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多樣、規模不定、等級有別的各種文學會議既是當代文學的鮮活內容，也是中國文壇的特有制度。它們包括舉國模式的文代會與作代會、文學專題研討會、文學評獎會、作品討論會、內部學習等。這些會議各司其職，同時又互相補充，它們建構起來的會議體系，成為引導當代文學生成與嬗變的“隱形之手”。對處于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學創作而言，這些會議對“優秀作品”的認定，以及賦予獲獎作家豐厚的資本，雖說不能完全起到確立標桿或引領創作的效應，但或多或少會對作家的創作行為產生作用。因此，在中國當代文壇，文學會議的功能與影響不容小覷，甚至可以說，中國當代文學史也近乎于一部當代文學會議史。

發掘歷史影響 拓展研究空間

學界對當代文學會議的論述，大致始于20世紀80年代個別文學史著述。如《中國當代文學》（王慶生）、《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朱寨）等，均設有專門章節談及文學會議。他們的論述大多聚焦于會議過程和內容的梳理，及對其文學史價值作出評判。這些最初的研究文字雖不乏“籠統”之感，但對當代文學會議的學術史而言，無疑具有重要的開啟意義。它使當代文學會議不再僅僅是“我國文藝運動從此進入了一個新歷史時期”“為繁榮新時期的文藝起了重大作用”等幾句話可以概括的文學事件，而開始成為研究者可以進行具體解讀的研究對象。

20世紀90年代以降，隨著學術思維的拓展與文學“外部研究”的重啟，當代文學會議受到學界更多關注。文學史家對文學會議重要性的認知進一步深化，文學史敘述中會議的篇幅也越來越大。與此同時，單獨研究文學會議的成果開始陸續出現。這里面既包括一系列業已面世的理論性成果，也包括一些至今尚未公開發表的博士學位論文。慢慢地，學界開始出現了一支匯集老中青三代學者的文學會議研究隊伍，主要人物有洪子誠、程光煒、李潔非、王本朝、黃發有、鄭納新、王秀濤、潘娜、張霖、鄧小琴、吳自強、胡慧翼、王廣鋒、徐玉松、肖進等。近些年來，隨著當代文學研究“史學化”趨勢的日漸濃厚，有關文學會議的各種史料被不斷發掘與出版。這些史料有的出自當事人當時的親筆記錄，有的是他們事后對會議的回憶或追述，有的則是后來者整理出版的會議內部資料以及對資料的解讀。而劉錫誠、徐慶全、陳徒手、陳為人、黎之、袁鷹、涂光群、束沛德等一批文藝工作者先后推出的部分紀實性文獻，也為當代文學會議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鮮活的內容或史料線索。

整體而言，目前有關當代文學會議的研究主要體現為兩個維度。一是對文學會議報以文學史的眼光，注重發掘文學會議之于文學史分期、文學格局重組、文學創作轉型等的復雜影響。這種成果體現著研究者對當代文學會議史學價值的深切認同，在對會議的背景、內容和形式等進行細致研究的過程中，揭示文學會議與文學流變之間的邏輯關系。這種研究為當代文學史的敘述提供了文學會議的視角，同時也為我們理解不同時期文壇的諸多現象開啟了一種新的思維。二是將某些文學會議本身作為研究對象，對會議的某個具體問題作出專門考察。這種研究源于學者對該文學會議本身重要性的認知，以及對其學術價值與研究空間的發現。“知識考古”是該類文學會議研究的常見范式，鮮活的“現場呈現”是其亮點。研究者在對大量史料的搜集、甄別、勾連與分析之中，打破了一些我們耳熟能詳的概念或知識，提醒我們關注會議本身的復雜性及重要性。

