，是“五四”狂飆突進時代精神的集中體現。其作品在中國現代文學初創時期的特殊貢獻理應得到歷史的承認。

于敏（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闡釋了云南彝族詩人子空詩歌中所體現出的邊地之子的詩情、傳統與現代并存的詩藝、空容萬物的詩思。

烏蘭其木格（北方民族大學文傳學院）通過對第十二屆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五部獲獎散文集的細部觀察和探討，集中分析當代少數民族散文的創作理路及其存在的問題，力圖在中正平和的立場中思考當代少數民族散文的普遍性難題與可能性出路。

曲圣琪（南京財經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認為滿族作家葉廣芩筆下的家族長篇小說《采桑子》和《狀元媒》中的女性意識有一個逐漸強化的過程。更重要的是，這種女性意識與滿族獨特的婦女觀密切相連，體現出比《我們家族的女人》更為鮮明的“族性”。這與作者的家族背景和成長經歷是密切相關的。

阿洛秀英（西昌學院）通過對李納不同時期的作品剖析，探究隱含在文本之內的女性意識的發展及變化，認為李納的女性寫作經歷了從最初的關照現實、鮮有女性話題到革命年代與男權時代束縛下的女性意識，再到沖破革命時代與男權時代的壓抑，展現全新的女性意識的過程。

張春梅（江南大學人文學院）認為幾位哈薩克女作家的創作，在以現實為參照的意層面，實則已“破地域之殼”。認為“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關于“絲路文學”的暢想，內含著打破慣見和破界的努力，“民族文學”對于“中國文學”的意義也在于此。

卓瑪（青海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認為傳統詩學隱含著的陌生化的詩學思維方式，影響了藏族詩人對其漢語詩歌意象系統的構建。這一系統由客觀物象構成的意象系統和主觀心象構成的核心意象組成。這一大的意象系統的構建基本涵蓋了新時期以來藏族漢語詩歌的意象選擇，體現了其更多復雜和含混的意蘊。

田中元（包頭師范學院）：從生態美學角度研究瑪拉沁夫小說中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展現作家對草原民族的生態審視，積極探索民族文學的審美個性，對社會的人文關懷。

崔鶴松（中央民族大學）：金革小說中將朝鮮族社會中韓國勞務輸出、留守兒童出國被騙、農村問題等內化于文學作品中，為朝鮮族重新認識和審視自我提供思考。他呼吁朝鮮族回鄉生活，在漢族和朝鮮族文化融合中認同自我。

豐杰（湘潭大學）：辛亥革命語境下，作家老舍筆下的旗人形象清政府內部尋找原因，趙大年的創作完成了與漢族的融合后又進行民族尋根，葉廣芩則擺脫了辛亥革命影響，基于全球化語境對旗人形象構建并揭示人類共同的認同危機和對社會的反思。

崔美蘭（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從空間理論的角度出發，以中韓兩部代表性長篇小說廉想涉的《三代》和巴金的《家》中第一代空間結構為研究對象，探尋“里屋”和“廳堂”如何展示人物性格、心理空間變化及作者的意識與價值觀的變化。

張凡（石河子大學）：李娟與葉爾克希關注哈薩克族的當代生活，聚焦當下的新疆，反思現代新疆發展的文化，關注新疆阿勒泰地區哈薩克牧民的個人體驗和文化建構。兩位作家從時間差和代際體悟之別、時空維度下的鄉土情懷、文化視角下生命姿態等體現對阿勒泰生活的獨特理解。

趙雙花（濟寧大學）：沈從文是體驗型作家，親歷戰爭的生命體驗讓他進行了湘西的再創作，與其文藝觀與戰爭體驗、戰爭觀進行洽和。展示了自然和人事之中和人事內部的動靜關系，體現了沈從文希望進行一種文學的倫理承擔，追求文學恒久價值。

