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傳——磨難與輝煌》，[美]揚·斯瓦福德著，韓應潮譯，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20年2月出版，870頁，188.00元

今年是貝多芬誕生第二百五十周年，距離他去世也已經過去了將近二百年。盡管他毫無疑問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音樂家之一，但是兩個世紀以來，歷代的學者似乎從各個領域、各個角度做出了幾乎所有方面的理解與闡釋，那么在今天，為什么還要寫貝多芬傳？為什么還要不斷探索貝多芬的作品？我們更可以把這個問題的范圍拓展得更為廣泛：為什么還要不斷在學術上付出努力去解讀任何過往世代的偉大作品？

一個十分明顯的回答是，我們還在不時地發現新的草稿、信箋等等能夠拓展我們現有知識與文獻的資料——新的發現在西方近代音樂學、藝術史、思想史與歷史等領域的確經常出現，舉例說來，近至2011年還有一封貝多芬所寫的六頁長信在德國被發現。學術是人類對知識與觀點的不斷更新，今天我們所掌握的許多材料往往是前輩學人無從知曉的；而前人受到時代所限而提出的某些觀點也需要我們今天站在新的角度上進行修正。優秀的學術必須是一個揚棄的過程，不斷把錯誤的知識與不再恰當的觀點剔除，將值得重復的內容保留并加入新的信息、提出更加符合時代的思想與理念。

揚·斯瓦福德（Jan Swafford）的《貝多芬傳——磨難與輝煌》就是這樣一部貝多芬研究領域中的優秀著作，它于2014年出版并在今年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發行中譯本。梅納德·所羅門（Maynard Solomon）的《貝多芬傳》（1977年初版，最新的增訂版也已是將近二十年前）仍然主要致力于為貝多芬的一生還原一個真實的寫照，并成功地將許多史實與傳說區分開來，還解決了著名的“永恒的戀人”身份問題；而斯瓦福德的這部新貝多芬傳不僅整合了歷代學人發現并梳理出的可靠資料，更是進而讓讀者將關注點放在貝多芬這個生活過的、有血有肉的人身上，而不再是羅曼·羅蘭等作家所塑造出的那個純粹的浪漫主義英雄形象、那個“孤獨、痛苦而又不得志的理想主義藝術家”。從十九世紀初期開始，以E. T. A. 霍夫曼為領袖的德奧浪漫主義思想家、文學家與藝術家們為了發揚自身的觀點與訴求，選取了貝多芬的少部分作品進行悉心闡釋，從而將他打造成浪漫主義運動的偶像。但是如同斯瓦福德所說，“[沒]有誰的人生是為了被……‘闡釋’才存在的”，真實的貝多芬其實與憤世嫉俗、離群索居的浪漫主義藝術家形象相距甚遠。但是由于浪漫主義的敘事影響實在深遠，導致貝多芬的這個傳統形象一直在全世界愛樂者的心中根深蒂固，其直接的影響首先是大量的音樂普及讀物仍然主要參照舊有的浪漫主義觀念寫成，讓我們難以跳出這個固有印象去認識一個真正的貝多芬；其次則是我們今天的音樂圖景中仍然只有貝多芬的少數作品，廣大聽眾很難在音樂廳或媒體的明顯位置接觸到大量的其它優秀作品。

而斯瓦福德的這部新的傳記對愛樂者來說是一個極好的契機，跟隨作者的筆觸，我們能夠沿著貝多芬的生活軌跡看到他在具體的生活、人際、創作等問題上如何抉擇，通讀之后相信每位讀者心中都會構建起一個立體的作曲家形象——他與我們每個人一樣，是完全獨特的，他的一生無法被重復，也無法被任何刻板印象或浪漫主義的意識形態所歸類。貝多芬并不是道德模范，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本書的全局視野為我們綜合提供了大量有關貝多芬不為人知的事情，書中告訴我們，他愛財、酗酒、待人的方式往往扭曲，但卻又真誠、堅強、樂觀：他是人性的，簡直太人性的。