然而，受資料的稀缺零散以及話語場的錯綜交織等因素的制約，目前學界關于當代文學會議的研究總體而言仍不夠活躍和突出，不僅頗具規模的研究格局尚未形成，更重要的是富有學術史價值的研究成果并不豐富。具體來說，它大致存在以下幾個問題。一是“敘述”的成分遠遠大于“研究”的內涵。不少相關研究把文學會議作為一個有情節的事件加以敘述，而未把它切實當作一個有價值的對象加以研究。史料往往被作為單純的故事鏈條納入事件的敘述之中，而對之缺乏必要的意義甄別與學術開發。故事元素多于理論探究、歷史性概述大于現實性發現、現象化處理勝于問題發掘，這是文學會議研究中經常出現的問題。二是研究活動仍處于某種“零碎”狀態。現有研究往往針對會議某一具體的組織環節或理論問題而發，大都屬于會議的局部研究，且研究活動也多各自為政，彼此間缺乏對話與協作，它需要“換代升級”，以避免文學會議研究的雷同性與學術創新的踟躕不前。三是研究的視野與層次尚欠豐富。現有的會議研究多囿于文學史視野，頗為單一的切入視角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學會議本身所具有的其他信息，降低了其包孕的學術含量。與此同時，目前學界對第一次文代會、第四次文代會、第四次作代會等大型文學會議多有用力，而對一些小型的但同樣意義重大的文學會議，則缺乏應有的關注。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文學會議研究的立體化與多元化。

融合思想與史料 貫穿歷史與當下

鑒于上述原因，筆者認為，未來當代文學會議研究可以從以下方面做一些嘗試。

一是關于當代文學會議的“本體性理論闡述”，即正面回答中國當代文學會議“是什么”的問題。這種理論闡述的目標是努力搭建一個囊括身份、性質、功能、組件、歷史等多個元素在內的文學會議知識體系，形成一套相對完整的關于中國當代文學會議制度性表述的理論話語。這方面的研究既要對當代文學會議作定格分析，將其沉潛下來的某些普遍化、本質性的東西加以提取與闡發，也要用一種發展的眼光，考察新中國成立前我們黨領導左翼文學和解放區文學過程中組織召開的各類文學會議，對文學會議從現代到當代的制度化進程作出動態爬梳；既要深入會議內部，對其各種要素作微觀的“切片觀察”，發現其肌理構成與存在邏輯，也要將文學會議擺在國家發展的坐標體系之中，對其進行宏觀的觀照與分析，從而生成多維、系統的中國當代文學會議的知識與理論圖景。

二是關于當代文學會議的“文學生成論”，即考察文學會議“怎樣具體影響了文學創作”的問題。這種研究側重于實踐分析，其關鍵點則在于對文學會議與文學創作之間互動機制的發掘及其重要關聯點的捕捉。既探討當代文學創作在觀念與方法層面上的“會議因素”，也挖掘文學會議對當代文學的生存境遇及發展演進的深層次關系；既考察會議的某些環節是如何具體轉化為創作實踐的，也聯系當代文學體制的特性對這種轉化作出制度性闡釋。文學會議與當代文學方向、形態等的生成，文學會議與當代文學秩序的建構，文學會議與中國當代文學生產方式的確立，文學會議與當代文學生產力的釋放等，是這部分研究可能的方面。這一研究聯結表象與內里、歷史與當下，通過對兩者之間幾組互動關系的動態闡發，厘清當代文學會議在“文學生成”方面的運作機制。

三是關于當代文學會議的“個案研究”，即深入發掘部分重要文學會議的特殊性及其學術內涵。這種研究可在兩個方面嘗試做些拓展：一方面，對屢被文學史提及的重大文學會議（如第一次文代會、第四次文代會等），可以規避當下零打細敲式的做法，通過全方位考察會議的醞釀發起、代表產生、基調確定、報告（《祝詞》）起草、大會選舉、宣傳報道、精神落實以及文壇影響等各個環節，開展一種全景式和系統化的專門研究，以充分呈現這些會議的學術價值。另一方面，對某些散落在歷史河床中的專題性文學會議，需要我們進行打撈與照亮。這些會議在當時或引發了文壇的某種觀念、現象與運動，或左右著一些作家的創作傾向，值得細細解讀。這種研究兼及史料鉤沉與理論闡析，既需要我們經由材料回溯、充實這些會議現場，也需要我們運用“聯系”的眼光，揭示其被世人通常忽略的文壇效應乃至社會影響。個案研究的日漸豐富，也能讓我們在比照中進一步看清當代文學會議的歷史承襲與發展變革。

總之，作為當代文壇的重要元素，文學會議的研究需要學界更多的投入，也亟待形成敦厚而富有個性的學術品格。這種品格應包括思想與史料的融合、理論與實證的統一、整體與細部的并進、歷史與當下的貫穿等元素。惟其如此，有關中國當代文學會議的研究才可能兼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與較強的現實意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當代文學會議研究”（12BZW11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