鐘進文（中央民族大學）：梳理近五年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各項成果，指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亟待解決的問題有：母語文學翻譯數量和研究成果偏少、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料整理和研究相對滯后、對少數民族影視和新媒體文學關注度不夠等。同時指出未來研究重點應放在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料整理、研究與數據庫建設，母語文學研究與翻譯、優秀文學作品影視化研究、研究資料匯編研究等方面。

劉東方（青島大學）：從現代中國文學的角度出發，提倡多關注民族國家概念、主流文學和少數民族文學交流的問題，構建中國文學和各民族文學的宏觀研究路徑。例如：從沈從文收集很多民間歌謠來探求湘西歌謠對沈從文新詩的題材、形式、主題和情趣來源產生哪些影響。

任淑媛（寧夏大學）：從自然的人情和人性與難以承受的生命之重、文化守成和現代性追求和審美景觀與可能的視域三個方面討論沈從文的《蕭蕭》和馬金蓮的《繡鴛鴦》中兩位女性人物在不同時代、不同背景、不同民族下相似的生存困境，試圖揭示一種現代生活的路徑和可能性。

余達忠（三明學院學報編輯）：從民族性與文學性的關系出發，探究出侗族的第三代作家（2000年以后開始創作的作家）例如：楊仕芳、石慶慧、楊芳蘭等，他們的作品相較于前兩代作家更注重文學性，表現出更多的文學自覺意識。而前兩代作家則在寫作中更注重民族使命感和責任感。

楊天舒（中央民族大學）：研究關注多民族交往地帶的“西北”內陸邊疆地區，如何被現代文學書寫建構為“現代中國”之表征。結合冰心、雷潔瓊、鄭振鐸、茅盾等現代作家在不同時期的文化考察等活動，研究其面臨西北在地化挑戰時，地方性、現代性、少數民族想象和多民族文化對其書寫的影響。

張羽華（長江師范學院）：新世紀木斧的詩歌結合童年記憶與現實生活進行審美關照，在新的話語空間中調節自身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民族認同關系，充實了七月派詩歌的創作價值，豐富了中國新詩多元化的藝術風格。

鄭秋雯（中央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認為阿來把童話與現實，傳統與現代，詩意與批判等不同的主題融合進《三只蟲草》的文本世界，讓讀者站在不同的視角對同一敘事文本產生多元的解讀空間，使得小說意義重生。

姜蕾（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認為在蒙古族90后作家渡瀾的小說中，人物、動物和植物等形象都具備了童話的象征意義。渡瀾通過自己豐富的內心世界和童年經驗，用看似魔幻、瑰奇的筆調描摹出兒童的視野場域。

荊煒琪（中央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認為文本邏輯的背后隱含著民族知識分子阿來在回憶與現實中行走之后，對政治文化、國家民族、漢藏關系的思考。在“兩種語言之間流浪”中思考嘉絨地區藏族文化溯源，結合自身經歷試圖尋找民族認同的記憶，完成其“我的心目當中沒有什么民族文學，就是文學”的創作理想。

杜嘉慧（廣東技術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認為內蒙古文學一直是少數民族文學的一支重要分支，去年剛滿 20 歲的渡瀾的橫空出世，標志著內蒙古文學的又一次新的突破，她獨特的風格，神秘的世界觀，讓她成為內蒙古文學的新力量。

趙志軍（蘭州大學現當代文學所研究生）認為張承志的特殊的教育經歷、多元的民族文化背景、豐富的海外漫游經歷以及在文體上的散文轉向，皆受到薩義德與亨廷頓的學說的影響。

李治甫（青海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通過“圓光鏡”這一道具，不僅為我們編織了情節的傳奇性，同時它也象征了心魂與民魂的主題。在找尋“圓光鏡”的過程中，不僅表現了對自然的崇拜，也揭示了人與自然的矛盾。

鄧紹平（青海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認為《神授魔嶺記》是一部史詩夾雜著現代因素，魔幻中交織著現實的作品，通過神授藝人的成長史，讓我們了解格薩爾王的故事。