當然，貝多芬的音樂才是這部貝多芬傳記的主體，對于任何熱愛音樂的讀者來說，對貝多芬的一生產生興趣甚至是親近之心，都是因為他筆下的那些音樂作品為自己帶來過感動與力量。通過傳記來配合、引導自己對這些音樂作品的聆聽，其優點是，傳記能夠將音樂、時代與作曲家的心路歷程結合在一起，形成絕妙的復調。舉例說來，在寫到1802年貝多芬在海利根施塔特的那次“以他生命中最痛苦的時刻為高潮的名義上的休假”時，斯瓦福德對貝多芬的心理分析堪稱絕妙。在此時，貝多芬已經必須面對自己的聽力不斷惡化最終定將完全失聰的現實，內心之中對這個現實的各種防御機制也已經全部垮塌，于是，他寫下了“海利根施塔特遺囑”。在解讀這篇著名的文獻時，斯瓦福德指出了貝多芬的內心是如何因絕望和苦痛而反倒充滿明晰與深刻，并且明白“從此開始，不抱希望，乃至恐懼，沒有歡樂，僅僅是生活和工作下去也需要他成為英雄……但在信中貝多芬也發誓為他的藝術，伴隨著痛苦生活下去，他一直遵守著這樣的誓言”。確實，這份所謂的“遺囑”并非絕望中對命運的投降，而其實是肯定生命，戰勝絕望的宣言。更重要的是，斯瓦福德為讀者講解了這個階段的思想如何地改變并塑造了后來的貝多芬：“這封信后來成了他一直保存在身邊的護身符之一，而且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件。其它都是他過去愛情的紀念品，而這封信則是他生命中失去的歡樂的紀念。很可能后來他常常將信從桌子深處取出，打開，重讀，以提醒自己如何、為何解決人生問題，以及他在創作出自己真正的作品之前有多么接近死亡。”至于浴火重生后，貝多芬的自我身份認同、生活重心的轉變，以及創作中的“新路”，斯瓦福德不僅指出了各自的必然性，還以“復調”的形式讓這幾個層面相互補充，融為對貝多芬創作、生活與時代的整體認識——當然，對于貝多芬的整個生涯，斯瓦福德在本書中都是這樣做的。通過詳實的資料與史實，斯瓦福德還有力地說明了他個人對貝多芬“英雄時期”創作起點所提出的新看法，他認為并不該以“海利根施塔特遺囑”當作分水嶺，其實“英雄時期”的開始要更早一些。通過閱讀本書的這一部分，我們明白了貝多芬思想與創作方向的轉變并不是在那幾個生死掙扎的日子中突然誕生的，所謂的“貝多芬1802年危機”，其實時間跨度比我們通常所想的要長得多，也正因為此，貝多芬在各方面的轉變才是如此必然且成熟，由此而誕生的作品才會如此杰出。而后，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向“英雄交響曲”。從音樂學的角度來看，斯瓦福德對這部作品（以及貝多芬的絕大多數主要作品）的釋讀十分成功，盡管傳記體例的作品并不允許弗洛若斯（Constantin Floros）那樣細致入微的長篇分析，但是斯瓦福德讓自己運用了最近二三十年的學術成果，從貝多芬筆記本上的草稿出發，逐步進入貝多芬的構思過程，作品的主要樂思，乃至全曲的整體構架。最難能可貴的是，跟隨斯瓦福德的指引，最為適合普通的愛樂者接觸并熟悉作品，因為書中并沒有佶屈聱牙的術語堆砌，而是重建起貝多芬在創作中從無到有、從小及大的思路，并且指出音樂中最為獨特之處——也就是聆聽中最需注意之處。所以，從音樂分析的角度來說，本書既是最具時效性學術成果的總結與凝練，更是適合普通愛樂者，讓我們感受到：好的學術從來都是可以接近且妙趣橫生的。