姜周群（青海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論文《生態視閾下的<神授·魔嶺記>》中，以生態為視角，在文化與生態之間展開對話，又向外輻射出經濟、社會等其它維度的積極意義。

董研（青海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通過分析阿旺羅羅所具有的超人意志特征，表現現代人對于生命意志和自我超越的永恒追求。

王鈞毅（青海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通過泰勒《原始文化》中的萬物有靈論來分析《神授·魔嶺記》中的人與自然，展現梅卓的萬物有靈、互為依存的自然觀念，并對萬物有靈思想進行現代性的反思。

楊斯文（西藏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以雍措《凹村》，蕭紅《呼蘭河傳》為例》，認為在鄉土情結上，基于女性的身份和視角，她們二人又有諸多相似，作品中的懸空感和漂泊者的內心塑造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女性身上原始的生命力和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女性自身的成長在兩位作家的作品中也有可比較之處。

第五分會場

劉大先（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所）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有一個從政治一體化到文化多樣性、從文藝的“二為”方針到審美自足論、從集體共識到個人化敘事、從開放的多元到單向度的多元的發展趨勢，探討少數民族的主體變遷與認同建構，需要需要重申“我者”與“他者”的共在、共同理想與共同利益，在不同民族的書寫中建構一種重疊的、通約的價值觀，以辯證的歷史觀、清醒的現實感與理想主義的藍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

王鋒（寧夏大學島根大學國際聯合研究所）主要從審美特質入手，就我國多民族文學中愛國情懷與白先勇創作的主要美學特征進行分析，認為白先勇創作中的“民族特質”“時代觀念”“藝術追求”在審美層面價值頗高。

范云晶（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以當下作家對民族史詩的重述問題為核心論題，闡述了席慕蓉長詩《英雄組曲》中的“去詩意化”的詩性書寫、跨文體寫作的方式和現代個體主動介入姿態三方面書寫特點，反思席慕蓉對民族歷史的重審的深刻內涵與意義。

盧頑梅（西藏民族大學文學）認為阿來的小說創作是建立在普遍性基礎之上的本民族文化書寫，阿來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的成功，是阿來作為學者所具有的世界性眼光在文學書寫與表達中的體現。

王妍（內蒙古民族大學文傳學院）從“非在地”（中心城市）和“在地”（故鄉）的地域性所帶來的文化因子著手，探討了“山珍三部”中阿來的書寫角度，并闡釋了阿來對自然與自我以及生命、人性意義上的獨特認知。

張麗青（集寧師范學院）分析了當代蒙古草原景觀形成的現象及其原因，探討了草原空間在文學書寫中的三種不同形態——自然草原景觀（在地）、居游并置草原景觀（半在地）和新造草原景觀（非在地）的文化意義及其對蒙古族民族精神、文化的結構作用，表達了“居”空間對人類文明產生的重要作用。

錢文霞（北方民族大學）認為甘青人口較少民族當代文學的歷史敘事主要圍繞物質生活變遷、個人情感經歷、民族遷徙史三類敘事主題，并且闡釋了甘青人口較少民族當代文學對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表述、個人情感的文學呈現、族群歷史的現代重述既是一種積極主動的話語實踐方式，也是一種提出描述和命名的嘗試。

孫靜（內蒙古師范大學）結合版本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將把《草原霧》小說人物命運在不同版本中的“修改變遷”、作者的生活經歷以及相關的社會情況加以互文性閱讀，從而對《草原霧》的不同版本進行深度解讀，并嘗試為當代文學版本研究提供一個具有借鑒意義的新鮮個案。

羅宗宇（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以新中國第一部少數民族短篇小說選集《新生活的光輝（兄弟民族作家短篇小說合集）》為切入口，總結了選本對于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價值意義以及對后來選本產生的影響：一是總結了少數民族發展的階段性成果，二是促進了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的經典化，三是建構了少數民族文學選本產生的基本慣例。

朝魯孟其木格（內蒙古師范大學蒙古學學院）引入了蒙古族文學史上首支自覺成立的文學流派，即靈幻小說流派，總結出了“自然”空間意象的兩項敘事功能：一是空間作為推動整個情節的線索；二是空間對形象塑造起到烘托作用。

鄢冬（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提出了“文學草原”這一概念來對傳統“草原文學”進行補充和完善，他認為“文學草原”概念為文學創作提供了存在本身而不是方法論，而彌漫在“文學草原”之上，源自各個民族族群記憶的憂傷、孤獨、浪漫等內涵更精準的民族特質將與主流文學表達形成對話、交流和共鳴。

魏春春（西藏民族大學文學院）從西藏文學創作的話語形態為主要依據，將新時期以來到20世紀末的西藏文學分為了三種話語形態：一是接續革命歷史敘述的革命話語；二是展現個體心靈的帶有人本主義色彩的文學話語；三是展現在時代變遷的過程中西藏民眾生活方式的混雜性和多元性的平視西藏的話語探索。

王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從疫情期間紙質文獻查找困難為契機，描述了各學科數據庫建立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同時描述了數據庫現存的問題，并提出加強民族文學資料的收集工作；注重專題、特色庫的建設、推廣；制定合理通用的數據標準；以用戶為中心，實現檢索維度多樣化；加強合作，走聯合攻關之路；保障原始數據質量，建設數據庫評價體系。

韓春萍（長安大學人文學院）贊頌了紅柯作為漢民族文學作家三十年如一日地書寫西部邊疆的熱情，肯定了他對絲路沿線民族精神的吸納與表達。她認為如紅柯創作中古老的絲綢之路一旦被激活，沿線諸多民族的文化交融將提供給我們文化創新與復興的另一種可能性，也將為當下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提供寫作啟示。

夏維紅（大連外國語大學）認為少數民族文學作品譯介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有：譯介行為容易受阻；傳播與接受渠道狹窄；民族特色作品遭忽視；漢語中介語現象受到批評；讀者群體小眾。

蘭潔怡（南寧師范大學文學院）從陶麗群《母親的島》的文本分析入手，認為小說中表現了靜默與隱忍的民族心理、含蓄而克制的民族情感表達、憂傷中包含著希望的民族氣質，寫出了壯漢民族所共有的人類的疏離感與孤寂感的文化特性，對當代少數民族族文學與文化的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

圖爾蓀·克麥爾尼亞孜（北京大學）詳細講述了新疆女作家帕蒂古麗出生的混血村莊、所受的多元教育、離鄉的生活經歷對其文學創作所產生的影響。帕蒂古麗以新疆和多民族題材的作品充實了中國文學，展現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面貌，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感情和人文關懷的交流交融。

張濤（蘭州大學文學院）以其扎實的理論基礎論述了后殖民主義批評，并揭示了少數民族文學及批評使新時代建構多民族精神家園的重要理論，及這一理論中所存在的“對抗性”下的分離與內卷化危機，以及它所面對的失聲下的失重與游離雙重困境，從而指出在“筑牢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時代語境下，重新審視、建構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第六分會場

毛巧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以肖甘牛的搜集整理研究為例，闡明了民間文學通俗化實踐的背后涉及的復雜歷史語境，并進一步論析了這一實踐連接的不同文化生產模式、價值認同和文學想象。

梁昭（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副教授）以流傳于北方各民族之間的傳說《尼山薩滿》為例，展示了該傳說在電子游戲這一新的表現形式之下的傳承和傳播樣態，繼而他認為，電子媒介改變了文化在傳統社區中的傳播路徑，從而使文化在傳播過程中形成一種新的空間和社會組織形式。

包海青（內蒙古科技大學）依據系統論的研究方法，通過對蒙古族族源傳說進行分類，進一步闡述了該傳說的三重特征。最終，包海青認為，該傳說由民間產生，繼而又被賦予相應的政治意義。