海利根斯塔特鄉村風景

雖然斯瓦福德將更多筆墨灌注于貝多芬最為重要的“英雄”“命運”“拉蘇莫夫斯基四重奏”“莊嚴彌撒”“合唱”這些里程碑作品，但是他為其它作品也做了不少介紹，足以帶領讀者發現、關注并享受那一部部可能并不算非常流行的作品。在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的今天，無論學者還是愛樂者都需要明白，“扼住命運的咽喉”或“四海之內皆兄弟”雖然的確是貝多芬作品中的核心思想，但卻遠不是他通過音樂想要表達的全部內容。斯瓦福德指出，“在帶作品編號的作品中沒有練習之作”，而他也確實認真地對待了貝多芬每一部有編號的作品。比如貝多芬所出版的第一套鋼琴奏鳴曲（作品2）中往往被忽視的第二首（A大調），斯瓦福德指出首樂章的最突出特點是各個樂段之間的對比，“……這些音型，以及它們活躍、燦爛地對置的傾向，成為奏鳴曲之后的主要特征。但貝多芬馬上大膽地轉向：E小調的第二主題令音樂變得緊張，好像突然出現矛盾，洶涌的激情——浪漫主義。因此他在A大調奏鳴曲中的敘述方式是以歡樂定期被突然的焦慮或憂郁打斷為特征的。奏鳴曲中充滿了對比。這對比在第一樂章的結尾非常突出，音樂一開始響亮而堅定，突然沉入柔弱和模糊的終止……”相信讀過這樣的描述，即使不熟悉這部作品的讀者也會禁不住找來聽一聽，并跟隨斯瓦福德的講解來深入其內核。隨后，斯瓦福德以這部作品為基礎，總結出貝多芬早期作品的標志：表現力、戲劇性、獨特的音響與情感世界，并且“在繪制音畫時非常精確地表現心理”。

斯瓦福德并沒有像大多數貝多芬傳記的作者那樣，忽略這些“次要的”作品，而是既沒有犧牲“精”，還保證了“全”，因而這部傳記能幫助我們真正貼近這個音樂史上最深厚、最多彩的靈魂，幫助我們更多地傾聽他的聲音。也許在閱讀本書之時，我們可能會從一首幾乎從來無人談及的作品里，在那最偶然而又幸福的時刻，感受到他的機智風趣、安閑恬靜或溫暖柔情，在心靈中與他獲得親密且又獨特的連接。

無論風格為古典還是流行，體裁為爵士、搖滾、民謠、輕音樂抑或金屬，我們音樂文化的基礎語言都是調性和聲體系，而貝多芬的音樂則是這套體系形成與鞏固中的核心作品，所以只要是對音樂感興趣的讀者，在對貝多芬其人與其音樂作品有了更新、更精確的了解之后都會獲益匪淺。

對于普通的音樂愛好者與音樂學界來說，本書的出版都是一大幸事。由于時代的不同，我們在面對經典作品時所提出的問題與前人是不同的，而這也就決定了我們從作品中能夠不斷發掘出新的含義、找到新的啟示，所以，對經典的闡釋必須隨著時代和思想的變化而發展；新的研究成果更為貼近當前的人們，同時還會有效吸取歷代的論著，拋棄與時代不符或是已經被證偽的內容與觀點，做到更為成熟且全面。就音樂類圖書的翻譯與引介來說，斯瓦福德的《貝多芬傳》是國內能看到的少數真正的新成果之一，不僅能讓讀者從一個客觀且并無先入為主之觀點的角度來真正認識貝多芬，更是收納整理了最新而且極為全面的相關史料與觀點，相信專業與非專業的讀者都能被本書激起充分的好奇心，開始扎實有力地探索并認識音樂史上更多的偉大人物與經典作品。同時以本書為榜樣，我希望國內出版界在引進音樂類圖書時能夠開始更多地關注最新的成果，而非僅僅考慮圖書的名氣（因為名望的積累常常需要多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