付海鴻（重慶工商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以大文學觀念為論述起點，借用文學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闡述了蝴蝶泉景區中自然景觀與文化景觀重疊的文化現象。在此基礎上，他重申了生態文明背景下文化研究的新維度，即文學民族志研究法所要求的回到文學與文化現場、還原生活的實踐模式。

鐘魏蓮（內蒙古大學）以《紅白杜鵑花》《阿火與阿秀》和《咪依嚕》三個民間文學為個案，分析了杜鵑花所涵蓋的愛情、反抗和審美的三重意象，進而探究了“杜鵑花”在彝族民眾中所承載的文化意義以及社會、娛樂和心理調適等其他功能。

高荷紅（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所）圍繞以滿語呈現的民間文學樣式，主要臚列了四種形式：滿文、滿漢兼、漢中夾滿、漢文。就數量而言，四種形式以漢文為主。她認為，滿族說部、滿族民間故事、神話及其他文類中遺存有大量的滿語信息，值得學者進一步系統地輯錄和研究。

劉振偉（煙臺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以《狼毫的傳說》為例，分析了該傳說背后的多樣化來源。其中既包括本土固有敘事的重構，也涉及諸多外來的敘事。他通過對這一敘事進行論析，較為清晰地展現了民間敘事“生長”的印痕與途徑，以及絲綢之路在民間文學敘事的交融交匯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東主才讓（海西廣播電視臺）基于以藏族文化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在展示藏族本族民俗文化之時，也給觀眾提供一種更為輕松浪漫的方式來了解藏族文化。他認為，對這一類影視作品中民俗文化進來研究，能夠生發深遠而多元的文化意義。

黃中習（廣東金融學院）以賀大衛對壯文化典籍的民族志英譯為例，界定了民族志翻譯的含義，并從譯介學視角述及了民族志譯者的角色問題。他認為，民族志譯者要扮演源語研習者、文化收集者、文化解說員、文本制作者和深度翻譯者等五重角色，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做好民族志的研究與翻譯工作。

杰覺伊泓（西昌學院）以彝族鬼神故事《孜孜尼乍》為例，基于對該故事文本的解讀，從文學角度對故事情節、敘述內容，以及寫作技巧等方面進行了闡述，進而強調了《孜孜尼乍》的重要文學研究價值。

胡琳（四川大學2019級碩士研究生）通過分析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十個含有老鷹救助母題的洪水神話文本，認為該母題與彝族洪水神話中的竹草救助母題具有結構和功能上的一致性，并且在彝族洪水神話中存在過渡性文本，因此老鷹救助母題可能起源于竹草救助母題。

張多（云南大學文學院）通過回顧和評騭云南民間文學百年發展歷程，認為文本采錄和田野調查這兩種范式的融合與拓展是未來研究的重要方向，同時也提及了民間文藝在當代轉化的幾個新課題，如遺產化運動，創造性轉化等。

屈嘯宇（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以“方氏娘娘”傳說的兩個村際樣本組為例，分析了這則傳說村際敘事的結構差異。繼而他認為，這種差異與具體傳說中母題位變體對村域真實要素的語義指涉程度存在直接相關性，這一相關性背后是傳說對講述人“本村”話語訴求的實現。

雷曉臻（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以仫佬族花婆神話為例，認為神話的口述文本和實際民俗活動存在一定的對應關系。兩者同為整體，缺一不可。此外，他基于操作層面，認為有必要從文旅開發的視域，為民俗事項的傳承提供新的場域。

吾爾開西·阿布力孜（中央民族大學）以不同版本漢譯文獻中共有的兩首納瓦依格則勒為例，詳細探討了其中涉及的翻譯問題，進而提出相關的應對舉措。此外，他討論了以納瓦依作品為代表的漢譯所存在的普遍問題，如誤解原文、譯者察哈臺維吾爾語水平不高、對察哈臺維吾爾文學認識不夠深入等。

劉建波（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以流傳于云南省楚雄州高峰彝族地區的“三月三”節日為個案，通過對相關文獻的爬梳與解讀，論析了該節日的神話原型及其特征。在此基礎上，他基于更宏大的視角，分析了彝族“三月三”節日傳說中蘊含的價值和意義。

吳正彪（三峽大學民族學院）基于瑤族民間文學的體裁分類及其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定位，論析了瑤族民間文學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人類精神文明的建設中，何以找到科學的定位，及其在民族學、倫理學、紅色文化傳統教育、民俗學等各個方面蘊含的學術研究價值。

葛玲（中央民族大學）立足于赫哲族這一東北人口較少民族，通過解讀遷徙歌的文化內涵，思考族群內部是如何記憶歷史，如何通過展現民族文化進而加深族群記憶，以及在記憶歷史的過程中如何建構新的歷史。這一系列探討為理解民族文學口頭敘事中的記憶傳承機制進行了嘗試性分析。

蘇培（中央民族大學）以伊瑪堪名篇《香叟莫日根》為主要研究對象，圍繞文本中多次敘及的神靈、神鷹、神樹、薩滿儀式等四個主題詞，分析其在文本中出現的情節或位置，從而歸總出伊瑪堪蘊含的薩滿文化特征，并對赫哲族的薩滿文化作出更為細致的剖析。

石莉芬（中南民族大學）針對水族民歌中月亮這一特定意象的產生背景，對該意象的內容進行了深刻分析。同時，將諸多民歌的內容與民俗習慣進行勾連，闡析了月亮意象在水族民歌中傳達的重要意義及其蘊含的集體審美心理。

徐馳（北京大學）以世界著名的民間故事“魔法師與徒弟”為個案，依托語言學的組合與聚合關系，揭示了故事結構的變化規律和特點。同時，結合故事異文的情節結構，深刻闡析了故事異文的變異軌轍。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第九屆代表大會與閉幕式

12月14日上午，舉行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第九屆代表大會及閉幕式，代表大會分三個議程，首先由吳曉東作五年來的學會工作報告，總結了五年以來學會所取得的成績、經驗與不足，并通報了學會的財務管理、使用情況。其次是修改章程。吳曉東通報了學會按照民政部下發的文件要求所做的章程修改情況，并獲得了代表大會的通過。最后，湯曉青主持了大會選舉，選舉產生了新一屆的學會理事會。

代表大會結束之后，進入到閉幕式議程。

閉幕式由楊杰宏主持，朝戈金致詞。朝戈金對本次會議進行了總結，強調要把學習研究和闡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首要任務，繼續加強各民族文學的整體研究、專題研究和個案研究，更加自覺地把少數民族文學事業融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事業中。最后，朝戈金對主辦方、承辦方及志愿者團隊的周到服務表示了謝意，對為學會的發展做出貢獻的顧問、副會長及學會同仁們表示了衷心的感謝之情，追思了今年去世的原學會副會長尹虎彬研究員。

朝戈金通報了2021年學會學術研討會將于云南師范大學召開。

本次年會的籌辦，為來自全國90家單位的學者切磋學問、為新時代我國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文學的交流和滋養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個重要方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少數民族文學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少數民族文學工作者應圍繞黨對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重要精神，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反映人民群眾的利益，以人民為根基，弘揚好新時代主旋律，推進文藝作品高質量發展，開展前瞻性戰略性的研究，將中國特色與少數民族特色深度融合，為增強文化自信、傳承中華文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做出新的貢獻。

（開幕式由孟琳峰記錄整理，第一會場由奧日莎、王天舒整理，第二會場由曹揚洋、白存良整理，第三會場由楊劍、孫宇飛整理，第四會場由王彥、荊煒琪整理，第五分會場由楊艷茹、張柯欣整理，第六分會場由劉艷超、鄭曉涵整理，閉幕式由張歆整理。會議綜述最后由楊杰宏、劉玥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